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文化资本的内涵等

文化资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与意义

文化资本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总和，它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究竟有哪些文化资本可以胜任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这些文化资本的现实社会意义何在？为了解答上述问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联合于2006年12月5日召开研讨会以探讨文化资本的主要内涵、价值指标、作用方式以及各个时期和不同区域文化资本的形成、比较、融合等问题。本期刊登的是5位学者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主持人：任建英

厘清文化资本的内涵

陈青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什么是“文化资本”

讨论文化资本，有必要首先厘清“文化资本”概念的基本属性和内涵。也就是说，要明确什么是“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包含两点：一是“文化”，另一是“资本”。所谓“文化”，属于哲学概念，尽管对于其内涵的解释较为繁杂，按目前较为通俗的简要定义是“社会的思想观念及其物化体现和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所谓“资本”，是经济学概念，其定义按通俗的简要说法是“用于增值的资金”。在“文化资本”的概念中，“文化”是主体，“资本”是相关“文化”的一种属性。在文化研究领域中所说的“文化资本”，不是站在经济学立场上将文化作为一种产业，通过市场获取利润实现投资的增值，而是借用经济学理念思考文化的发展，凭藉既有文化资源孕育新的文化成果，实现社会文化资源品质的提高和更新，种类、样式的更为丰富。

目前有些文章中谈论“文化资本的占有”、“文化资本的分配”，大多将文化资本理解为经济学意义上操作文化产业的资金问题，这是对“文化资本”概念的误解。

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其构成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产品、市场等，通过雇佣劳动制造商品获取剩余价值，通过市场销售商品获取利润，实现投资资金的增值。这样制造的商品，目的在于出售，在于为他人享用。在文化学领域中所说的“文化资本”，其基本属性不是促使物质利益增加的资金，而是一种文化，是一定的思想观念及其物化体现、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是一种可以孕育新的文化资源的文化资源，或者说是能够导致既有文化资源进一步增殖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本的本质构成是群众和社会，是社会的精神成果，如思想意识、知识学说及社会的伦理道德、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等，其成果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出售，提供他人享用，而是为了创造者个人、群体和社会的自身使用享受。

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的占有者，可以是个人或某个集团势力，资本占有者未必是产品创造者和使用者。文化资本不同，其占有者、创造者和成果使用者合为一体，都是群众和社会。

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的运作，具有人为操控性。资本占有者可以决定投资数额，可以决定投资方向、选择市场，可以决定产品的种类、式样、质量乃至价格等。文化资本的运行却不然。为其特定属性所决定、所制约，文化资本本质上不具有人为的操控性，其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境况决定的，即由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生存状况、地域经济状况、群体思想观念和知识状况、社会文化资源状况等等决定的。这些特定的状况一般而言凭人为意志无法搬移、无力更改。西藏民歌曲调的高亢，内蒙古民歌曲调的辽阔，江南民歌曲调的温柔，都由地域状况、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所决定。“橘逾淮而枳”也是这个道理。

