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与问题

摘要：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中国“五四”新文学影响下的产物。最初出现的东南亚华文文学有强烈的侨民文学色彩，同时也显露出本地化倾向。东南亚华文文学史上有两组大问题：一组是侨民文学与本地文学的问题，它关系到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源流与自身传统；另一组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问题，关系到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精神核心与艺术特色，两组问题相互关联。本文讨论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并提出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东南亚华文文学；侨民文艺；本地化；现实主义；现代主义

Abstract:Chinese literature in south-east Asia was born as a result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literature proposed by the May Fourth Cultural Movement of China.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 south-east Asia carried both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tion literature and the tendency of localization. There are two major interrelated rel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south-east Asia: the relation between migration literature and local literature,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realism and modernism, the former concerning the origin and tradi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south-east Asia while the latter concerning the spirit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south-east Asia. This paper is to outlin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south-east Asia and show the major problems faced by it.

Key words:Chinese literature in south-east Asia; migration literature; localization; realism; modernism

一

西语文学的世界化过程持续了5个世纪。1500年用拉丁、日耳曼、斯拉夫语系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仅限于欧洲本土，而今天，随着西方文明的世界性扩张，在世界五大洲，都存在用西语创作与阅读的文学共同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中国文学也经历了一个大规模的世界化过程。19世纪华人用汉语写作的文学，基本上仅限于中国本土，而21世纪初，用华文写作与阅读的华人，则遍布五大洲，从中国本土到东南亚到欧美澳新华人社区。

世界华文文学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全球化的标志。20世纪文学运动的某些观念，最早发生在日本、美国的华族留学生圈内，从策源地燃起的圣火，传播到华夏故地，便成为一种冲决传统的巨大的文化解放力量。整个20世纪前半叶，这种燃烧着热情与信念的文学从中国内地传播到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社会中，构筑起以启蒙精神为主导的世界现代华人的精神家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由于意识形态与冷战的封闭与隔膜，世界华文文学分裂为大陆与海外两支，相互隔绝。在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台湾、香港、澳门成为世界华文文学传播与交流的枢纽。中介带的功能与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思潮、作品、作家、刊物在这里汇聚中转。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再次开放，继起一度中断的世界华文文学一体化的进程，中国大陆与台港澳、东南亚、欧美与澳洲的华文文学重新联结。影响是双向的，起初是世界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通过台港澳进入内地，形成了一次具有文艺复兴规模的文学运动，然后是中国大陆作家在短短的10年内迅速世界化，逐渐形成中华文化圈新的世界中心，影响的方向与秩序又颠倒过来。

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世界华文文学已经形成了中国大陆、台港澳、东南亚乃至欧美澳新华人社会的三重发展格局，三大区域在百年历史上，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形态、相互之间的紧密关系和各自文学独特性。中国内地文学，在传统与渊源上处在世界华文文学的中心。东南亚华文文学，除新加坡华文之外，都是所在国少数民族语种的文学，他们的创作群与读者群处于半独立状态，对中心区域具有某种依附性。但这种依附性随着创作的发展、风格的形成、区域文学市场的建设，正在逐渐减少，其中最有标志性意义的是“马华文学独特性”的提出。如今，东南亚华文文学正在逐渐形成另一个中心。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相比，欧美、澳洲的华文文学仍处于初始状态，随着创作的发展、网络文学的普及，欧美、澳洲的华文文学也有望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新的中心。

世界华文文学三个中心与一个中介带，共同构成华文文学的“想象版图”。中国、东南亚、欧美澳华人社会这三个中心，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想象版图中有不同的意义。其中，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中国以外华文文学中最具特色、最有实力与前景的一支。东南亚10国，分布在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中南半岛5国：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群岛5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菲律宾。中国与之山海相连，人文相通，近3000万华人分布在东南亚10国，占海外华人的70%强。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文莱等国为主的华文文学创作，源远流长，影响广大。

