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峻深情系乡民,静穆诗意萦乡梦

摘 要：鲁迅和沈从文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大家，在乡土小说创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鲁迅开中国乡土小说之先河，沈从文则开拓了现代乡土小说创作的新领域。从“未庄”千疮百孔的丑陋，到“湘西”人性化的美好，无论是文化批判与启蒙主题，还是人性关照与诗意审美，鲁迅与沈从文都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精神脉络。从鲁迅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的文学理想、审美意蕴、艺术表达、语言风格四个方面的比较中窥见鲁迅主“理”，沈从文主“情”；鲁迅重写实，沈从文重写意；鲁迅立足于现实主义，沈从文立足于浪漫主义的迥异创作风格，并从中比较出在对中国问题的体验认识上，鲁迅与沈从文以属于自己的独特视角透视乡土中国，解读乡土文化。他们走的路虽然不同，但爱国之心、忧国之情同出一脉，“改造国民性”与“重塑民族品格”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键词：乡土小说；文学理想；审美意蕴；艺术表达；语言风格

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264-05

鲁迅曾经说过，乡土小说是一些“侨寓在外而写自己的故乡”[1]的作家们的作品。这样看来，《呐喊》和《彷徨》所收集的基本上都是与乡土有关的小说。他的乡土小说以宏大的史诗性力量和深邃的启蒙文化视角点出时代的眼睛，写出国人的灵魂，在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社会体验中闪烁出理性的光辉，在阴郁的底色和深沉的批判中使小说艺术和中国的社会改造、民族灵魂改造结合起来。如果说鲁迅的乡土小说是从启蒙的角度认识乡村社会和文化的结果，那么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则寄托了他的社会理想及对民间文化内容的认同。在这里，同是写故乡，沈从文以湘西本土的乡俗民风、人事人情为题材谱写的一曲曲人性美的颂歌，展示出与都市社会迥异的人生图景，肯定文化传统中的美好。于是乡村世界呈现出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它的愚昧、麻木、自欺欺人，二是它的纯朴、恬静、自然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鲁迅的乡土小说总是饱含着理性的批判，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则被看成一首诗意盎然的田园牧歌。鲁迅再现现实的黑暗惨烈、人性的泯灭，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沈从文则钟情梦幻的诗意，人性的优美鲜活，以找回重塑民族品格的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希望通过对“国民性”的批判来唤醒民众，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与沈从文在崇尚道德，重视乡土人情的湘西文化中发现重塑民族品格民族文化的希望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文学理想：国民性的批判与民族品格的重塑

鲁迅和沈从文都出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内忧外患、民族贫弱，他们都怀着爱国之心和救国之愿，将自己的全副心灵投向了广袤的乡村大地。

鲁迅的小说，是“五四”以来中华民族伟大觉醒的呐喊，它真正深刻地感受着时代的脉搏，尤其是乡土小说。因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最早站在农民立场上，把他们放在小说主人公位置上的作家之一。著名文学史家王瑶曾明确指出：“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把农民当作小说中的主人公的，鲁迅是第一人。”[2] “文学是人学”理论的倡导者钱谷融也认为：“农民问题是鲁迅注意的中心，他把最多的篇幅，最大的关注和最深的同情给予农民。”[3] 确实，终其一生，鲁迅对于占一个民族绝大多数的乡村农民的关注如此热烈、持久、执着而又高屋建瓴、具体入微。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鲁迅尽管一生都基本上生活在精英文化阶层中，但他的一颗心却始终牵系着常常被一般知识界所遗忘的广大乡村世界，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赤子情怀促使他始终感应着占这个民族绝大多数的广大乡村人的痛苦、悲欢与生死，始终把他们作为全体中国人生存质量与精神标准的试金石。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未经充分开发与充分言说的菁芜并存善恶交织且又充满神秘气氛的广大乡村世界，是构成鲁迅精神内部巨大冲突与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他对都市社会与文化主潮进行质疑与批判的丰富资源和动力之一。三十年代，鲁迅在谈及自己的著作时说：“说道‘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用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这样的话语折射出鲁迅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知识者的理性让他自觉肩负起改造传统文化，使之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重任。鲁迅是满怀着对传统社会和文化进行改造的理想弃医从文投身新文学运动的，当他将忧郁伤感的目光投向多灾多难的古老大地，看到的却是乡土中国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和在这样的环境中世代挣扎求生的古国子民心理精神的日趋蜕变。由此，鲁迅将揭示民族精神病态和改造国民性的工作，坚持到了他目光所及的一切领域，对于大众启蒙的自觉承担成了他从事小说创作的最重要的立足点。于是1918年5月的《狂人日记》犹如一声春雷，振聋发聩，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中国文学（小说）发展的一个新时代。鲁迅从生活在未庄的阿Q身上发现了一个民族觉醒与振兴的最大思想阻力，正是对这一生存现状的正视，而揭示出乡土中国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他为人生，不是迎合人生，而是要改良人生，在他那些为人生写实的乡土小说中包含着生活的方向和社会的理想。在《阿Q正传》、《故乡》、《祝福》、《风波》、《孔乙己》、《药》等小说中，鲁迅选择了乡土农民的生活为描写对象。虽然鲁迅乡土小说对于传达某种“思想”的看重，要远远超出对于作品中人物故事和乡村生活细节本身的经营，但他把对民族现实的关注和对未来的焦虑，落实在对鲁镇、未庄等社会的剖析描写中，一方面忠实记录了生活在贫困凋敝的乡村中的农民的悲惨命运，另一方面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了乡土中国沉重的封建意识。对于乡村世界，他既有清醒的认识又有冷静的批判，他更关心的是农民不能真正认识自身的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提出了农民如何突破旧的精神枷锁，获得新的理性认识的命题，表现出他冷峻的思想革命意识和启蒙精神。