“文化资本”与文化资源

文化资本是社会文化资源的一部分。文化资源具有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同时也具有世界性、全人类性。任何文化资源的起初，都是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的文化资源要继续生存、延续和发展，不能不吸取新的因素，这些新因素大多是外来的，即其他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文化资源。诸多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文化资源的汇融、化合，形成新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新的文化资源。这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导致人类文化的共同发展，也形成人类文化的多姿多彩。而文化资本具有流通性，在流通中选择，在流通中兼容，在流通中化合，在流通中发展增殖。增殖的新的文化资源，汇融了异民族、异地域、异时代的因素，又依然具有浓厚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例如，中华民族本原的宗教是道教，这种文化资源随历史长河的流变，不断吸取新的元素，其中包括吸取外来宗教的元素，形成今天的道教，而今天的道教与起初的道教，无论在思想观念还是在行为方式上，已经有所变化，有所不同。佛教的起源在印度，传入中国之后，逐渐融入中华文化元素，现在已成为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一部分，而中国的佛教也与印度的佛教在观念形态上并不完全相同了。看看两国佛教教士的服装、庙堂的式样，就不难明了这种差异。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不同国家、民族的情况也是这样。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文化资源都可以作为“文化资本”，就像并不是所有的钱财都是资本，只有专为增值的资金才是资本一样，“文化资本”是那些可以对社会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都是文化竞争力的构成，其中文化资源是底蕴，文化资本是主力。文化资本孕育形成的新的文化成果，不是对原先依据的文化资源的简单重复，而是对原先文化资源的改造、提高和更大范围的普及，是对社会文化资源种类、形态的进一步提高和丰富。在资本运作过程中，一味模仿、低水平重复、乃至不合格的等外产品，依然可以作为商品，依然可以通过市场，通过低要求、低消费购买者而获取利润。对于文化资本来说，一味模仿、低水平重复的成果，不成为新的文化资源，不具有实际的增殖意义。以社会科学界为例，模仿抄袭的、低水平重复的所谓“学术成果”，尽管可能发表，可能对相关作者有某些实际作用，然而，对社会学术的积累和发展、进步却没有丝毫价值和意义，这样的“学术成果”充其量只是一种“文化现象”，算不上文化资源，更不可能成为孕育新的文化资源的文化资本。

哪些或哪种文化资源属于或者说可以作为文化资本呢？这是相当复杂的问题，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的。大致而言，作为文化资本的文化资源，既要在一定程度或方面具备特定民族、地域、时代文化的代表性，也要在一定程度和方面具备对世界和其他人类社会文化的兼容性、流通性，更重要的，是其基本内容应该在不同程度和方面上尊重生命、尊重人、尊重自然，崇仰社会的互爱互助，亦即包含以人为本、社会和谐的意识，在表现形态和社会实践上能为民众普遍接纳，在客观上则体现了人的健康发展、社会的和平安定、文明的进步繁荣。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因为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和平安定的社会最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并且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和要求。

人类文化、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然而，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毕竟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经济发达固然是考量文化、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却并非唯一尺度，特定情况下甚至并非主要尺度。经济发达民族、地域、时代的文化资源中也存在背离以人为本、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经济欠发达民族、地域、时代的文化资源中也存在以人为本、崇仰和谐、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因素。经济发达民族、地域、时代的文化资源中，和经济欠发达民族、地域、时代的文化资源中，都不乏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运行具有客观规律

文化资本和文化资源一样，都是客观的社会存在。这种客观存在的属性，决定无论是文化资源兴灭还是文化资本盈亏，主要由群众、社会历史选择决定，都有自身的客观规律，不以行政权力的好恶意识为转移。哀叹文化资源的匮乏和文化资本的短缺，是杞人忧天。不认识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的客观规律，完全希望凭个人好恶、长官意志或行政权力操控文化的兴灭，是胡作非为。这样说不是否定人在文化发展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文化的主体是人，没有脱离人的文化。只有认识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认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和自然发展必然规律的人，才能科学地理解文化资源，理智地把握文化发展方向，较好而有效地顺应文化资本运行规律实现文化资源的增殖。

认识文化资本和顺应文化资本运行也是两个相关而不同层面的问题。个人、社会和行政权力在这两个层面都能有所作为。曹雪芹含辛茹苦写作的《红楼梦》，既是特定时代的中华民族文化资源，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文化资本。各个民族在各个地域、各个时代的风情民俗，同样既是文化资源也是文化资本。行政权力在文化资源开发和文化资本运行上的作用不容忽视，明智地行使公权力，有利于文化资源的去劣存优、丰富多彩，有利于文化资本的增殖壮大，有利于社会文化成果的繁荣和社会文明的前进，反之则是大革文化命，会导致一段时期内的社会文化凋零和社会文明退步。历史也不乏这方面的事例。

总之，发展文化，必须科学认识文化资本的特性和规律，只能因势利导，不能随心所欲。凭藉文化资本发展文化，必须对传统的文化资源和外来的文化资源同样珍视。尊重、选择、改造、普及，是既有文化资源演化出新的文化资源的基本态度和过程，也是文化资本运行的基本程序和目的。

