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的兴起\危机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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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出口主义；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国家转型；东亚；杰索普

[摘要]新古典主义理论和发展型国家理论，是东亚奇迹及其危机的两种主流解释理论。当代著名学者杰索普指出，这两种解释理论都预设了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对立。发展型国家理论的解释贴近于东亚现实，但更需要被超越。在重新阐明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之后，杰索普将东亚奇迹的动力机制概括为出口主义积累策略与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并批判地分析了它们的兴起、特征、危机与转型。杰索普关于东亚奇迹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我们重新思考国家角色及当代中国的国家转型提供了借鉴与启示意义。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5－0028－08

20世纪80、90年代，“东亚奇迹”引发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形成了许多的解释理论和分析范式，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市场中心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和“国家主义的发展型国家理论”。长期以来，二者总是处于互相质疑和批判当中。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一场“超越发展型国家”的热烈讨论。国家在东亚发展模式中的角色尽管得到了重新审视，但国家与市场的二元论仍持续主导着主流的争论。

比较而言，因对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转型的独到分析而蜚声于欧美政治经济学界的当代英国著名学者杰索普，关于东亚奇迹的动力机制及其危机与转型的解释和分析则更具合理性。在杰索普看来，经济奇迹时代的东亚新兴工业国可以归纳为“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他批判地分析了这种国家类型的特征及随后的危机原因，并揭示出这种国家类型的未来走向。杰索普对“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的分析，或许可以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有关中国国家转型的讨论提供有益的理论资源。

一、东亚奇迹及其危机的解释：新古典主义和发展型国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东亚奇迹”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认同，东西方学者试图对东亚的政治经济发展及其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和解释，形成了许多互相竞争的解释理论，其中尤以新古典主义理论与发展型国家理论最具影响力。

市场中心的新古典主义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新古典主义成为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第一代理论，并在其内部形成了两种观点。第一种是“自由市场论”。它将东亚经济成就的动力解释为“私人和民营企业对相当自由的没有价格扭曲的要素市场所提供的机会作出积极的反映，并采取行动和努力的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干预是不存在的”。第二种是“模拟自由市场论”。一些新古典主义学者指出，由于东亚国家先天缺少一个类似于西方工业社会的市场体制，因此政府主导建立一个现代市场体制就是必要的，但这种必要性应当是非常有限的。

总的来说，在新古典主义看来，国家只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一种消极工具，如果说东亚后发国家需要由国家来培育或模拟一个现代市场体制是不得已的话，那么在这样一种市场体制建立起来后，就应该遵循完全的市场自由化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去调节化。

国家主义的发展型国家理论。新古典主义的解释似乎并不符合东亚新兴工业国的现实情况，由此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批评。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逐渐形成了一种“发展型国家理论”，认为高度自主和强有力的国家是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动力：(1)以发展为优先目标，由国家主导工业政策。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工业政策培养出某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并尽量排除这些产业的潜在国内竞争，而其他产业或部门则被抛入无情的市场竞争之中。(2)自主的、有效的威权主义官僚机构。威权主义的官僚精英及其国家机器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在经济发展上发挥着重要的组织者和主导者的作用，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国家计划推动着经济增长。(3)密切的公私合营或政商合作。国家把企业家、劳动者和政府置于共同的合作计划之下，严密控制私人领域的经济活动，并且积极推动大财团和大企业集团的形成。

一些乐观的学者认为，发展型国家范式对“由主流经济学家以及流行的商业传媒所支持的自由放任神话提供了一味解毒剂”。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发展型国家的神话。新古典主义批评发展型国家过度的政府干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腐败、政商勾结，是金融(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学者们则认为，危机的根源正是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面前放松了国家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投资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去调节化。杰索普指出，在西方社会科学关于“国家一市场一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分析范式下，长期存在着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对立观点，这常常体现为哈耶克与凯恩斯、弗里德曼与加尔布雷思式的争论，关于东亚奇迹的新古典主义与发展型国家理论之间的论争只是其变种。

市场论者认为，“一种自主发挥作用的市场经济产生了经济与技术进步、资源的有效利用与以社会流动和政治自由为特征的社会，并导致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的扩张超越其最小的(公共产品)功能(如防务和公共秩序)则损害了资源的有效利用，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还约束了社会流动，并最终限制了政治自由。”国家论者则认为，市场失灵不可避免，由此要求扩大国家干预和政府的经济职能，一个积极的、明智的、具有计划理性的、高效的政府能够识别和纠正市场失灵，从而能够指导市场和经济的有序发展，由国家主导的再分配政策也有助于维系社会稳定和实现社会公平。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回归国家”学派，则走向了国家主义的极端。他们将国家视为具有绝对自主性的独立力量，“经济官僚可以按照国家长远发展目标制定出合理的发展计划和战略，并能够使其得到贯彻执行”。对于东亚新兴工业国的国家管理者而言，国家主义的发展模式显然更受欢迎。