二

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镇，有自身的历史与传统、自身的问题与前景。1919年10月初，在中国“五四”运动的感召下，新加坡《新国民日报》的副刊《新国民杂志》以及《时评栏》、《新闻版》这些版面上，首先刊发出“一定数量的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白话文章”。方修先生认为这是“马华新文学史的发端”［1：4］。而不久，在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五四文学思潮冲击下的新文学创作也出现了。首先是洪渊源在印尼创办华文日报《新报》，开设副刊《小新报》，发表华文文学作品，随后《天声日报》、《南洋日报》的副刊也开始发表印尼华侨的白话文学作品。1920年代中期，谢佐舜的杂文、吴直由、阿五的白话小说和李琼瑶(笔名里蔚)、莆风的新诗，在印尼都很受读者的欢迎。而此时，菲律宾也开始出现菲华文艺刊物和报纸的文艺副刊，如陈菊侬、林籁余等人创办了《小说丛刊》，杨华魂主编、新戏研究社主办的《艺术月刊》等，主要转载“五四”前后中国新文学作品。泰华文学青年自发组织的读书社、诗社和文艺研究社，著名的“彷徨学社”提倡新文学，在《国民日报》出版《彷徨》、《平芜》等文艺专刊及学术性期刊《天野》。除了散见于报刊的新文学作品外，泰华文坛还出现了小说、诗歌、散文集。如方柳烟小说集《回风》，谭金洪的小说《禁果》、《洪流》，林蝶衣小说集《扁豆花》、诗歌集《桥上集》与《破梦集》，符开先的诗集《孤霞》、《萍》，郑铁马杂文集《梅子》，陈云从的文论《寒风集》。

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创始于1920年代，是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强劲回响。最初出现的东南亚华文文学有强烈的侨民文学色彩，但同时也显露出本地化倾向。始创的印华、泰华文学，已经出现了本地题材与某种“南洋”色彩。1927年，马来亚《荒岛》同人朱法雨、黄振彝、张金燕、邓励诚(LS女士)提出“把南洋色彩放进文艺里”，标志着东南亚华文文学本地意识的自觉。1928年中《荒岛》停刊，1929年《文艺三日刊》在南洋商报创刊，该作者群提出“以血和汗铸造南洋文艺铁塔”的口号，并有意识地把强烈的南洋色彩表现在作品中。曾圣提写的《生与罪》便是最好的例证。可惜《文艺三日刊》不出几个月就停刊了，南洋文艺的阵地转到1929年中陈炼青接编的《椰林》副刊，《椰林》发表了一系列提倡“创造南洋文化”的论文，并透露出某种反殖民主义倾向。

一方面是中国“五四”文学的分支，另一方面是东南亚本地华文文学意识的觉醒。马华新兴文学运动，几乎“是当时中国的‘革命文学’的别称”。马来亚华文文学是一种建立在地区认同意义上的华文文学，是整个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先锋，1920年代后期已经迎来了华文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涌现了一批重要作者与成熟的作品，在萌生本地文学意识的同时，新兴文学运动同时具备了新文化运动的自觉而明确的启蒙与革命意识。1930年代初新兴文学一度落入低潮，但抗战爆发唤起的民族激情，再次为马来亚华文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机，加上大批中国作家与文化人南来，一时创作、理论全面展开，期刊活跃，马华文学的繁荣期在抗日烽火中到来。抗日战争爆发后，整个东南亚的华文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与危机感、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创造了华文文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中国作家相继南来，与当地华文作家共同推进新文学的发展。菲华文学在抗战的硝烟中走向成熟，出现了像李成之的《碧瑶集中营》、潘葵GDF97的《达忍三年》与吴重生的《出死入生》等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泰华文坛受中国影响展开了泰华文艺应是“国防文学”还是“大众文学”、歌颂抗战救国抑或反映此时此地的大众生活的激烈辩论，文学论争使现实主义新诗与带有浓郁批判色彩的现实主义小说成为主流。

三

抗战结束，反殖运动开始，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本地化运动或所谓的“地方文艺”运动再度兴起。表现得最为激烈的是马华文坛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方修先生将导致“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论争的历史背景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马来亚反殖与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对文学的要求，二是中国方面民主运动对华文作家的召唤，三是战后的滞留在新马的中国文人的中国情结与大汉沙文主义［2：37-44］。在这种环境下，马华文学面临着几个必须解决的敏感问题：一、马华文艺究竟应该是马华地方的独特的文艺，还是中国文学一支的华侨文艺？二、到底应该写马来亚当地的题材，还是中国题材？文学的爱国主题到底是爱中国还是爱马来亚?三、文学反映社会现实，为社会现实服务，这个社会现实是中国的，还是马来亚的？马华作家到底为谁服务，中国还是马来亚?四、马来亚特征不仅应表现在内容上，还应表现在形式上，那么，马来亚的形式特征究竟是什么?内容特征较好把握，形式特征呢?论争旷日持久，一波三叠，论争中马华文艺独特性一方略显优势；但决定性的胜利并不是从文艺争论中取得的，而是社会政治形式的变化：紧急法令宣布，中国大陆新共和国的建立，一推一引，许多具有侨民思想的作家都纷纷北返中国，留下来的马华文坛，自然也就归化当地。论争尘埃落定的时候，“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方向就确定了。