问题域中的和谐文化建设

余源培，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政协常委

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究竟重要到什么地步？可以说，和谐文化是和谐社会的灵魂。文化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定义，取其要义可视为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协调社会群体关系、满足精神需求的一种社会生存和发展方式。经济是社会的“形”，文化则是社会之“神”。西方国家由此将经济力看作“硬实力”，将文化力视为“软实力”。所谓综合国力竞争，就是这两方面的有机综合。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不仅要繁荣经济，发展民主，而且必须重视建设和谐文化。要充分发挥和谐文化引领社会、凝聚人心的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以避免在现代化进程中丧失“精神家园”，陷入“失魂落魄”的境地。

从问题域分析，我国和谐文化建设面临几方面的挑战，需要高度重视并积极设法加以解决：

首先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西方学者苏利文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指的是来自发达国家与支配者利益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观点的商品、时尚或生活方式等流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创造出某些特定的需求或消费形态，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国（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侵害、取代或挑战，受支配程度越来越高的状况”。［1］另一位学者汤林森将“文化帝国主义”定为：“运用政治和经济权力，宣扬并普及外来文化的的种种价值和习惯，牺牲的却是本土文化。”［2］和对外贸易“出超”相比，我国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现象，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处于严重逆差状态。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最少的时期之一。吃着肯德基和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看着《哈利·波特》长大的年轻一代，极有可能变成“香蕉人”——皮肤是黄的，里面是白的。弘扬内生于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对此有必要大声疾呼：传统文化魂兮归来！

其次是市场经济的挑战。市场经济的特点，一是利益主体的多样性，二是社会竞争的激烈性。这使社会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趋于功利化、世俗化和多元化。市场经济和深刻社会转型在给社会带来活力的同时，也诱发出诸如拜金、享乐、利已、冷漠、虚无等消极现象，其典型就是触目惊心的“前腐后继”和“权钱腐败联盟”现象。1986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布坎南先生就曾忠告，中国的市场经济要警惕“未启蒙的利己主义”。他不主张对市场经济完全采取“技术主义”的做法，强调必须有相应的文化和道德关怀。他认为：“道德败落在任何时候都是可悲的。我指的是使社会之为社会的那些道德共识，他们构成了一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同样，一个新的社会要想站得住，也必须找到自己的道德基础。”［3］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价值观建设。现在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既传承了中华美德，又赋有时代精神。切实抓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道德建设，已成为时下的当务之急。

再次是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挑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必须高度重视。科学精神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在要素。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往往只从“技术理性”的角度重视科学技术，看中的是“有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忽视科学技术的求真精神，特别是不重视科学技术健康发展所需要的文化环境。我们不能因为强调科技作用而怠慢了人文精神。仅仅依靠科学技术，是不可能使人类达到整体幸福的。从全球来看，贫穷国家每天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富裕国家却为隆乳与减肥不吝千金。还有就是全球的生态恶化。科技这把“双刃剑”有其消极面。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发展，马克思曾揭露说：“科技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的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的背景下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4］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现代化虽然从一开始就企图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相统一，凡在科学主义过分张狂的时候总能听到人文主义的抗争，但是，从整体上看，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科学技术高度昌盛的今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我们应当越来越感受到人文精神的重要，即蕴含在哲学人文科学中的对人类生存意义的认识和关心。否则人类将因失去“精神家园”而沦为经济动物，中国将难以真正实现“以人为本”。

最后是文化如何为全体老百姓共享的挑战。文化只有普及到全社会才有力量。近期澳门《华侨报》载文认为，内地的剧场拒大众于门外，原因是票价过分“奢华”，一般老百姓想看也没门。此看法立即得到正在长沙举行的首届中国剧场论坛的呼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表示，我国的剧场票价表现出追求奢华的贵族化倾向，置国情和大多数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平和收支状况于不顾。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执政党、政府、社会、文艺界的高度重视。在西方国家，剧场被普遍视作是“教堂”，因为它能陶冶人的灵魂，提高人的素质，给人精神上以美的享受。这对所有人都是需要的。为此，上世纪20年代德国伟大戏剧家布莱希特发出了“把戏剧赶入贫民窟”的口号。现在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已不再满足于“温饱”，除了物质需求的日益增长，精神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会越来越突出。时下，广大普通民众（特别是外来农民工）普遍存在着一种“文化饥渴症”，他们苦闷于只是赚钱的“经济动物”，渴望有精神文化生活。上海舞台确实产生了一批精品力作，如《商鞅》、《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野斑马》、《班昭》等，但是不争的事实是，这些精品的演出场次并不多，社会受众面比较狭窄，评上奖后常常就被束之高阁。如果天天讲和谐文化建设，讲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却让文化精品远离大众，老百姓的“文化饥渴”就只能被畸形压抑，或者到那些低俗、媚俗的“文化”中去得到发泄。对于这样的根本问题，我主张多一些“平民意识”，尽可能减小“贵族化”。