如果说，当沈从文以一个文艺学徒的身份叩访20世纪20年代的都市文坛时，鲁迅所开创、且以鲁迅为核心的“乡土文学”派正引领着新文学叙写乡村的主要立场和视角，那就是在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时代旗帜的感召下，并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文学主张及其小说实践的影响和启示下，对或是质朴封闭、古风犹存，或是经历着现代震荡而新旧杂陈的乡土社会展开全新的想象和描绘，从中既寄寓作者远离故土漂泊都市的无限感伤、忧郁和惆怅，又表达着对于经济凋敝、风俗鄙陋、社会黑暗、人民不幸的古老乡村大地的沉痛拒绝和尖锐批判。那么沈从文乡土抒情小说的出现，便是在描绘乡土人物与场景上带给了人们耳目一新之感。尽管他吹奏出的乡村短笛隐隐约约、时断时续，但这些作品所展示的中国遥远边地的自然山水、风土人情与人物剪影显得别具一格。作品中表现出对于乡村生活的极为温柔的眷恋和对于地方风俗的充满温馨的欣赏与陶醉，本色质朴，读起来津津有味。

当沈从文从那个充满质朴、人情，富于诗意甚至带有原始情调的湘西走向大都市时，呈现在他面前的是另一个世界。他看到上流社会的堕落，下层社会的不幸，民族的衰退，道德的沦丧，深感忧愤和悲痛。他怀念、留恋那虽然落后、保守、闭塞，但却安宁、秀丽、淳朴的“一角小隅”，于是他总是以全副笔力赞颂美好的自然，生命的力量，纯洁朴实的人性。他用“爱”的眼光看待整个世界，吹奏出的乡土田园牧歌也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边城》中渡船老人的勤劳、善良、敦厚，凡一切传统美德都不缺少，有头有脸有身份的船总顺顺，也具有大气、豪迈的传统美德，正直公平、仗义疏财、扶贫救困，很受茶峒人的敬重。顺顺的两个儿子，皆结实如虎、豪勇爽直，与人搏斗敢挺身而出，吃苦出力也不畏缩；翠翠更是沈从文向往的优美人性与人情的化身。隽秀的山水和古朴的民风，造就了翠翠清澈透明的性格。她美丽、热情、纯真，心怀美好的憧憬与期待，她那循乎自然的生活方式与在爱情中表现出来的典型的中国式思恋与坚贞，都是作家讴歌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人生。这种自然的人生与善良的人性，在沈从文特异的“湘西世界”里比比皆是。他们热情、勇敢、诚实、勤劳、朴素的人性超乎自然，这是“乡下人”的道德状态与人格气质。沈从文把民族出路的探索和变革现实的希望寄托在完美人生形式的再造上。因此，我们可以说，沈从文的重塑民族品德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有着大体一致的目标，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一个是通过对现实人生的批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一个是以理想人生的赞美来批判现实人生，其终极目标都是如何使我们的民族强盛起来。

