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幻和现实的纠葛
时间：2021-02-27 07:55:4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凯瑟琳·安·波特作为美国最著名的南方女作家之一，她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的女主人公形象，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波特塑造的一系列主人公的思想困境，揭示作为女作家的波特在梦幻和现实中的挣扎。
关键词：凯瑟琳·安·波特；女性；精神困境
作者简介：袁方，中央民族大学在读硕士，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7-0-02
引言
凯瑟琳·安·波特是二十世纪美国最著名短篇小说家之一，1930年，她发表了自己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开花的犹大树》，其中包括很多精彩的名篇《开花的犹大树》《被遗弃的威瑟罗奶奶》《偷窃》《碎镜》等等，随后她先后出版了《灰色的马，灰色的骑手》和《斜塔》两部小说集，但是波特始终未被广大的美国读者所接受，直到长篇小说《愚人船》发表。她的三部故事集在1964年被合集出版《波特小说集》并在1966年获得全国图书奖和普利策奖。波特的作品以她所熟悉的墨西哥和美国南方为背景，寓意深刻、主题严肃，诠释了复杂的人性、现实和幻想，自我和背叛等方面的话题。此前学者从南方意识，自我和背叛，女性成长等方面诠释了波特笔下形形色色的主人公形象。本文试图分析《开花的犹太树》这部小说集中的女主人公的在现实和幻想之间的纠结、背叛和回归，揭示波特在坎坷孤独一生中的精神追求，在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徘徊。
一、宗教与婚姻
《玛利亚·孔塞普西翁》这是波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也是波特在从墨西哥返回之后为纪念那段岁月而写。玛利亚·孔塞普西翁在家庭和责任以及宗教之间之间的纠缠，在保护家庭的完整，面临丈夫和其他女人调情时，杀死了情敌。
玛利亚·孔塞普西翁在开始就被勾勒成为坚毅刚强的女性，虽然身怀六甲但是依然操持家务，去市场上卖鸡维持生活。 “她本想停下来在路边的浓荫下歇歇脚，但是她可不能浪费时间，连脚上的仙人掌的刺尖都来不及拔下，胡安和他的主管这会一定在埋入地下的城市中潮湿的沟壕里等她送饭去。”[1]
当遭遇丈夫的背叛时，“当胡安离开时，玛利亚·孔塞普西翁没有哭，当婴儿生下四天就夭折时，她也没有哭”。 [1]
但是在发现并且杀死情敌之后，玛利亚·孔塞普西翁一改往常那种刚强的形象，而是“把到扔下，跪下来，向他慢慢爬过来”，向胡安寻求庇护。在由胡安代表的男权主义和以群众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的保护下，玛利亚·孔塞普西翁“她的血液又平静地流动了，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1]她顺利地躲过了宪兵的审查，最终抱回了玛利亚·罗莎和胡安的孩子，和胡安继续生活。
小说体现了波特对于婚姻和宗教的质疑，在婚姻中，玛利亚·孔塞普西翁主动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当威胁和背叛迫近时，她开始矛盾并且质疑但是最终接受二者的庇护。小说中玛利亚·孔塞普西翁一直坚持“他们两人确实是在教堂里面结的婚，而不是在教堂的后面”，宗教对于婚姻的完美保护，但是她不得不接受丈夫与别人私奔的事实，在经历过现实和理想的折磨之后，“当丈夫离家出走时她起先的确感到不安，但是过后也就不再为此烦恼了。她想男人总归是这样。她是在教堂里正式结婚的，有她自己的身份。嗯，他终于回到了家里”。 [1]她重新拾起自己对宗教和传统的信任。在女性意识和萌发和觉醒的过程中，女性背负的沉重的家庭责任感的束缚以及宗教上的罪恶感和内疚，最后不得不屈从于男性权威，在宗教和男性的双重囹圄中继续生存。
小说中女主人公为保证自己的婚姻，在教堂结婚，但是不止一次在丈夫离家出走之后对宗教对于婚姻的作用产生了质疑，著名的女权主义批评家爱来恩·肖瓦尔特曾经提出“妇女批评”的概念，即理解女作家的依据是作家的平时的的生活经验和经历。波特这对婚姻和宗教的困惑反映在她的第一次婚姻中，当时她为了讨好丈夫的母亲而改信罗马天主教，试图在宗教的庇护下寻求婚姻的完美，但是最后还是未能成功。波特试图勾勒出理想状态下宗教在婚姻中的作用：在背叛和疲倦来临时，给人以责任和约束。但是在小说的最后胡安发出这样的感慨“啊，耶稣！一个人的命运多苦啊！” [1]波特同时也对宗教的作用产生了怀疑：“明天他将回到无尽头的枯燥的劳动生活中去，要挖掘到地下城市的沟壕中去，就像玛利亚·罗莎一定要进入坟墓一样” [1]，在这种无尽的传统的日复一日的折磨下，婚姻生活注定要成为负累。
