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的凝视与理性

曹多勇从事“大河湾乡土系列”小说创作已有二十多年了。他一直深情地注视着大河湾那片故土，追寻并极力要在文学的空间里留存关于大河湾的记忆。他以独特而富有泥土气息的叙事，丰富而强劲的艺术想像力，生动地还原着大河湾的生命故事、历史情境和风俗人情。他在对过往的岁月进行审美观照的同时，又有着深邃而理性的洞察，有着对存在的追问和对人性的探究。他在作品中真切地表达着对这片乡土上进行的并还将继续进行着的时代变迁与沧桑变化的忧思与伤感，对乡亲的命运寄予真诚的关注与祝福。正是这样的情怀，激励着他孜孜不倦地投入到大河湾的乡土小说创作中。迄今为止，他已创作出《大河湾》《找活》两部长篇，《水族馆》《流水向东》《淮水赋》《梦淮水》《一根柔软的绳子》等三十余部中篇，《月亮头》《人羊》《送亲》等近百篇短篇。这些创作已经引起包括雷达、李建军、洪治纲、张新颖等评论家在内的文坛的关注。实事求是地说，正是由于他对大河湾持久而专注的审美发现和富有创造性的文学叙事，以及他奉献出的丰富而独特的创作文本，在中国乡土文学地图上，“大河湾乡土小说”获得了坚实而有效的文学命名。

曹多勇笔下的乡土，现实中的地理名称就叫大河湾。那是淮河岸边无数的小村庄中的一个。曹多勇曾在创作谈中写道：“它的土质沙性，易遭水淹……不能种水稻不能种洋柿子。”“村庄东头的堤坝上没有盖房屋，坝塘里没有芦苇，河滩地没有栽柳树，四周空朗朗的，不见一处碍眼的东西。这里的河滩地往南就是一条宽展展的淮河，水涨水落，一年四季，淮河始终与河滩地相依相伴着。”之所以要引上这段文字，我是想在就曹多勇乡土小说进行讨论之前，让读者有一个比较感性的印象。而对这一块乡土稍作延伸，就是赫赫有名的古淮南地域。它依山傍水，地灵人杰，自古风流。这里诞生过诗哲合璧的巨著《淮南子》，也爆发过被誉为战争史上奇篇妙笔的淝水之战；既有一夜玄思点化而出的美味神品淮南豆腐，也有漫长的民俗风情孕育而生的东方芭蕾凤台花鼓灯……它又是淮河洪水成灾最频繁的地方，它还是全国著名的煤矿生产基地。这里有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这里有浓郁淳朴的民风乡韵，这里有典型多样的底层生存研究样本……这一切共同养育着曹多勇，同时也养育着他的非同寻常的童年记忆，养育着他的那些氤氲着大河湾生命气场、地域神韵和生存特质的乡土小说。