华文文学的侨民化与本地化方向的选择，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地区虽然没有马来亚表现得那么冲突激烈，却有同样的关怀与期待。相应时段泰华文坛也出现有关“此时此地”与“面向祖国”的文学论战，“此时此地”亦即“表现南洋”，关系到泰华文学的本土化。论争的结果是双方终于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即“面向祖国”与“此时此地”应结合起来，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基点是华文文学必须反映“此时此地”的生活，因为这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核心。

在东南亚国家里，华文文学战后普遍都面临着一个本地化问题。只不过在不同国家，这种本地化冲动表现的程度与方式有所不同。相对而言，新加坡、马来西亚出现激烈的文学论争，而且，决定论争胜负的，是文学的意识形态立场。泰华文学虽然也有“面向祖国”与“此时此地”论争，但论争的方向却是趋向折中调和的。印尼、菲律宾的态度则温和一些，对印尼、菲律宾的华文作家而言，写中国或写当地，在基本态度上似乎没有矛盾，尽管他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华文文学应该反映本地生活。印尼华文作家在作品中歌颂印度尼西亚的新生活，同时也表现故国情怀。但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却使他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当地题材。菲律宾“商报丛书”指出：“这些以华侨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除了它们的文学价值以外，我们也希望它们能够多少帮助读者了解这里的华侨社会的实况以及一部分它今日所面对的问题”［3:1］。

战后10年间，是整个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黄金时代，文莱的华文文学创作也出现了。反殖运动风起云涌，独立建国激动人心。认同当地的文学思潮，很快就强化为爱国主义文学思潮。1956年新加坡文化协会发表的《全星文化界响应独立运动大会宣言》提出：“这是衰老腐朽的殖民地主义即将逝去的年代，这是和平独立的马来亚祖国即将诞生的年代。在今明之交的艰苦时刻里，我们文化工作者愿在伟大的反殖民地主义的独立旗下，响应如火如荼的独立运动，加强团结，加倍努力，为促使全民的共同理想的实现而奋斗……。”［4:22］华文文学从“地方”文学变成“国家”文学，民族的问题被淡化了，因为这是一个敏感点，民主的问题也淡化了。如果只讲爱国主义文学，那么华文文学就有必要培养华人效忠所在国的“国家意识”。

经过爱国主义浪潮洗礼的东南亚华文文学，无可争议地成为本地文学。中国化与本地化的问题，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一个敏感问题。新马华文文学完成了本地化的激进的转化，华文文学健康发展；泰华、菲华文坛都经历了温和的本地化过程，华文文学在和平的环境中演进发展。

四

在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史上，有两组大问题：一组是侨民文学与本地文学的问题，它关系到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源流与自身传统；另一组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问题，它关系到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精神核心与艺术特色。更重要的是，这两组问题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五四”新文学浪潮催生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秉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不管是新马华文文学还是泰国、印尼、菲律宾、文莱的华文文学，都以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为主潮，泰华文学界有关“国防文学”还是“大众文学”的论辩确定了反映“此时此地”大众生活的“大众文学”方向，以后的泰华文学发展，始终离不开这个光辉的起点，现实主义新诗与小说，成为泰华文学的主流。印尼华文文学前期基本上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统江山，后期浪漫主义文学因素的加入，也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强烈的现实生活色彩与现实问题关怀，加上独具特色的乡土气息与地域色彩，创造出印尼华文文学的优秀传统。菲华文学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主，亦不例外。正如郑楚教授指出：“菲华作者之所以选择这一创作方法，一是他们感受现实生活而直接选择了这种能够直接表现社会生活的创作方法；二是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和“五四”文学感时忧国的优良传统，从而选择这种表现方法，以体现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不仅成为这时刚刚形成的菲华新文艺的主要创作方法，而且对后来菲华文学的发展起了极大作用。”［5：502］