总之，建设和谐文化需要有历史的自觉意识。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社会就能和谐的观点，认为文化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到渠成”的观点，认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观点，都是片面的。政府要加大对社会文化事业的投资，防止文化变成脱离群众的少数人享受的奢侈品。和谐文化应当努力让人民群众共建并共享。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10

［2］约翰·汤林森. 文化帝国主义.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

［３］汪丁丁. 走向边缘——经济学家的人文意识. 北京：三联书店，2000：165

［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9

文化建设应正确对待民间传统

胡守钧，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文化大体可分为精英传统和民间传统。精英传统依靠典籍绵延，如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等诸学派；民间传统则是存在于民间生活的文化，如社会风俗、行业习惯等。民间传统主要作为民众的生活样式而存在，是各种文化流变过程中的汇集和沉积，是活在民间社会的文化，是先辈生活的活化石，在日常生活中代代相传。民间传统带有地方风格和行业特色，具有很强的惯性和神圣性。为了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和文化建设，必须正确对待民间传统。

一

人生在世，必须与他人共生。社会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而共生必须有一定的约束力。法律是社会共生的主要约束条件，民间传统是微观社会共生的重要约束条件。具有惯性和神圣性的民间传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整合人与人之间的分歧，这是维持微观社会秩序的张力。试想，如果缺乏优良家庭传统，为长者不慈爱，晚辈不孝顺，夫不守夫道，妻不守妻道，即使每个家庭成员守法，能建立和睦的家庭秩序吗？如果社区缺乏优良传统，邻里冷漠，公共事务无人关心，即使社区无人犯法，能建立温馨的社区秩序吗？如果行业缺乏优良传统，为师者不遵守师道，不负传艺之责，徒弟不尊重师长，也不认真学艺，从业人员不重视职业道德，即使无人敢犯法，能建立好的行业秩序吗？那么，能不能用法律承担民间传统的功能呢？不行。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地皆作规定，即使有如此详尽法律，谁来执行？社会能承受这样繁重的成本吗？能不能快速创造新传统替代旧传统？不行。传统是祖祖辈辈的生活习性的沉淀，不能一朝一日地速成。时髦可以速成，但是时髦不等于传统。时髦中的要素，唯有经过岁月洪流的淘洗依然存在者，方能转化为传统。当然，作为历史文化沉积的民间传统，也有不利于人发展的糟粕：例如包办婚姻、野蛮接生等。

除此之外，不可用政治意识形态批判民间传统。历史上形成的民间传统，很难符合现代意识形态，如果用意识形态为标准来评判，民间传统必定会被解构。不可用科学要求民间传统。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与中国民间传统缺少渊源，现代科学更是这样。若以科学来审视，民间传统几乎一无是处，必然瓦解。即使西方的民间传统，同样经不起科学来解读。不可用唯物主义分析民间传统。民间传统中沉积着远古原始宗教以及后来各种宗教的某些意识，崇拜上天、大地、山、河、湖、海、古树等，敬祖先，敬作为图腾的动物，当然会有神、鬼、灵魂各种观念。若用唯物主义来判断，民间传统不止唯心主义色彩浓，形形色色鬼、神、怪更不少，哪有存在的理由？