曹多勇乡土小说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他在众多的作品中深怀着对大河湾乡亲的关怀之情，自觉地肩负着近乎宿命般的责任感。这使他的大河湾乡土小说创作在进行文学叙事的精心探求的同时，有着历史的和现实的功利诉求，简单地说，他对叙事审美对象还怀着更深一层的研究欲望和拯救动机。他满怀忧思的双目，注视着大河湾曾发生的以及正发生着的风云变幻、世态炎凉、生存冷暖和悲欢离合的种种景象，似乎恨不得要将有关大河湾的一切都写进他的小说，保留在文学的世界，希冀着这样一种永不流逝的保存并在这种保存中获得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启示甚至是拯救。也因此，他的乡土小说题材广泛，故事形态多种多样，生命际遇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充满着生老病死、嫁娶婚丧、读书打工、种地养殖、经营买卖、吃喝嫖赌、嬉笑打骂等等的普通而平凡的生活图景和生命故事，他对这些既欣赏揣摩、为之痴迷陶醉流连忘返，却又常常殚精竭虑，苦思冥想，感怀伤心。这样复杂的创作心态，促使他在审美观照中又有着精深的分析研究与思考诘问。对这样的分析研究与思考诘问我姑且称之为乡村现象学研究。其研究范围涵盖了乡村留守儿童教育、留守妇女情感需求、留守老人心灵慰藉、城市农民工生存、乡村与煤矿的关系、乡村土地流变诸多或突出尖锐或沉重纠结的问题。限于篇幅，我无法对此展开阐述。我只想借此说明曹多勇乡村现象学研究的范围之广、野心之大、目标之远、用心之深。而这样的乡村现象学研究必然影响着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的艺术想像与文学叙事，使之呈现出浑厚与饱满的艺术效果，显得厚重而坚实，真诚而温润。比如《淮水赋》中写了生活在大河湾的韩老头一家三代的生活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作家真实地展现了大河湾人的日常生活，在对这些生存故事的考察与艺术呈现的过程中，作家追循着这些命运背后包含的人文地理、历史沿革和人物心灵变化的轨迹。作家出色的艺术想象使得大河湾普通人家的生存样本得以本色地还原。而在这样的艺术还原里有作家对乡土难以释怀的眷念。所以小说写韩老头和他的老伴临终最大的愿望就是葬在淮河边，即便是“这里塌陷成一口水塘”也无怨无悔，“就怕你们把我和你们娘的一把骨头迁进公墓去”。小说结尾，韩老头望着雾气蒙蒙的河面，心中想的是“不知道哪个孩子最先回头”。作家以此表达出对乡土的怀恋，也向沉溺在物欲文明中的人们发出回归精神家园的召唤。在《梦淮水》中，作家写了一个叫温玉的女孩寻梦的经历，那个女孩梦见一个看不见面孔的男人，而这个男人原来是她未曾见面的父亲，在矿难中被烧死了。正是这样的梦的解析，作家考察着乡土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冲击的历史，建构了工业文明相对乡土实际是一场噩梦的艺术象征。同时，也借着这场梦的追寻，引领人们进行着乡土身份的追寻与认领。而在《流水向东》中，作家写了一个乡村妇女在不幸婚姻中的挣扎及茫然出走的故事。作家真实而毫不隐讳地描绘出了乡村女性无助无奈的悲哀生存现状，表达了对这种现状和前途的焦虑与担忧。可以说小说中那个离村出走女子的茫然与惆怅，就是作家对乡村深怀忧思的真实流露。在《水族馆》中，作家写了乡村一家三代女子的故事，写了几十年的时代变迁是怎样决定着这三代女子的命运，让人们看到乡村女子在命运面前的柔弱而坚韧、无助而善良、卑微而美好……同时也写出了作家对这样的命运的循环与悲剧的重演的深刻思考与深度追问。曹多勇所有的乡土小说都是这样叙写大河湾人的生命故事的。他对渐渐消失的乡土无比珍爱，所以，他在做尽可能的文学式的挽留与持存；也因为这种挚爱，他怀有博大的悲悯，以一颗温柔之心贴近现实，又有一种充满责任的理性审视与穿透，这样一种审美与研究并重的小说创作，既呈现现实，又充满艺术想像；既有倾心的关怀，又透着理性解剖的锐利之光；既洋溢着诗意，追寻着启示，又探索着拯救之路。在表达着对现实的不乏焦虑的关注的同时，也实现着人文的呵护与照亮。

值得关注的是，曹多勇乡土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写童年记忆的。他对童年记忆的回眸情感是复杂的，有深深的留恋与怀想，更有着不堪回首的苦痛与辛酸。他留恋童年时光的纯真美好，那些富有幻想、充满童趣的生活，那如花一般绽放的童心和生命，所以，他的笔下有如诗如画的吟咏，有童年视角下的乡村淳朴而不乏浪漫的情境与故事。作家珍惜这一切，他尽力打捞和捕捉这些童年记忆。在《人羊》《一根柔软的绳子》《月亮头》等篇目里，作家刻画了一个个富有个性的童年形象。他把大河湾儿童那种亦水亦土、既有农耕人家孩子的淳朴、倔强，又有水上人家的活泼、狡黠的性格写得生动形象，这些记忆叙事有着乡土抒情诗一般的美感。同时，作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曹多勇又有着忠实于历史忠实于记忆的艺术操守。这使他无法回避那个特定的时代在孩子心灵烙下的或深或浅，有些酸甜又有些惨烈的印记，从而写出了为人们习焉不察的童年的生存之痛。如《一根柔软的绳子》里，写饿极的孩子，学会动心思骗大人，偷吃地里的花生瘪子，“宁愿多挨一柳枝，也要把看见的一两个花生瘪子摘下来塞进嘴里。”这是怎样的生存之痛？那时，孩子们的话语是“篡权”“政变”“叛变”“派别”，心思是打仗，作英雄当司令，行动是“也学大人样子。把一个孩子捆绑上，开批斗会。”甚至用绳子勒紧小伙伴的脖子，直至他“脸色青了，眼睛圆了，身子软了……”这就不单是童年记忆的文学叙写了，这更成为了那个时代乡土真实的生存镜像，历史的乡土具有了一种罕见的残酷与荒诞。时间不再是成长的见证，反变成扭曲生命的透明而尖利的绞索；土地不再有着恩慈悲悯的胸怀，而是成为欲望的陷阱；乡亲之间没有了醇厚的情谊，取而代之的是提防、猜忌，就连无知的孩童也卷进了政治疯狂的舞台。作家写出了在虚妄的喧嚣与臆想的奋斗中乡土上的人们是怎样迷失了本性，以致使天真烂漫、无限美好的孩童游戏也发出刺耳的饥饿的腹响，交织着权势与谋略的阴森，充斥着政治厮杀的癫狂。类似的还有《恶游戏》《语文课》《算术课》等。这样的乡土叙事，一方面寄托着作家对乡土往事的怀念，对家园的皈依之情，但是，更有着对特殊历史阶段的理性反思，这就显示出曹多勇乡土小说的别样特质和艺术诉求。