在杰索普看来，发展型国家理论比新古典主义的解释更为现实，“如果说早期工业化的西方经济走的是市场中心的增长路径，那么后发的工业化东亚经济体走的正是国家主义的增长路径”。但它一方面把国家及其官僚精英的能力过分夸大了，另一方面又人为地扩大了国家与市场的对立。

由此，杰索普认为对东亚奇迹的动力及其危机给出一个更具合理性的解释，首先必须厘清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于资本积累来说，市场与国家都是必要的功能条件。单独的市场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体系，相反它依赖于在社会结构中形成的、由一些制度化的调节方式塑造的积累体制，国家正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借助国家的调节，可以保障资本积累所需的关键性外部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限制经济与政治竞争、阶级斗争产生的多样化影响，以及因经济危机与市场失灵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是一个独立运作的力量，国家干预也同样需要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些制度、组织和活动者的中介来调节自身的干预行为。总之，资本积累是否成功取决于市场机制、国家干预和社会

关系网络的共同作用，快速的经济增长则表明三者的历史契合形成了某种结构化的动力机制。

在此基础上，杰索普认为可以将发展型国家理论的一些精辟见解，整合到对东亚经济体的积累体制、调节方式和治理模式的整体性分析之中。在杰索普看来，东亚新兴工业国可以抽象地概念化为“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这种国家类型的形成对应于东亚经济体实行的“出口主义”积累策略。

二、出口主义与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的兴起与特征

在杰索普之前，调节理论学派的利皮茨、博耶尔曾对东亚的积累体制作出过杰出的分析。他们称之为“原始泰勒主义+边缘福特主义”：(1)工业化程度低，生产技术依靠进口；(2)“血汗制度”，缺乏社会保障；(3)生产以出口为导向，利润用于再投资；(4)工人工资低，产品被欧美消费市场吸纳。欧洲和北美是“中心福特主义”，而包括东亚新兴工业国在内的广大后进发展中国家则是边缘福特主义。在20世纪60、70年代，由于中心福特主义的利润下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把边缘福特主义整合进“全球福特主义”之中，以此克服西方的经济滞胀。正是欧美的这种世界性整合策略要求重新进行国际劳动分工，允许东亚新兴工业国向中心福特主义国家出口大量的原材料和加工产品。作为结果，这推动了东亚经济体的“出口替代工业化”或“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战略。

借鉴调节理论学派的一些精辟见解，杰索普主张用“出口主义”来指称东亚新兴工业国的积累策略或积累体制。(1)作为劳动过程的一个独特类型，出口主义是一种弹性的泰勒主义生产过程。它不包括某一工厂内部的扩展性劳动分工，而是通过公私合营，形成企业、家庭和地方生产场所的广泛接合。它是一种“弹性的模仿生产”，向技术发达的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并不断自主创新。(2)作为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式，它建立在弹性的泰勒主义生产过程、有限制的工资和福利、供应方需求、新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战略、低成本低工资的密集劳动力之上。它通过国家干预在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之间分配资源，支持核心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支持较发达的公司或部门的投资、创新。(3)作为一个独特的经济调节方式，它的企业形式是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集团共存，前者处于密集的生产网络中的分包责任链条之中，服务于大型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的出口生产需求。出口主义将民族经济置于区域与全球性的生产和需求链条之中，生产是为全球市场而生产，在服务世界贸易市场的同时促进民族经济增长。(4)就国家功能而言，发展型国家通过高度的国家干预和新重商主义模式来推动民族经济增长。这种干预模式实施供应方指向的经济政策，公共部门支持关键的核心企业，通过工业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财政补贴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来提升核心产业的技术能力。(5)作为一般的社会组织样式，东亚新兴工业国实行工作福利体制，并采取以“发展”和“安全”为主要话语的领导权方案，强调“努力工作”、“民族复兴”、“进步与赶超”等，这些都有助于建成一个生产主义的、精英型的社会。在此领导权方案下，国民普遍接受了出口主义的积累策略和权威主义的政治统治。