二、政治和信仰
《开花的犹大树》这一为读者尤为熟悉的小说，讲述了劳拉不远万里来到墨西哥参加政治革命，但是却对信仰和自己的真理产生了怀疑，进而理想幻灭的过程。劳拉自愿来到墨西哥参加革命，却发现，革命远非是她所想的样子，领袖布拉焦尼“已经变成她许多幻灭的象征，因为一个革命者既然有崇高的信仰就应该长的瘦削、生气勃勃，是一切抽象的美德的化身”。[1] “因为她对生活应该是怎样的有一个想法，而她现在的生活方式跟这个想法简直对不上号。” [1]一方面劳拉自己感觉“除了用来证明一种理想意外，我的个人命运算不了什么” [1]，她怀抱了为革命献身的纯洁理想，她在空闲的时候教孩子们学英语，在空闲的时候去参加工会会议，到牢房里去探望囚犯；但是另外一方面她自己感觉到“和布拉焦尼一样腐败，一样冷酷，一样有许多缺点”，就在现实的失望和理想的圣洁的双方的撕扯中，劳拉迷失了自我。最后在梦中，被她杀害的革命者欧亨尼奥喂她吃下犹大树的花“因为那些花既消饥又解渴。杀人犯！又是吃人肉的，这是我的肉体和鲜血！” [1]
一方面劳拉是个天主教徒，但是她却害怕被布拉焦尼为首的革命者看到教堂去，于是便偷偷溜进一座快要倒塌的教堂。另一方面她自愿跑来革命，但是这与她理想中的看法完全不同，很多次，劳拉想“她一定要逃走，可是她没有走”。[1]事实上，劳拉被动地参与了整个革命，丝毫没有去主动要求和争取自己所期望的东西。破败的教堂和腐败的革命一样，劳拉无法从其中任何一个得到自我救赎，因为她背负着错误的价值观在背叛、谎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在双重自我撕扯下——背叛自己的理想，同时又被现实所背叛，最后劳拉被欧亨尼奥称为“杀人犯！吃人者！”正是因为劳拉为了对现实的残酷充耳不闻，逃避在现实生活中的责任，在此过程中她不断压抑自我，因为她不愿承认自己所一直追求的政治信仰只是一个谎言。弗吉尼亚·斯宾塞卡尔在为波特的《开花犹大树》所做的序中指出：“劳拉在理想的生活方式和现实的折磨中感到自己被背叛”。[2]劳拉在正义和邪恶的悖论中迷失了自己。“如果劳拉不仅仅是波特在墨西哥革命的反映，而且是米兰达的经历的反映，那么劳拉的角色就变得极易理解，故事里背叛的主题就变得清晰了。”[3]劳拉的背叛和纠葛就和波特的经历遥相呼应，波特曾经参加墨西哥的革命，她曾经把墨西哥视作是实现她政治梦想的天堂，但是最后发现这终究是一个梦。“于是她把自己的理想的幻灭和精神上的孤独转化成劳拉的，开花的犹大树，是她墨西哥之行的象征”。 [4] 波特冷静的观察者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的现代革命的狂热。1921年墨西哥领导人下令经一批外国激进分子驱逐出境，波特名列其中……非人道的待遇激起了波特对革命专制的极大反感。[5]于是掺杂着自己对革命和政治的疑虑和不解，波特将个人的困惑转变成劳拉的困惑，也对整个人类的信仰产生了怀疑。
三、爱情与家庭
《裂镜》主人公罗瑟琳嫁给了长自己三十岁的丹尼斯，两人在爱好上和性格上存在严重的差异和分化，在离家去波士顿的途中，罗瑟琳认清了残酷的现实，意识到爱情和婚姻的实质，最终回到丈夫身边。
整个故事讲述了女主人公从期待幸福浪漫的婚姻，到忍受家庭的琐碎和丈夫的性格的不合，自己出门追逐理想的生活，最终遭遇到现实沉重的打击，最后回归家庭的过程。罗瑟琳本来对生活充满了激情和希望，“她一直在讲话，如果不是对着他，也会对着停下的路人，要是没有路人停下，她就对着猫讲话或者自言自语。”[6]罗瑟琳本身是“一个肤色红润，身材高挑的舞者” [6]，由于相差三十岁，两人的性格差异也因此变得更加明显。“作为一个爱尔兰人就应该像他一样，沉着，冷静，实际、考虑周全，追求真理，但是罗瑟琳从来都看不到这些，‘你的脑袋像个石头’” [6]；对婚姻抱怨颇多“这不是生活，这从来不是生活，这个年纪的男人不会和女人生活的舒适”。[6]
裂镜的意象贯穿在文章的始终，罗瑟琳一直爱恋的凯文的离开象征着她年轻时浪漫梦想的破碎，当凯文带着他的行李箱消失的时候，“罗瑟琳回到房间，照着在厨房窗户旁边的镜子，这时在镜子中间出现了一道裂缝”。[6]
罗瑟琳在生活的夹缝中感到窒息，婚后在厨房的忙碌，第一个孩子的夭折都与第一天在舞会与丹尼斯浪漫的相遇形成强烈的对比。丹尼斯一直小心翼翼维护和罗瑟琳的生活，担心罗瑟琳会不会离开。终于罗瑟琳在梦里梦到了她的姐姐奥纳拉生病，呼唤她到床前。罗瑟琳开始自己的寻梦之旅。临走之前，罗瑟琳说：“能不能带回一个让我的脸看起来不再像魔鬼一样的镜子”。[6]罗瑟琳感到即将破碎的镜子就是她破碎的自己，没有了激情和幻想的生活将她异化成为一个魔鬼。