在多勇的童年记忆叙写中，还有着对故乡风俗乡韵的艺术展现。面对当今世风日下的现实，作家深情遥望渐渐远去的乡土以及乡土那固有的淳朴珍贵的民风民俗，笔下缓缓流淌着的是吟唱，也是叹惋，更是呼唤。所以，他在《送亲》里细腻详尽而又情意缠绵地写了一段“送亲”的故事。小说借“我”这个少年的视角，细细地叙写了淮河岸边的送亲习俗。为了选一个合适的有资格的送亲者，“我”的父母一遍遍筛选，一层层思量。父母借着嫁女儿的时机，检点着自己做人的得失，持存着自己心中那份无愧的德行与操守，也回报着乡里乡亲迎来送往的恩德与善意。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作家写出了大河湾风俗人情中的人性之光。在《月亮头》中，作家饶有趣味地写了一个年幼的小叔子与刚过门的大嫂之间的情谊。从小失去母爱的小叔子在大嫂未过门时就下决心要护着大嫂。结果，在村人闹洞房时他竟然拿着棍子打闹洞房的人。当得知当地孩子有偷看“月亮头”，攀比“月亮头”的风俗时，新过门的大嫂在干活间隙解手时，蹲在靠近庄台的最南边……这是多么离奇的民间风俗，却又是多么美丽动人的亲情与多么纯洁的风流乡韵。那飘荡在村庄上空的童谣，那古老神秘的月光，大嫂金子般的心灵，小叔子失去母爱的隐痛与从大嫂处得到补偿的幸福，在乡人闹洞房的嬉笑闹腾甚至有些粗野的言行中，流淌着作家倾心书写的温情，飘逸着月光一般柔美恬静的乡村抒情诗的韵味。读着这样的小说，我们还能体味到传统的月亮神话叙事原型，民间叔嫂叙事模式以及民间贤惠媳妇的故事模式特有的真纯之美。作家这种小说叙事上的艺术的置换与浓缩，使得《月亮头》的文学叙事接上了民族悠久的文学传统，富有着极其丰厚的审美意蕴和令人反复回味的艺术魅力。