除了前述战后资本主义的全球整合战略外，对拉丁美洲“进口主义”积累战略失败经验的认知和借鉴，是东亚“出口主义”积累策略形成的另一外部因素。拉美国家与东亚新兴工业国具有类似的一些社会历史条件，也同样在战后走上了新重商主义、国家主义、发展主义的道路，但是拉美国家采取的却是“进口主义”的积累策略。这种“进口主义”积累策略是一种较为封闭的经济模式，希望通过高关税、保护主义来尽量避免国际竞争对民族工业的破坏性影响。这种策略也曾经成功地实现了拉美国家的工业化，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逐渐陷入了发展困境。对于拉美国家“进口主义”积累策略的失败原因，霍华德·威亚尔达的归纳颇具代表性：通过保护主义和高关税培养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大企业，但国营企业以及受国家支持保护的大企业成为国家政治精英的“经济附庸”，垄断利润和国家补贴阻碍了这些企业提高自立能力、效率和竞争力的努力，同时又扼杀了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而大企业反过来又成为集中供养腐败分子的场所。实际上，后来东亚新兴工业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也没有避免腐败、政商勾结、庇护主义等现象，但这也许并不是根源于“进口主义”与“出口主义”两种积累策略的优劣，而可能更多的是来自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国家主义的调节方式或治理模式。

在“出口主义”积累策略的形成过程中，东亚新兴工业国的内部历史条件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由于落后以及在长期殖民历史中受到的屈辱，“发展”、“赶超”、“现代化”这样的话语无疑在东亚国家获得了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优先权力。受制于生产力落后、技术落后、资源匮乏、资金短缺、市场狭小等历史经济条件，东亚经济体普遍接受了“比较优势”的经济增长战略。相对于西方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东亚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在于它的“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使得东亚新兴工业国可以直接吸收和利用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借鉴它们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并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机会实现本国的产业发展，更可以通过引进外资以弥补资金短缺。此外，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高成本、高工资”的劳动力，东亚新兴工业国拥有“低成本、低工资”的劳动力大军。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显然更适于东亚经济体，“东亚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都发生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阶段”。

进一步地，在东亚出口主义积累策略上形成的独特国家形式，被杰索普描述为“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它具有如下典型特征：(1)李斯特主义。在相对封闭的民族经济中，通过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来促进经济增长，并主要是通过国家的供应方干预与新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而实现的。这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当中，在每个东亚新兴工业国的经济起飞和巩固阶段中，外部贸易都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2)工作福利。国家一般不会对任何的平等和社会福利作出承诺，“高增长、低工资、低福利”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如：限制工资成本，以之作为生产成本；压制集体消费，以此适应出口主义的增长动力；缺乏普惠性的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主要依赖于自助(储蓄)和传统的家庭支助；鼓励工厂实行有限的职业福利，以此作为缓解工资需求压力的手段。(3)国家主义。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严密的国家计划，官僚精英积极地指导经济增长；家庭和公民社会处于威权主义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反对派、工会和工人阶级排除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领域之外。正是“发展”、“民族安全”这样的领导权话语，为威权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发展型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而公民社会和劳工运动被严厉压制，也是导致东亚形成

工作福利政策的重要社会因素。

除一般性的经济与社会类功能外，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主要适应并服从于出口主义的积累策略，发挥着一些特殊的功能：(1)由于出口主义主要把工资视为国际性生产成本而不是国内需求的源泉，因此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常常要迫使工资关系屈从于出口主义和工作福利的指向。(2)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要维持企业间由合作所平衡的竞争，由国家保护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和大财团／大企业集团，严格监控国内的市场竞争，支持垄断行业和垄断巨头。(3)由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依赖于运用可动员的大量资金进行投资而非大众消费，因此国家要管理本国资本和贷款资源(或国外援助)的合理投资分配。此外，还要努力压制国内的消费需求，以保证国家银行拥有高额的居民存款，借此扩大再投资。(4)由于在接受国际机构的贷款时，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际机构常常要求东亚经济体实行金融与外汇的自由化，以方便外国资本自由进出这些国家的金融投资市场。在这些压力下，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常常要利用一些经济手段来保证民族货币不升值从而维持其出口竞争优势。(5)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要维持银行资本(如财团)与工业资本之间密切而持续的协商合作，维持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密切关系，制定主要服务于大财团或大企业集团利益的经济／工业政策。(6)为维持权威主义政体和政商合作，对私人经济活动领域和公民社会实施严格控制，压制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强化资本的利润榨取能力，并转而依赖于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来维护政治合法性。

三、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的危机与转型

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成功地促进了近30年的经济繁荣，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这种国家范式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事实上，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李斯主义工作福利国家就已陷入了多纬度的系统危机中。作为一个导火索和催化剂，亚洲金融危机将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日益深化的系统危机集中触发和全面暴露出来。