东南亚华文文学历史地选择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使其不可避免地直接面对东南亚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现实与自身的身份困境。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关注现实问题，并具有时代使命感与批判意识，这就要求作家必须选择反映什么现实生活，回答什么问题是现实的紧迫问题，清醒地意识到作家的时代社会使命与独立的批判立场。20世纪动荡发展的东南亚现实政治斗争与文化冲突，都无从逃避地摆在现实主义的东南亚华文文学面前，成为它发展的动力、成就的原因，同时也为它设置了无法回避的困难与危机。反映本地生活还是中国革命？作家的政治认同与立场是什么？这是现实主义文学必须直接回答的问题，因此，最初有关侨民文学与本地文学的论争、爱国主义文学的绝对话语权、马华文学独特性的使命，都与现实主义文学观相关。如果是现代主义文学，这些问题也可能就表现得不那么尖锐迫切。

现实主义传统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必须认同本地化方向。二战之后东南亚国家的独立建国运动，为东南亚华文文学提供了政治认同的根据。但文化认同的中华渊源却提出了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双重性问题。这一问题在有些国家与地区表现得较为明显，如马来亚华文文学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有些国家则较为隐秘与平和，如泰国和菲律宾；在有些国家它只是个文学问题，而在另一些国家，它可能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并且直接关涉华文文学的发展存亡。印尼华文文学在20世纪60-70年代经历的毁灭性浩劫，其深刻的政治历史与文化原因，就在于华文与华文文学设置在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二重性冲突上。

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创造了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与繁荣的动机与条件，同时也设置了难以绕开的政治文化陷阱。总有一些地方或一段时期，有些现实是不能反映的，有些问题是无法批判的，尤其是涉及到华人作家的政治与文化身份认同的敏感性的时候。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压制的殖民时代，在激越的抗战与反殖民时代，华文文学不断创造繁荣与发展，而独立建国后的和平发展年代里，华文文学却为何出现普遍的衰退？什么才是其中真正的原因？现实主义传统的华文文学生态被改变与破坏，与当地政治文化特性与问题直接相关。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依旧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的主潮，但批判的力度有所减弱。20世纪60年代以后东南亚现实主义华文文学普遍经历一个失落过程。激情的时代过了，大量涌现的游记、随笔类的散文作品，总体风格是轻松闲适的，情趣多于思想的深度。有人感慨如今的文学创作已不关心社会现实，成为一种精巧、闲适的贵族化的娱乐工具。

现代主义在华文文学最虚弱的时候进入新马华文文学。《蕉风》开始介绍现代派文学的时候，期望能够“牵涉到马华文坛今后一个阶段的趋向”［6］，“给文坛带来新的生机、新的希望、新的光荣”［7］。现代主义至少在两个方面向华文文学昭示了建立其文学独特性的前景：一、现代主义文学可以使华文文坛摆脱中国文学及其日渐苍白的现实主义，从美学上获得或开创本地文学的独特性。现代派经常被批判的“崇洋”，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作是它的某种历史意义；二、回避敏感的社会政治现实处境，创造某种“美学距离”，一方面可以使华文文学更安全，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华文文学更深刻。现代主义华文文学努力撑过马华文学的低潮期，开辟新生路。我们从东南亚华文文学史的意义上理解现代主义文学，可以把它看作本地文学性在美学层面上的推进。

五

现实主义文学直面现实所遇到的限制与困境，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出现于1960年代后期，70年代形成一定声势，主要成就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五月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派诗人的诗集，代表着现代主义文学的成就。现代主义创作在回避了现实问题的同时，也失去了现实中对华文文学创作有所期待的读者，事实是现代主义文学并没有解救华文文学于衰落，而是进一步加速了它的衰落。现代主义文学到1970年代末已是强弩之末了，作品越写越晦涩，而整个新华文坛的读者则越来越少。平易的、大众化的文学作品都缺乏读者，更何况是艰深怪奇的前卫作品。当年马华文学写实派作家指出的现代派的致命弱点：脱离社会与现实，自虐、自渎式的逃避，形式主义地玩弄文字，故弄玄虚的晦涩，咀嚼搬弄西方现代派的渣滓等，如今都被证明是葬送现代主义创作的致命病毒。