二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就如何对待民间传统的问题，曾出现过重大失误。上世纪50年代，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依靠公权征用唯物主义和科学，对民间传统进行了广泛批判，即所谓移风易俗。到了“文革”期间，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驱使唯物主义和科学，从政治意识、唯物主义以及科学三方面，对民间传统进行了更彻底的批判，谓之破四旧立四新。倘若仅限于文化批判，也许没有多大问题。有人批判，也有人辩护，具有重要社会功能的民间传统自会依然存在。但是，由于权力机构的介入，文化批判变为文化革命，移风易俗演化为对民间传统的革命：土地庙夷为平地、城隍庙变为他用、烧毁菩萨像、移走祖宗牌位、毁掉家谱。礼尚往来的习惯被打破，批判孝子贤孙，鼓励儿子造父亲的反；批判师道尊严，鼓励学生造老师的反。行规遭蔑视，鼓励徒弟造师父的反。提倡过革命化春节，实为革春节的命；提倡办革命化的婚事，实为革传统婚仪的命；提倡办革命化的丧事，实为革传统丧仪的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间传统遭受外国民间传统的严峻挑战。有的提倡西方礼节，有的热衷西方婚仪，有的忙着过洋节日，有的欢喜洋快餐，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某些地方以建造洋风格的住宅为时尚。残缺涣散的中国民间传统遭受外国民间传统的严峻挑战，从而愈加萎缩。

由于民间传统遭践踏，被解构，支离破碎，民间社会缺乏必要的张力，不能有效维护微观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丢失民间传统的社会后果究竟有多么严重？仅从一些社会现象，也能看出一二。不是常有父母慨叹子女没孝心，师父抱怨徒弟没良心吗？因为没有民间传统维系规矩。不是常有人感叹过年、过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重阳节，都没意思吗？节日的象征意义存在于传统，因为民间传统失落，这些节日变成没有灵魂的空壳，苍白而无活力，哪里会有魅力？人死是大事。如家里老人过世，是家族的大事。子孙后代哀悼，亲朋好友吊唁，怎样办好这件大事？丧仪能提供协调、整合、约束等功能，使丧事有秩序，死者安息，生者缅怀；有时还能化解家庭矛盾，联络亲情友情。办丧事，历来不用政府管，在民间传统的张力下，一般都能办得井然有序。当然，各家的操办会有不同，但是，不会超越丧仪的大原则。废除传统丧仪，治丧无统一认同的规则，会带来麻烦。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某地办丧事变成脱衣舞比赛，一家比一家更恶心。如果人们遵从传统丧仪，能出现这种丧风败俗的荒唐事吗？

总之为了维护良好的民间秩序，必须恢复和弘扬优良的民间传统。学术界要加强研究，找回传统，适度规范。政府要带头，媒体要加强宣传，社会各界要参入。政府带头尤其重要，被公权损害的民间传统，当然还需公权来恢复。比如，政府应着力推动恢复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使节日更有灵魂，有神气，有感召力等。

从文学的存在到文化的存在——以中国四大名著为例

孙琴安，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古代的四大小说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已是公认的文学经典。随着其影响的增大和流传的广泛，许多目不识丁的老人或幼孩，都能熟悉其中的文学人物，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唐僧，《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关羽、张飞、曹操，《水浒传》中的武松、李逵、林冲、鲁智深、《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早已走进千家万户，妇孺皆知。他们的影响力也早已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渗透到了社会文化的每一个领域。如戏剧、电影、电视、相声、绘画、剪纸、皮影、雕刻、刺绣、瓷器等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他们甚至进入到我们的民俗节日，如春节晚会或闹元宵中蹦出个齐天大圣，晃出个猪八戒来，人们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和惊讶；或把他们的头像制成风筝放飞到空中，人们也会感到极为自然，不足为奇。

由此可见，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些古代的经典小说，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或文学形式的存在，实际上已走进文化的各个层面，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或文化形象的存在，甚至成为一种文化资源。