第一，出口主义积累策略的危机。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了从福特主义向强调知识创新的后福特主义转型。由于出口主义的生产范式是一种“弹性的泰勒主义劳动过程”，重视模仿、创新和国际竞争力，因此相对容易实现向“知识经济”的转变，但东亚新兴工业国有限的劳动力教育水平限制了劳动力投入的质量。另一方面，出口主义的宏观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美国经济霸权和欧美消费市场来拉动，但由于长期压制国内大众的消费需求，因此，随着美国经济霸权的衰弱和欧美消费市场的萎缩，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的东亚经济增长战略已经难以持续。瑟罗曾夸张地描述过这种出口主义对欧美经济的依附性所潜伏的严重危机，“若没有美国这个愿意接受亚洲商品的开放型市场，亚洲内部贸易明天早上就会瓦解”。此外，如中国、越南、印度等亚洲其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蓬勃发展及其巨大的劳动力优势，也严重削弱了东亚新兴工业国的比较优势。

第二，发展主义和工作福利体制的危机。对于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本身是摆脱落后、贫困以及实现现代化的合理目标，但是“发展”却最终走向了“经济发展主义”、“经济GDP主义”。由于单方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赶超”，奉行“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战略，以及为适应出口主义积累策略而长期压制国民消费需求，结果导致国民的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并未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而相应提高，并且缺少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在危机前后，经济主义或GDP主义的“发展战略”已经无法在公民社会或人民大众心中维持话语领导权，东亚经济体的国家和政府也不再能够用“经济增长”来消弭大众对提高工资收入和社会福利的强烈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在面临不断增长的社会压力时，一直努力试图建成西方式的福利体制。尤其是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建立国民年金制度和全民医保制度，几乎成为李斯主义工作福利国家摆脱危机的主要社会政策。

第三，全球化引发的宏观经济管理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的日益加剧，民族国家越来越难以控制和管理民族经济。“当市场更少地从国家那里获取资本，而更多地从国际流通和国际资本市场获取资金的时候，将会使得市场更不愿意追随(尤其是服从)国家了。金融全球化把控制杠杆转向市场，国家的权力减少了”。民族国家管理民族经济的主权权威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传统的国家主义宏观经济管理模式逐渐失灵。由于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的出口主义积累体制一开始就极其依赖全球资本市场，因此这一方面的危机尤其严重。此外，全球资本的高速流动，冲击了东亚新兴工业国原来由民族国家严密控制的信贷分配体系，加之在新自由主义政策规制压力下逐渐推行的金融自由化，导致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对金融投机资本的管制能力不断削弱，最终因金融泡沫而触发了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

第四，国家主义治理模式的危机。伴随着宏观经济管理危机趋势的加剧，国家主义治理模式的弊病也与日俱增。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逐渐失灵，由于对核心支柱产业的过度倾斜，使得产业结构失衡的情况日趋严重；紧密的政商合作则使大型企业集团几乎成为影响经济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力量，“裙带资本主义”掌握和攫取了国民经济最大份额的利润；相应地，大型企业集团的垄断利润以及在国家干预下竞争的被排除，既挤压了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又限制了自身的创新活力和竞争力。对于国家与市场角色的反思，引发了一场“超越发展型国家”的热烈讨论。学者们认为，既需要肯定国家主义在成就“东亚奇迹”时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时这种国家角色迫切需要修正：国家替代市场、主导市场已经证明是祸害无穷，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接受新自由主义式的市场观和国家观；在当前全球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一个主要机制，国家仍然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国家的基本能力必须得到维持和增强。

第五，权威主义的危机。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东亚新兴工业国中民主力量、公民社会开始兴起壮大，对权威主义统治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公民拒绝国家以“安全”的借口来控制公民社会和维持威权主义政体，也不再为了“民族复兴”而牺牲个体的经济政治自由和权利。此外，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机构的压力下，东亚新兴工业国不得不实行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民主化改革，由此打开了高压政治的缺口，这为民主力量、公民社会的兴起创造了一定的合法政治氛围。民主力量、公民社会的兴起构成了对权威主义体制的外部挑战，而权威主义体制的低能、低效、腐败、老人政治等内部缺陷也加剧了自身的危机。

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进行了有限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公

民的政治自由和参与权利有所扩展，但并没有从整体上改变权威主义的政体特征。由于长期以经济增长为合法性基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权威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几近全盘崩溃。

杰索普指出，这些内外部的政治、经济、社会压力，要求东亚新兴工业国变革原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安排，而这些变革趋势又往往与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既得利益及其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权力垄断相龃龉。尽管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必然需要推进深刻的国家转型，但转型是否成功则取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取决于成长起来的社会力量集体参与政治经济干预的路径塑造，如重新定位民族发展目标、推动公共组织和市场机制创新、重构公私部门的关系和合作网络，等等。由于东亚新兴工业国在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承载着各自的结构限制形成的路径依赖与当前的策略变革之间的力量博弈，因此转型过程与转型结果是多元且不确定的。四、结论与讨论