二、审美意蕴：沉郁冷峻与恬适优美

基于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对封建主义的彻底批判，鲁迅的乡土小说总是采用客观冷静的笔调，把强烈的主观感情隐蔽在不动声色的描写里，将阴森恐怖的世界和世界中的人们呈现在我们面前，力透纸背中见出重压感。他追求现实的真实，拒绝粉饰和安慰，拒绝给现实涂上诗意和光环。而沈从文则钟情梦幻的诗意盎然、人性的优美鲜活，执着守候着他的梦境。两位作家都在乡土小说中有大量地方风情的描写，但笔调却有很大的不同。在鲁迅的小说中，我们认识了乌桕树、芭蕉扇、花脚蚊，也知道了社戏、拆灶、捐门槛等特有的景致和风俗，也熟悉了九斤老太、七斤嫂、赵太爷、闰土、祥林嫂、杨二嫂等形形色色的地方人物，知道了咸亨酒店，雪地捕鸟，养鸡用的“狗气杀”，也在《风波》中看到了富有特色的农家晚餐：

临河的土场上，太阳渐渐收了它通黄的光线了，场边靠河的乌桕树叶，干巴巴底才喘过气来，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飞舞。面河的农家的烟囱里，逐渐减少了炊烟，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泼些水，放下小凳子和矮凳。人人知道，这已经是晚饭时候了。

……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5]

鲁迅用写实的笔法，极力展现故乡的了无生气；“干巴巴”的乌桕树，“哼着飞舞”的花脚蚊子，“乌黑”的蒸干菜，在他笔下故乡很少是给人以美好回忆的“精神乐园”，满眼望去，我们看到的是，阴晦的天气，扑面的冷风，苍黄凝滞的天空，没有丝毫活气的荒村。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沈从文笔下的诗意描写，《边城》中的茶峒，明净悠远，恍若梦境：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执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蒿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6]。

其实，平心静气地说，天有聋的时候，而地是永远不会哑的。生活在大地上的乡村百姓和乡村主人公每日每夜以至每时每刻都在与土地、与庄稼、与牛羊、与自己的儿女及与河流、群山和天空诉说着什么。罗曼·罗兰借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口说过：“艺术家是大地的声音。”[7]尽管从总体上说，20世纪新文学对于“大地的声音”不无失聪之嫌，但作为其开山祖师的鲁迅毕竟认真而谦恭地倾听过，而且即使在乡土小说这样的领域里也以他特有的独创性艺术表达方式作了精心的保存；当鲁迅把火一样的热情包裹在冰一样的冷静里进行乡土小说创作时，以描写湘西生活，赞美农民质朴天性著称的沈从文也在认真地倾听大地的声音。不过他是在微笑中藏着哀痛，微凉里夹着忧郁，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蕴，建立起了一个特有的文学世界。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是一个宁静、平凡的社会。人人尊重古礼，莫不敬神守法，大有世外桃源之感。他用散文的抒情笔墨，绚丽多姿的色彩和行云流水般的语调，抒写湘西幽美的景致和正直、质朴、乐善好施的民众。《边城》充分表现了沈从文借故乡美景为小说创作独特意境的功力。阳光、深潭、自由自在的游鱼；青山、翠竹、黄墙屋瓦的人家；人面、桃花、别出心裁的酒幡。这一切，构成了一派充满生命活力的景象，把人们带入到一个古朴、自由、安宁、优美的境界，给人意在言外的想象和联想的余地。

少女翠翠虽然从小失去父母，和爷爷相依为命，却生就一颗皓如水晶的心。当爱情轻轻叩响她的心扉后，她心底涌流出的情感是那样的诚挚，那样的缠绵，那样的一往情深。而天保、傩送兄弟俩，一对健壮正直的小伙子，他们既是同胞手足，情深似海，又是情场对手，对翠翠都深情挚爱。然而，为了手足之情，唇齿之谊，他们却能满怀谦和仁爱之心，毅然牺牲自己的幸福去成全别人，而毫无世俗的嫉妒怨恨之意；老船工，翠翠的爷爷更是一辈子忠于职守，为他人忙碌于绳渡两端，何等的善良忠厚；船总顺顺，虽行武出生，又为地方码头官长，但为人也是一派侠骨柔肠、慷慨尚义、宽宏大度。因为翠翠，他失去了两个儿子，但他依然在翠翠孤身一人时想把她接回家照料……作者把这里的一切看做是美的理想化身。然而文章最后却留给了读者这样一个结尾：天保死了，傩送出走，老船夫孤独地溘然长逝，翠翠孤身一人，冬去春来，带着辛酸和苦涩，只有把爱情深深地埋在心底，独守渡船默默地等待着那个或许一去永久、或许明天就会回来的梦里人。小说在绵绵无期的哀怨中结束，这种隐隐约约的朦胧感正是作者带着人们一同去感受那条大河上下数百里土地上的奇花异草、人情风物之后的恬适优美。