现代主义文学并没有能够拯救东南亚华文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依旧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精神支柱，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所设置的问题，也还依旧存在，并且集中表现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本土性、中华性与现代性的多重矛盾中。本土化是现代世界文学总体中个别民族国家文学存在的理由。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所用的华文是所在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用少数民族语言创作的文学，是否可以成为国家文学？如果不可能，那么，爱国主义主旋律的文学是否就可能失落那个立足点？这种归属危机是时时可以感觉到的。东南亚华文的本土化表现在美学维度，是独立的文学传统的确立。而这一文学传统的确立，必须形成独特的艺术理想、美学风格，依靠一系列伟大作品构成“经典”体系。但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这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没有伟大作品的文学是否是独立的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面临的焦虑与危机是所谓“存在的焦虑与危机”。本地化文学的独特性纯粹是一个现代性文学观念。华文文学初期的现代性意义，诸如科学、民主，并没有什么内在矛盾，独特性阶段的现代性意义转移到现代民族-国家文学上，就出现了矛盾。只有在现代世界文明体系中，才存在所谓民族-国家文学的意义。现代民族-国家理念将民族-国家文学崇高化神圣化，成为民族-国家精神的象征。现代性文学观念在理念上要求华文文学成为所在国家的“民族国家文学”，而这一点又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敏感点与难点。

现代主义华文文学中发展的障碍主要就是其“外源”。现代主义文学经验也必须本土化。而将现代主义文学本土化的途径，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却不得不借助于中华性，只能用一种传统抵御另一种传统，因此，在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尽头，我们发现了“文化寻根”现象。这种寻根一方面是认同中华文化之根，另一方面表现为质疑中华文化之根，二者的冲突构成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核心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华文文学进入一个整体上的复兴阶段。东南亚国家普遍进入一个相对富足繁荣与和平宽容的时代，各国华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反思自身的文化身份，以文学创作作为自身文化认同的想象家园，作者与作品迅速增多，创作方法与风格逐渐多样化。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加强了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情感与想象资源进一步扩大。东南亚华文文学在政治社会立场上独立于中国，但在文艺美学观念上，仍一时无法独立于中华文化传统。

当然，也有人在本土化意义上反思文化寻根的局限性，主张东南亚华文文学应该完全独立并截断与中国文学的渊源。这种 “断奶论”的真正动因，是有意或无意将政治问题与美学问题混为一谈。缘起于西方现代性文学观念设置了民族-国家文学同一化的陷阱，东南亚华文文学在政治认同层面上，无可置疑地应该认同所在国或自己的祖国，但在文化与美学认同上，却无碍于认同“祖籍国”的文化与文学传统。中华文化与文学传统是所有华人的文化遗产与文学资源，它不仅寄寓与发扬在中国，也寄寓发扬在东南亚千万华人社会以及世界所有华人社区。那是所有华人的共同遗产，也是所有华人的共同创造。文化传统是“活”的，不只是四书五经或唐诗宋词，还包括独特的现代化经验与世界视野；“五四”运动既造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断裂，也为中华文化传统融入了现代性内容。东南亚华文文化与文学将成为中华文化最有独特意义与世界现代意义的一部分，自身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而且是中华文化的光大者。

六

东南亚华文文学已经有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个有意义的年代里开始编写东南亚华文文学史［3］，既是检索一个世纪里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成就与传统、问题与困惑，也是展望未来发展的丰富的可能性，为大家提供信心并让人们看到希望。

近年来，东南亚华文文学呈现出非主流化与多元发展的倾向。我们看到现实主义传统的淡化，看到文学创作的个人情趣化，我们看到爱国主义的激情，也看到唯美主义的逸兴。我们看到作家个人在努力创作，也看到读者群体在不断流失。我们看到不断有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的文学作品问世，也看到受欧美、台湾现代派文学影响的诗歌、小说继续拥有作者与读者。我们看到80年代华语的普及，90年代以来华文越来越被重视，我们在虚实相间、忧喜参半的时刻，注视着，期待着，像以往任何时候那样，充满关怀与信念。