杰索普关于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的批判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东亚经济奇迹及其危机的新解释，也为我们在新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国家角色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与新古典主义和发展型国家理论各自坚持为自由市场或强国家干预进行辩护不同，杰索普强调市场经济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市场与国家功能的共同作用，经济增长总是依赖于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乃至与国际环境之间形成的某种结构契合。这种结构契合构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这种结构契合的打破则构成了危机的根源。应对危机不能简单地回归市场或回归国家，而是需要重新寻求市场与国家的某种新的结构契合。

进一步地，与新古典主义和发展型国家理论片面地关注国家的经济干预职能不同，杰索普强调发展不仅需要国家适当的经济政策干预，也需要适当的社会政策干预。正如波兰尼所指出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福利制度的调节，一个完全脱嵌于社会的市场经济，其结果将是社会的毁灭。经济危机并不只是来自于经济方面，也不仅仅是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功能失衡，它还来自于国家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功能失衡，社会危机是导致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重要认识：

重新认识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必须超越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抽象对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始终存在着“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双重风险。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既不能简单地移植“更多市场，更少国家”，也不能对国家干预和计划理性过度崇拜；而是在保证市场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匡正市场失灵以及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功能。

重新认识国家在发展中的角色，必须超越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东亚新兴工业国的经验表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在后发国家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避免一方面国家过度干预市场或经济职能过度扩张，而另一方面又忽视社会政策、弱化社会建设职能。唯有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有机衔接和互动，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

合理定位国家在市场经济和发展中的角色与功能，则依赖于塑造良性互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在不削弱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必须积极推进民主宪政建设和公民社会发展，避免形成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结构，防止发展成果被国家和垄断利益集团所侵吞。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新兴工业国的改革与转型，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杰索普关于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的危机根源与转型路径分析的客观性与合理性。东亚经济体在1999年之后迅速恢复了经济增长，国家转型正是经济复兴的重要推手。这得益于政治民主化的深入推进，塑造了新型的国家一社会关系，不但为国家转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为经济和社会政策改革创造出强大的动力。

就积累策略而言，出口主义体制并未得到根本转变，外贸仍旧是东亚经济体最强劲的增长动力。到2005年，东亚经济体的出口贸易比危机前翻了一番。但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外贸市场逐渐从欧美转向东亚。同时，随着知识创新成为经济竞争力和生产利润的主要源泉，东亚新兴工业国不再满足于模仿式创新，一方面不断增加对企业和专门机构开展创新研发活动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不断扩大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和生产技能。

就经济政策与国家干预而言，东亚的治国精英认识到既不能沿袭过去的政府干预模式，也不能完全推行新自由主义。寻求最佳的政府干预，成为经济政策改革的主要课题。一方面，依旧实行国家主导的工业政策，但逐渐从对工业部门的选择性保护转向直接补贴；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宏观经济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了金融系统的改革和资本市场的监管。此外，不断增强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但由于政商关系根深蒂固，大财团／大企业集团对经济政策依然具有较强的影响力，限制了经济自由化和破除垄断的力度。

就社会政策与社会建设而言，构建西方式的社会福利体系成为东亚经济体摆脱危机的重要社会方案，也是新兴民主政府的首要施政计划。出于对传统福利国家模式的弊端的担忧，东亚经济体普遍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作为社会政策体系建设的指导战略。一方面，强调社会政策应有利于经济发展、发挥“社会投资”的作用，不断提高教育、医疗、就业培训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和产出水平；另一方面，强调社会政策应增进国民的普遍福利，不断探索建立全民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韩国和中国台湾已基本建立普惠式的缴费确定型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制度，而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也扩展了其强制储蓄式公积金计划的用途。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激活了人们有关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热烈讨论。对金融自由化的过度放任及缺乏有效的政府规制，被视作是危机的主要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重新回归到国家主义的政府干预。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样，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表明了超越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必要性。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冲击，也暴露出中国发展模式的弊端，如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滞后等。可以看到，杰索普关于出口主义积累策略和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国家的批判分析，对我们思考当前中国的国家转型与政策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总的来说，合理定位政府的经济性与社会性干预职能，转变干预方式并构建起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当前中国国家转型的主要目标：一方面，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将经济性干预职能严格限定在宏观调控和市场失灵领域；另一方面，强化社会性干预职能，加快构建起一个相对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

[责任编辑　孔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