三、艺术表达：理性审视与感性描摹

鲁迅生活在一个民族的历史转折时期，他亲身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一个哲人的敏感和深刻体验了民族的苦难和社会的黑暗，把个人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对于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结合在一起，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巨人。鲁迅的乡土小说，体现出一种睿智深刻的理性。他以这种光辉的理性，用文学、用小说来记录时代，思考时代。当鲁迅从相对封闭落后的乡村走出来，被现代文明之光照彻精神世界时，便获得了对乡土的人生观念及其社会文化意识进行反思的机会，并升华为认识乡村的哲学思想。乡土社会，在作家的观念中由一个狭小的圈子而成为扩大了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再仅仅是乡土自身，而是成为“乡土中国”的具体化和缩影。《阿Q正传》、《故乡》、《祝福》、《风波》、《孔乙己》、《药》等作品的构思显然都是富有启示的。小说的形式，乡土的内容，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历史分析力和现实洞察力。在鲁迅理性的视野下，乡土显示了其巨大的能量。

鲁迅乡土小说中的理性之光不仅仅是深刻的批判理性，同时他又立足中国乡土社会真实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况，深入表现了一般民众生存的真实境遇，从而展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乡土认知理性。正是这样，鲁迅的乡土小说并不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写农民，而是站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发掘乡土人生哲学，关照乡土中国社会。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理性的批判精神，并为后世的乡土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人物塑造上，鲁迅以乡村中世代过着艰苦物质生活的农民为关注对象，展示他们物质贫困的同时，通过客观冷静的描写突出他们灵魂的麻木。鲁迅的深刻在于这些似乎不足为怪的人和事却能颤动我们的灵魂。《故乡》里，最震颤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困，而是他的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强烈的等级观念和心灵麻木；我们几乎是眼看着祥林嫂在这个世界中由初次的“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变为“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先前那样精神了”直到最后“脸上消瘦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转动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个活物。”[5] 在封建文化的侵蚀麻痹下，人们失去了理性的分析判断，只有对权势的盲从，对偶像的崇拜。阿Q见了“长衫人物”便“自然而然”“身不由己”地下跪。封建主义思想使在《药》中作为启蒙者的夏瑜的“血”竟成了华小栓治病的“药”，被吞食掉的他的血和生命并未唤醒华老栓一家的愚昧，只能作为那“毫无意义”的“人血馒头”的一部分。一颗人血馒头解剖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历史症结；一条辫子掀起了闭塞水乡的轩然大波；一块肥皂打开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狭邪心性……鲁迅通过对残酷现实的展示，让我们看到了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

沈从文在开始练笔不久就在自己的习作里一再写道：“一个人单单做梦，做一切的梦……我是专做梦的人。”“我是一个但适宜于白日做梦的独行人。”“只能靠着做梦来填补痛苦的寂寞旅途。”[8] 沈从文用他那支善于写梦、画梦的笔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远离都市繁华与喧嚣的清纯、质朴、恬静而又柔美浪漫的梦幻化的湘西世界，使人们仿佛透过喧闹的街头隐隐约约听到遥远山乡的鸡鸣狗吠，嗅到了河水的气息与泥土的芬芳。在这种梦幻般的人情图中，人物鲜活而明亮，体现着一种自然的生命状态。如翠翠一样受着自然养育、远离尘嚣生活着的小女儿烂漫如花、清纯如水、诚实无邪，她的心灵没有沾染半点世俗的纤尘，是人类天性的真正代表。老爷爷忠厚老实、慈爱可亲、刚强如石，人生沧桑没有损蚀他的淳朴，是人性美德的集中体现。甚至他笔下的其他人物，无论辰河上的妓女、水手、农人、里长，还是男女老幼，全都重义轻利、守信自约、豪侠正直，体现了一种自然的生命状态。这种完美人性使他乡土小说中的人物也就更多地带有浪漫主义文学人物形象的理想风貌和抒情色彩。同是眼睛，祥林嫂“间或转动一轮”同翠翠的“清明如水晶”不仅显示了人物年龄、生活遭际的不同，也显示了作家创作原则的不同。虽然沈从文也感受到了现实生活中的黑暗、罪恶和苦难，只是他的情感着重于理想化地表现客观对象，以浓郁的诗意表现美和善的形态，以浪漫抒情的笔调营造远离城市的世外桃园，挖掘日常生活中所蕴含的诗意，用幻想编织出如诗如画的梦幻世界，找回重塑民族品格的基因来与人生的悲苦抗衡。