在东南亚华文文学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上，许多华文作家辛勤耕耘，在欢呼与掌声中，在孤寂与误解中，始终坚持写作，坚持在白纸上画出古老的文字，坚持把自己的情感与想象镶刻在这优美细致的笔划间。这其中有兴奋，有失落，有沉有浮，有忧有喜，几千种作品留下了，几百名作家诞生了，而且，9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东南亚华文文学正在逐渐走出低谷，希望渐显渐明。尽管伟大的作品尚未问世，尽管阅读风气尚嫌稀薄，尽管大文化气氛尚未形成，但起色已经有了。我们至少在四个方面看到希望：首先是华文世界的文学交流与活动越来越频繁；其次是各国政府开明的宽容与积极的推动和民间文化意识的加强，知识分子阶层的壮大与独立，都为华文文学发展准备了条件；再次是近年来华文教育的复兴，为华文文学准备了读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广大华文创作者坚定的信念和热情。他们怀着对母语文化与文学的热爱，多少年来不求名利，只问耕耘，华文创作园哪怕是在最严酷冷漠的时代，也没有完全荒芜。更何况是今天，连印尼华文文学也在全面复兴。诗骚之葩，李杜芳华，将在椰风蕉雨的沐浴下勃然生发。

东南亚华文文学运动主要出现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菲律宾。东南亚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研究的整体出现，有其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华文与中华文化），有其共同的作者与读者群体（东南亚华人），也有这些国家在地缘文化与政治上的共同性。整个东南亚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海外移民区，在海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最大规模的华人社会，已经具有完整而丰富的华文文学创作，而且相互往来频繁、相互影响广泛。东南亚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线索，也相互关联，同一种文学传统的影响、同一种文学流派与思潮的传播、相近的多元文化语言环境与相似的文学问题的出现，都为东南亚华文文学提供了整体性根据。

同时，东南亚六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菲律宾，各国华文文学又有各自的传统与特色、各自的问题与思考。不同国家的华文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自身的风格与传统，因为不同国家华文作家的所在国文化不同，不同国家华文作家的移民文化小传统不同，造成从语言词汇到创作思想上的差异。不同国家华文作家的所在国文化不同，直接影响到华文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主题视野、风格形成，在马来文化与马来西亚社会环境中发展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就与新加坡、泰国不同；受潮汕文化小传统影响的泰华文学，也与多受闽南文化小传统影响的菲律宾文学在样式、风格与思想意识上表现出席位的差别。因此，我们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既关注其整体性意义，又鉴别其各自不同的文学传统。

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一项充满挑战与希望的事业。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中，我们看到全球华文文学发展的又一次伟大的突进。如今，我们很难在单一华文区域内讨论一种文学现象、一位作家的作品及其读者群。世界华文文学，本身应该是一个共同体，东南亚、欧美澳洲的华文作品涌入内地，中国内地作家的作品也在海外华人社区中广泛传播，创作、交流、期刊的传播、旅行，都逐渐加强世界华文文学一体化的进程。现实是一个世界，文学是另一个世界。文学世界在共同的母语中，创造了华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它已超越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界限。作家与读者可能属于不同的国度，但他们在同一母语构成的文学的想象国度里，成为真正自由的世界公民。

华文文学是全球华人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它就是全球华人文化的附载体。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全球文明一体化趋势的时候，也有人看到“全球华人文化圈”或“文化中国”的出现。西方中心主义视野一直在西方化的前提下讨论全球一体化，不能忽略的是，华人的世界性移民与华族文化的世界化也是当今全球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为后工业时代形成的全球信息一体化所造成的全球格局寻找恰当的表述，冲突或趋同，总离不开西方文明的路灯。实际上，值得重视的是，世界近500年历史不仅是西方主张扩张性的世界化进程，华夏文化实际上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往往是被动的、个体的、潜移默化的，完成其世界化进程。东南亚的华人社区出现在500年前，150年前欧洲、美洲、澳洲都没有华族移民，而今天，6000万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并在不同文明中形成自己的社区。华夏文化流布世界。华文文学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华人社会中，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中国内地来说，文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超越与反叛的冲动；但是对于海外华人来说，华文文学的创作与传播恰恰是文化认同与传统延承的方式，华文文学的存在几乎是华族文化存在的根本。世界华文文学正在形成世界华人文化的精神核心，它在空间中突破政治与经济的界限，联结起海内外华人的心灵。

华文文学是世界所有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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