相比之下，我们的新文学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哪怕是新文学中的经典小说，无论是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沈从文的《边城》、巴金的《家》，还是建国以后的“三红”（《红日》、《红岩》、《红旗谱》），以及《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也都无法走进文化的各个层面，他们至多走进电影或电视，能走进年画已经很不错了。至于现在一些小说名家的小说，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相比较而言，恐怕鲁迅笔下的阿Q和祥林嫂两个文学人物，影响面还相对大一些，他们至少可以走进国画或瓷雕，但也只能到此为止，再要渗透已经很困难。但四大古代小说名著却肆无忌惮，所向披靡，制作了相声、歌曲、邮票、连环画、动漫等文化产品。可以断定，今后有什么新的的文化模式出现，它们都可以进入，并受到欢迎。但新文学却难以相比。不仅如此，像关羽、诸葛亮这些文学人物，甚至还走进了宗教，被当作神一样供奉和顶礼膜拜。中国各地的关帝庙比比皆是；关公像甚至走到了海外，走进了一些商店和普通居民的家中。而诸葛亮也早已成为智慧的象征，早在唐代就有武侯祠，其它像汉中各地也都有武候祠或诸葛亮庙。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文化形态？我认为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首先，这些名著中的文学人物已经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认可了。他们已脱离了文学作品本身的是非得失，作为性格鲜明或特殊品格的个体形象而走进各种文化。其次，这些名著中的文学人物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能营造气氛，可以构成和谐的气氛，使我们的文化生活更添色彩。再次，动用这些名著中的人物形象，不存在版权问题，也不会有版权纠葛。

在这个意义上也给我们的新文学带来了新的启思，这就是：我们如何打造自身的文学经典？使之像古代名著一样，走进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起到其应有的良好作用。

文化资本：现代文化产业和谐发展的能源形态

胡惠林，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主任

文化资本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能源形态和能量形态。如果我们把这种能源形态看作是文化发展中的石油和矿物资源的话，那么，文化资源和石油、矿物等自然形态的能源形态运动的一个最本质的区别就是：石油、矿物等自然状态的物质资源——能源形态是不可再生的，而文化资源是可以再生的，是一种可不断再造的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的能源形态和动力资源。这就决定了文化资源具有其他资源所没有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的开发价值。正因为文化资源是可以再生的，这才有了我们今天认识历史和了解历史的所谓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所谓夏商周，春秋战国、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这是因为不同时代的文化在历史的前行和历史的场合运动过程中，以鲜明的资源属性构成差异性而与其他时代的文化相区别，并且成为我们认识文化资源构成年代的依据和标志，而正是这种能源形态构成了文化资本的生成机制。因此，所谓文化资本，就是这样一种能够产生新的文化资源的能源形态。

文化产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工业革命时代和通讯时代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发展的能源形态和文化资源的积累方式与再造方式。人类社会不能永远只遵循一种文化发展模式和资源增长方式，而是在其进化中总是不断地在追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和谐中互动发展，以寻求最能满足资源积累需求的历史方式。文字、造纸、印刷、出版、电影、电视、唱片，一直发展到今天的数字电影和交互式网络电视，无一不是在人类社会的进步过程中以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方式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资源再造形式和方式。正是这种形态和方式提供了文化资源再生的新的动力机制，克服了人类社会进步所需要的文化资源再生动力机制不足的局限。这才使得人类在智慧的不断丰富过程中把智慧转化成自己进化的动力。而所有这些被视之为手段和工具的印刷、出版、电影和电视等等文化产业，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文化资源再生的工作母机。因此，在今天，无论是怎样的文化产业形态的发展都不能把他们同文化资源的积累与再生对立起来。文化产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和机制再生文化资源的一种途径和动力机制，而不是相反。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倾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这两大问题正在不同程度地给我国文化产业的科学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在“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的口号下，一些具有文化资源优势的地方政府盲目发展资源消耗性文化产业，忽视文化积累和文化资源的再造，导致原有丰富的文化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文化市场中的“黄”和“非”的问题愈演愈烈，严重污染了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流行恶搞和对红色经典的随意改编，解构了曾经塑造一代人内心世界和谐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合法性，造成人们“精神沙化”。许多地方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受工业发展思维和模式的影响，不能正确面对文化产业的独特性，在经济领域曾经出现的失误再一次在文化领域出现。