需要指出的是，对童年记忆中的风俗乡韵的描绘，不仅显示出曹多勇的乡土叙事美学追求，那种呈现淮河风情韵至美的努力，更有着作家理性的审视与诘问。传统的乡土文学中，对民俗的描写，一般都是将其定位在风俗画的层面，或者是展现地域风貌，或者是烘托乡情乡韵，总之，是美感追求为主，少有更深的意义或思考。实际上，民俗的意义比这要远为深邃得多。美国著名民俗学家萨姆纳指出，“哲学和伦理是民俗的产物”“它们不仅决定着人们在生活的所有关键时刻的思想方式”，而且通常牵涉到集体的根本利益，反映着集体的精神风貌。“它们是流行于一个社会的处世方式，这些方式与存在于社会中的过好生活的标准、信念、观念和律令结合在一起，满足人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德范（特殊的民俗）成了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个性（时代精神）的表征。”按照他的理解，人类的生活不是来自任何伟大的哲学和伦理思想，恰恰相反，“世界观、生活策略、是非、权利和道德都是民俗的产物。”（转引自高丙中《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59～62页）应该说，曹多勇对此是有着深刻的思考和较为成熟的看法的。这使得他在乡土小说的写作过程中，对风俗乡韵、民俗民情的关注超越了泛泛地为写民俗而写民俗的叙事层面，如此，他的乡土小说虽然很多是写的童年记忆，但是，在借儿童一双纯净透明的目光观照乡土的过程中，作家有意识地保持着距离，留有着审视与思考追问的空间，在诗意叙事的同时，有着理性的思索，作家力图借此探测生存的纵深，人性的奥秘。如在《一锨砍死你》中，他在写了大河湾特有的新媳妇磊河台的风俗时，着力营造了新媳妇麦子、哑巴与“光棍汉的霸主”三根之间的性格和精神上的冲突。在这样的冲突中，作家表达了对乡土文化深层次的思考和追问，融进了对人性的剖析与鞭挞。如此，民俗和人性不再是我们常见的两张皮了。相反，人性的沉思与刻画，凸显了民俗的塑造人性与锻铸历史的力量；民俗的剖析与追问，切开了人性一层层的褶皱，照亮了存在的幽邃的内核。在《人羊》中，曹多勇对大河湾的恶风恶俗给予了充分的展示和严厉的鞭笞。作家以令人称道的艺术控制力，写出了大河湾人一步步紧逼，也写出了那个从水上来到大河湾落户的麹姓船民一次次隐忍，处处谦卑，到后来，残忍地让两个孩子鞭打活羊，“两个孩子一鞭子一鞭子，一道鞭印撵着一道鞭印往耳朵根那儿跑”，麹姓人家容忍背后的“狠”劲一下子爆发出来，大河湾人人性固有的丑陋与卑劣也揭示得淋漓尽致，这样的民俗叙写，就有着一场惊心动魄的人性的较量。这些无不显示出作家对乡土历史的思考，对存在真相的探究，其深层是源自对民族历史的反思及对民族前途的隐忧。曾几何时，我们的乡村不是打到了一切乡绅吗？乡绅固然有好有坏，可是，彻底消灭乡绅，让流氓无产者，比如，《一根柔软的绳子》中的民兵营长取而代之，以此引领乡村的民俗风尚，只能是乡村中国的整体的彻底沦落与消亡，是恶风恶习的张狂与恣肆。这些，我们以为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的乡土情感和强烈责任感的作家，曹多勇是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的。这正体现了他鲜明的价值叙事的艺术理念与坚定的写作立场。

说到写作立场，我以为曹多勇的乡土叙事的立场是民间的。我们往往有种错觉，好像写乡土，就一定是有着民间的立场。其实未必。实际上，在我国的乡土文学史上就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证明。比方说很多乡土文学曾经有着启蒙的动机。但启蒙者并不就天然地怀有民间立场，相反，常常是有着很强烈的权力意识和强势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而至于高高在上，挟持民间，甚至强奸民意。多勇的小说民间立场首先表现在小说语言美学的追求上，他的语言是典型的淮河岸边的人家言语的提纯。那种拙朴得拉杂的，有些重复甚至有些木讷的言语方式，那种硬邦邦的语气，那些淮河两岸特有的古朴的词汇，有着生命的质感和自然的气息，焕发着某种经由地域文化长期浸润而形成的韵致和光泽。美国评论家特里林在谈到契诃夫的小说叙事时，不禁赞美道：这种技巧是与读者平起平坐，是作家的谦虚。其实，我以为契诃夫不仅是对读者，他对笔下的人物更是谦逊而温暖的。以此来评价多勇的小说语言，我想也是妥帖的。这种叙事语言的修炼与追求，首先是发自内心的亲近与认同。什么是乡土？乡土就是认同。没有感情的认同，就没有乡土。（钟宗宪语）多勇自己就说过，要使“那种独属于淮河才有的东西留到文字当中”。其次，多勇的乡土小说，那些童年记忆的叙事，写出了乡村特有的美。那种乡土气息，那种原始的甚至是有些污浊的、有些粗蛮的生命呈现，如“父亲真是饿坏了……父亲伸手拿起一块秫秫面粑粑快速地咬上一大口，嘴巴嚼几口慢下来，梗着嗓子使劲地咽肚里。秫秫面粑粑不是一种好吃食，眼睛看着粗糙，手指摸着粗糙，嘴巴吃着粗糙，嗓子咽着粗糙。这么说吧，就是吃进肚里变成大便拉出来，也是粗糙得人解大便受不了。”（《一根柔软的绳子》）陈思和教授说：“民间的美是什么？……第一义的美一定是来自原始生活，来自朴素的大地，是健康的、与大自然是沟通的。”（陈思和《启蒙视角下的民间悲剧：〈生死场〉》）我以为多勇的小说是有着这样的民间的美的。毫无疑问，这也是曹多勇的自觉的艺术追求。再次，就是多勇小说中对民间苦难的细心体察和真实呈现。比如《桃花朵朵开》中那个失去儿子的长生娘，比如《年馍》中饿死的干娘，还有《新闻直击》中那个有着吃塑料的傻儿子的苏二妹……在曹多勇笔下，这些在乡下苦苦挣扎，一年一年苦盼苦熬的乡亲，这些进城拾垃圾捡破烂的小伙子和姑娘，以及无数正在承受着时代裂变的家庭与心灵，曹多勇离他们是那么近，像是面对面地把他们的现状讲解给我们听，把他们内心的痛端出来，像端出那一碗碗他们天天都要咀嚼的咸腊菜，一如曹多勇掏出他自己整夜为之辗转不眠的沉重的心事……没有夸饰，没有矫情，甚至没有哭诉、乞求与期盼。这不是作家的无动于衷，这是对乡土民间真实状况最合适的表达，一如当年梵高画那些吃土豆的人一样。梵高坐进去了，坐在那些人中间。如此，才能像鲍尔吉•原野曾经说过的那样：“跟穷人一起上路。”