但是在离家的途中，罗瑟琳没有找到姐姐，在街头遭遇骗子，尊严尽失。最后，丹尼斯承认忘记买回镜子，但是在遭遇现实的残酷之后，罗瑟琳意识到家庭的温暖和美好，坦然接受了“裂镜”，接受了“破碎的自我”。在小说结束的时候，罗瑟琳不断重复着“生活是一个梦，生活只是一个梦”。在这个从背叛到回归的过程中，罗瑟琳从压抑自我，到寻找和释放，最终决定重回现实的家庭，继续在琐碎但温馨的家庭中生活。
或许罗瑟琳和丹尼斯两者的年龄差距正是作者第四段婚姻生活的反映，1938年，波特嫁给小自己20岁的《南方评论》的业务经理艾伯特·厄斯金，但是令作者尤为伤心的是，当得知波特的真实年龄之后，两人迅速分手。作者在此塑造的婚姻的理想模式：面对现实，而并非沉浸在遥不可及的浪漫理想之中。
四、总结
1890年波特出生在德克萨斯州的天主教家庭。在波特幼年时期，母亲去世。随后她被带给祖母抚养。当波特仅仅六岁的时候，她就宣称自己想做一名女演员。在其11岁的时候，祖母去世。她关于早年的生活记忆淡漠而又模糊。波特曾这样对朋友说：她曾为他高贵的祖先绘制过一幅家谱，她一直想象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她试图从自己的作品中分清现实和虚构，但是最后总是发现那是自己的记忆和幻想。在仅仅16岁时，波特嫁给了21岁的约翰·亨利·孔茨。婚姻在九年之后破裂。随后波特来到墨西哥，但是却卷入了墨西哥的政治斗争当中。后来波特又经历了三次失败的婚姻，最后独身一人。波特一生都缠绕在婚姻和爱情，政治和信仰的纠葛中，她的短篇小说是作家精神世界的生动体现和反映。波特曾经说过“你写的是你经验和自我的集合”[2]。因此她的作品中萦绕着压抑、沉重的基调。《玛利亚·孔塞普西翁》《开花的犹大树》和《碎镜》的主题分别是宗教和婚姻、政治和信仰、爱情和家庭，分别反映了波特一生中在此问题上的纠葛和矛盾。三篇小说都细致入微的笔法，描写了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矛盾，在面临家庭、婚姻和信仰的抉择时内心的挣扎与困惑。
波特所描写的婚姻、爱情和政治都反映了她的精神追求：理想和归宿感，她一生都在致力于艺术的完美和个人的独立。波特的主人公在面临困境时大多选择了面对现实：妥协和中立，就像劳拉不愿揭开政治的残酷，罗瑟琳虽对婚姻充满的失望但是重归家庭一样。这似乎都是波特构造的理想乌托邦，在现实中，自立、坚强、无畏的性格却让波特从未屈服。对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对整个人类症候的忧虑让她不断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她曾经说过：“至于我自己，而且不仅仅是我一个人，从我有意识和有记忆的年纪起，直到今天，这一生始终处于在世界性灾难的威胁下，而我的绝大部分智力和精力一直在努力领会这些威胁的意义，追溯他们的根源上，用在努力了解西方世界人的生活中这个巨大而可怕的缺陷的逻辑上。”[1]波特对整个人类生存精神境况的反思是具有普适性的，或许波特的困惑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甚至是整个人类的不解。
参考文献：
[1] 波特， 凯·安·波特中短篇小说集[M]. 鹿金等，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2] Carr， Virginia Spencer. “Flowering Judas” Katherine Anne Porter， ed. [C]. New Jers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3
[3] Uue， Darlene Harbour. Truth and Vision in Katherine Anne Porter’s Fiction[M].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5
[4] Walsh， Thomas F. The Making of ‘Flowering Judas’[J].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12， no.1（1985）
[5] 金莉等， 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6] Porter， Katherine Anne. Flowering Judas and other storie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