四、语言风格：含蓄凝练与清新淡雅

鲁迅主张作家应该“用了精练的，或者简直有些奇特的笔墨——但自然必须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9]。即使是毫无对证的描神画鬼，也“只有对于现实观察的适当夸张和想象加工。”因为“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10]。鲁迅的乡土小说虽然数量不多，但他用凝练的语言将一个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与现实世界整体上同构的乡村世界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鲁迅的乡土小说具有含蓄凝练的语言风格，正是鲁迅诙谐风貌的体现。鲁迅的语言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往往意在不言之中。鲁迅曾对这种语言表现手法作过说明：“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了有一个花环，《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许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5]这里的“曲笔”就是含蓄婉曲、隐约其辞的意思。它不是消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以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将作者“血管里流的血”融进人物语言中，从而融进文学作品中，达到人与自然的沟通，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同是写下自己内心的话，沈从文的乡土小说语言明丽、清新、幽婉、细腻、纯净、质朴、超逸，具有天然风韵。他追求宁静和谐的审美理想，平淡恬静的审美趣味，他的乡土小说喜欢描绘清新明快的田园风光，展示人性人情的温和与美好。

沈从文描写故乡的山川人物，人情风貌，其语言风格清新淡雅。“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具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地写下去。”[6]所谓“老老实实地写下去”，实为对故乡生活客观真实的描写。与都市生活的喧嚣繁杂，既充满机会和希望，也充满争斗和狡诈不同，湘西的生活是那么的宁静和谐，人们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是那么平静。小说的特点，决定了描写错综复杂的矛盾，惊心动魄的斗争更容易表现出小说的魅力，但沈从文的高明处，在于他擅长用小说来表现这种平淡而又宁静的生活，而且使之充满诗情画意。

一个年轻丰满，充满活力的寡妇，在丈夫死后，继续在两省交界的山岭下经营一家旅店，在与来来往往的客商交往三年之后，平静的生活终于起了一点变化。同样，这变化带来的是更平静的生活……（《旅店》）。娘女儿两个，守着一个碾坊，地既偏僻，人更稀少。日子在碾米声中一天一天过去，女儿却在一天一天长大。于是她们的生活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她们的命运便成了读者的悬念（《三三》）。《丈夫》、《柏子》、《肖肖》，无论写农村任何落后的封建制度，作者也是老老实实写来，从而给我们展示了在那落后、贫穷的偏僻地区的特有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可悲的，但他们仍然勤劳、诚实、热情。他们在平静的生活中有着自己的生活追求，而我们读着这平静的文字，却产生了心灵的震撼。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沈从文笔下的人物，总是生活在一种近乎原始的自然经济环境中，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也不免受原始生命力的驱动。正因为如此，男女之间的性爱——这种最原始的行为，几乎成了沈从文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其行为都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连长》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是讲一个驻防乡间的连长爱上了当地的一个寡妇。但就这样的一个近乎“一句话新闻”的题材，经作家浓笔重彩的层层渲染后，成为一篇抒情的精品。

鲁迅是现代乡土中国的第一位文学描绘者，是对当时乡土农民病态灵魂的执著探求者。他终其一生热烈而持久地关注着故土乡村，以及“默默生长、萎黄、枯死”的乡间百姓，其乡土小说也多采自乡土农民“病态的”、“不幸的人们”，予以鞭策和批判。历史与时代造就了鲁迅，使鲁迅最终能够挣脱故土旧梦，在历史与文化的宏观背景下，以清醒的启蒙精神去探寻故土的病源，挖掘故土的病根，表现出迥异于前人与他人的更为热切和深沉的乡土关怀。沈从文认为小说是“人事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11]的结果，那么即使是梦，也是湘西现实基础上的梦，他曾在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指出：“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最熟悉的，或者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以及各个支流县乡村人事，这地方的人民爱恶哀乐，生活感情、式样，都各有鲜明的特征。”[12] 充满诗一般的意境美和人性的光辉正是沈从文的乡土小说留给我们的永恒。

从以上对鲁迅和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民性的改造”和“民族品格的重塑”都是两位作家出于对民族的关心，对现实社会深切的关注。鲁迅批判民族文化的劣根性，沈从文则在寻文化的根，肯定民族文化中的那些已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传统美德和原始的古朴民风。其迥然相异的创作态度参差对照，呼应互衬，共同建构了丰富悠远、绚烂多姿的乡土文学世界。

参考文献：

[1] 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21.

[2] 王瑶.鲁迅作品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59.

[3] 钱谷融.艺术.人.真诚[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358.

[4] 鲁迅.我为什么做起小说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12.

[5] 鲁迅小说全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51.

[6] 一苇.沈从文作品精编下[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52.

[7]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325.

[8] 凌宇.沈从文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15.

[9] 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28.

[10] 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

[11] 沈从文文集[M].广州：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114.

[12] 沈从文小说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2.

[责任编辑 王玉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