文化资源是有属性的。当我们说文艺复兴、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时候，我们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对一个特定的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时期的表达，而且是对产生于这一时期文化产品、以及由这些产品的共同特性所形成的一种资源属性的一种认同。在中国，所谓红色经典、民族经典是对一种文化资源属性的表达。不同的文化资源属性不仅一般意义上的价值构成是不一样的，而且它的审美构成也是不一样的。经典的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存在的合法性之所在。颠覆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本来已养成的文化精神的合法性，也就是颠覆了这个民族与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因此，任何形式对民族文化经典的改编，都不应以改变原有的经典所具有的文化资源属性为前提；任何文化资源属性的改变都会造成对文化认同的解构。正因为如此，文化资源属性构成在意义上是具有排他性的。这如同大自然中的生物多样性群落的构成一样，一种生物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可以是这种生态环境中生物链构成中的不可或缺的遗患，但是，在另一个生态环境中它就可能是“敌人”，它的侵犯会构成另一个生态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安全”问题。文化资源属性的构成也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人类社会提倡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还会对可能会造成本国、本民族“文化安全”问题的不良文化进行抵制的原因。

在今天，由于电影和电视的产业化，不论你的主观动机如何，它们的市场行为在客观上都构成了文化资源的再造。因此，也不管你主观动机如何，你的任何电影和电视产品在客观上都造成了一种文化资源形态，都具有一定的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源属性。尽管这种资源形态也许并不一定会成为历史文化年轮的重要构成内容，正如历史上曾经产生过无数的文化产品而今天已经荡然无存，并不构成我们文化的历史年轮一样，但是，所有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经荡然无存的文化作品，其实作为曾经有过的一种文化生态环境它已经转化成一种文化元素而成为历史文化年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正是这样的文化元素成为不同文化资源属性的个性养成，并且以此与其他文化资源形态和资源形象相区别。这就使我们今天的电影和电视的产业化，作为文化产业核心部位的传媒产业具有一种责任：你应该在文化资源的再生和属性的养成过程中怎样给自己定位。应该对这个民族的文化资源的养成和再生做些什么？这并非是外在的强加给电影和电视的什么“教育”、“规训”和“意识形态”的使命。

资源总是在被消耗着的。自然资源是如此，文化资源也是如此，民族文化资源更是如此。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当全球化与本土化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如何在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中坚持本土文化发展的个性，这不仅是民族文化个性能否得到资源型发展，而且也会直接给全球化的发展动力带来深刻的影响。全球化如果没有本土化的文化多样性的能源支持，全球化很可能因为缺乏应有的发展动力机制和资源补充形态而走向衰亡。因此，文化要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不能走以往经济发展的资源消耗性和环境污染型的老路，而是必须建立起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民族文化资源保护观。那就是在文化资源积极的再造过程中保护民族文化资源，使得民族文化资源的再生能够有效地填充在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消耗，从而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充实与丰富我们的民族文化资源的积累和再生机制，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文化资源保护才能真正达到我们所期望的那样一种目的。

经常有人说，中国是文化资源大国，却是文化产业小国，提出要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文化产业优势，造成了对文化资源的滥砍乱伐。我们不能把文化发展的思路局限在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成文化产业优势上，而应当把文化资源优势转换成文化资本优势上。资本是能带来增值的价值，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的能源形态。资源优势如果不能转化成资本优势，不能产生新的价值形态，不能形成文化产业发展所必需的能量形态，就很难推进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所谓形成资本优势，就是要形成拥有知识产权、形成版权的优势。版权就是一种文化资本形态。美国在统计文化产业增加值过程中，特别强调以版权业为核心，也就是突出强调了文化产业在文化资本形成过程中的根本作用，强调了文化产业在产业化过程中形成和创造文化资本的本质属性。正是确立了以文化资本为核心统计指标体系和原则，确立了这样的政策导向，这就使得美国包括影视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成为文化资源再生、进而文化资本形成的重要的工作机制。

中国的文化产业正面临着文化责任、文化使命和经济目标之间的深刻矛盾与冲突。民族文化传统与产业化目标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问题的解决会使我国整个文化产业的走向与格局的变动产生深刻的影响，而这也是构建和谐文化和实现和谐文化必须要实现的文化和谐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