作为一种乡土叙事，曹多勇有着对乡土的强烈的留恋与追想之情，他生动地展现着乡土固有的诗意之美，同时，曹多勇又有着成熟小说家的理性，这使得他与小说叙事人保持着适度的距离，怀着对小说艺术的敬畏之心，坚守着一个职业小说艺术家所有的虔诚和自律。这样，曹多勇的乡土叙事就避免了不加节制的语言狂欢和想像泛滥。同时也很少有对民俗风情炫耀般的展现和放纵式的铺张。他的乡土叙事，在写出乡土特有的风情韵致的过程中，有着对形而下叙事的警觉、控制与精心的选择。而这恰恰是很多乡土小说家久久不得矫治甚至不曾觉察不愿觉察的痼疾。他们在叙事上过多地《金瓶梅》化，而极少汲取《红楼梦》的精髓。这种严重的虚实比重失调，使得我们的乡土文学叙事纷繁有余，疏剪不足；厚密过度，空灵不足；形而下太甚，形而上不足。我实在搞不懂，我们有些作品，甚至是有些大家的作品，即使是写一道菜，也像厨师的菜谱一样。而要是写一个喜丧的场景，更是不得了，常常让人无法忍受难以卒读。真的每个细节都需要这样铺张叙写吗？曹多勇的小说结构是很严谨的，叙事是很节制的，他就很少做无谓的铺叙与交代，相反，给小说框架以足够的疏朗的空间，删去不必要的交代，尽可能使小说人物事像受到较少限制，以获得一种更强的渗透力，从而获得冲破原有语境开拓更广阔语境的余地，留给读者尽可能丰富的想像与思考。这样，他的小说，如《一根柔软的绳子》《人羊》等，就有了近乎卡夫卡、卡尔维诺寓言小说的意味。而另一些小说如《月亮头》《语文课》《算术课》等中的叙事原型或神话元素也才能得以游活起来，而不致淹死在铺天盖地的细节叙写之中，读者才可能获得神话原型和民间传说等元素带来的叙事语境拓展的快感和享受。这样的乡土小说也才可能在传统乡土文学的基础上获得突破，不仅拥有一般叙事层次的美，还能拥有一些形而上的价值或意味。所有这些，我们以为，都是曹多勇在诗意叙事的同时，有着理性审视和自律的结果。实践证明，这的确给他的乡土小说写作增添了异样的艺术光亮，使他的乡土小说与当今众多的乡土小说区别开来，拥有着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

作者档案

刘　斌：男，出生于1960年11月。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安徽民俗家协会会员，淮南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在《世界文学》《新疆回族文学》《西部学坛》《诗潮》《诗歌月刊》《红豆》《安徽教育学院学报》《今古传奇评论集》《皖版图书评论选集》《屯溪文艺》《银河》《人民政协报》《安徽日报》《铁道建设报》《安徽书讯报》《安徽工人报》等报刊发表散文、评论、诗歌、小说等近50万字。曾获全国首届人文地理散文大赛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