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拉沁夫开创草原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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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2年1月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到后来写作《草原晨曲》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至今，玛拉沁夫以大量优秀文学、歌曲、电影作品为中国当代文学画廊增添了独具风采的篇章，而他70多年人生的艰难与曲折、梦想与辉煌，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已走过60年历程的内蒙古自治区那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印痕……
欣逢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对于来自草原、一生也不曾离开过草原并为之奉献了毕生精力的蒙古族著名作家玛拉沁夫来说，其心情之激动不言而喻，“60年了，当年的一切都还历历在目，那年的7月，我们的部队已经到了海拉尔……”玛拉沁夫一句话将时间拉回了60多年前那战火纷飞的日子。
烽火历练，亲历并见证内蒙古自治区筹备全过程
1930年，玛拉沁夫出生在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旗（现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吐力根太卜村。在少年玛拉沁夫的记忆里，生活是苦难的，“穷困”在玛拉沁夫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就此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1945年冬，读中学的玛拉沁夫在家乡黑城子第一次见到了八路军，八路军帮助大家推翻了罪大恶极的王爷，同时点燃了玛拉沁夫心中久藏的心愿，他决定参加八路军。
其时，乌兰夫同志受党派遣，在内蒙古创建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内蒙古全境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筹建自治区。
参加革命后，玛拉沁夫加入内蒙古骑兵十一支队，给支队政委乌兰当通信员。乌兰原名宝力格，也是年少参加革命，平日里，乌兰总是一袭紫红色的箭绸蒙古袍，头扎红巾，脚蹬红马靴，骑在一匹高大的红战马上，英姿飒爽，人称“红司令”。行军时，“红小鬼”玛拉沁夫和乌兰同骑一匹马。夜晚，玛拉沁夫就盖着乌兰那条紫红色的蒙古袍。每天清晨，都是乌兰先起来，把袍子一扯：“快起来，太阳晒屁股了！”时间长了，袍里生满了虱子，玛拉沁夫也不在乎，一样每晚盖着它香甜地入梦。
1946年初，乌兰觉得玛拉沁夫聪明过人，就把他送到伊克昭盟（今赤峰）的内蒙古自治学院深造。学习结束后，玛拉沁夫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内蒙古文工团工作。不久，国民党率先破坏“双十协定”，撕下了国共合作的“面具”。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玛拉沁夫随部队被迫从辽西往内蒙古北部草原大撤退。在零下40多度的严寒中，玛拉沁夫头上没有棉帽子，只用两个小棉团包住耳朵，再用毛巾贴着耳朵裹住系在下颌上固定住；脚上也没有棉鞋，光着脚穿夹鞋在雪地上行军。团长布赫（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穿着一双四面露脚，一只黑、一只白的布鞋。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队伍踏雪而行上千里，终于到达了内蒙古的林西（今赤峰）。见到乌兰夫同志，大家终于换上了棉衣、棉鞋、棉帽子。
1947年3月，内蒙古大草原还没有染上春天的颜色，放眼望去，一片灰黄，和以往任何一个3月没什么两样。然而，在这一片深深浅浅的灰色和黄色底下，有一股火红的热潮正在激烈地涌动。玛拉沁夫和他的战友们心里知道，今年的春天一定比往年更早些，也更持久。
玛拉沁夫随部队分乘100多辆敞篷卡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乌兰浩特，筹备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进入最后的倒计时。4月底，第一届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终于顺利召开，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宣布正式成立，毛主席、朱总司令发来贺电。这是一个改变历史的春天。
这个时期的经历不仅为日后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积累了深厚的生活基础，也为他民族观、大局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玛拉沁夫时常感慨那段日子：“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大的斗争和动荡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参与了对敌斗争、民族工作等等，虽然历尽艰险，但是步步胜利。内蒙古解放得早，民族政策实施得就早，我们内蒙古人受惠也比较早。”
1948年，由布赫同志作为介绍人，年满18周岁的玛拉沁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文坛千里马，历六十载而不辍的笔耕之路
1952年1月号《人民文学》，卷首篇刊发了一篇名叫《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的短篇小说，并在小说后配发了长篇评论。小说那自在清丽的文字中间，浸透着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厚重。
这是玛拉沁夫的处女作。1950年，玛拉沁夫到科尔沁草原做群众工作，动员大家支援抗美援朝。正当时，草原上出了一个英雄人物，一个名叫塔姆的蒙古族少妇，设法稳住、并抓住了来到家里讨水喝的越狱犯。塔姆成了草原英雄，玛拉沁夫想把这位英雄写成小说。两个月后，第一稿一万四千多字完成，然而静下心来再一看，却发现作品并不让人满意，一遍又一遍改过之后，怎么也摆脱不了原来的框架和思路。一气之下，玛拉沁夫把手稿全都扔到火炉里，看着火舌把两个月的心血化为灰烬。
一把火烧掉了手稿，却没有烧掉玛拉沁夫对写作的热情。一切从头开始，一部精炼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终于脱稿了。玛拉沁夫还是犹豫不决，同伴安柯钦夫觉得挺像小说。于是，玛拉沁夫鼓足勇气把稿子寄给了《人民文学》，不日接到《人民文学》的回信“拟留用”。“拟”是什么意思？玛拉沁夫特意查了字典，才知道是准备发表的意思，稍稍放心了些。
收到《人民文学》的样刊，玛拉沁夫哆哆嗦嗦地用刀小心翼翼划开了信封，从最后一页翻起，一直翻到最前面，发现“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几个字，作为头条被排成通栏标题赫然跃入眼帘。
随即，《人民日报》发表“文化生活简评”，称赞这篇小说是一篇“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的优秀作品，小说立刻点燃了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新的火种，玛拉沁夫犹如草原上的一匹黑马，奔腾而来，一鸣惊人。
然而，玛拉沁夫最清楚自己的成功来之不易。玛拉沁夫最初的创作冲动，来自于广阔的内蒙古大草原和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活，而将这样的生活用文学形式、特别是用汉语言文字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则是他刻苦学习和深入生活的结果。
1946年，马背上颠簸战斗的生活，部队所到之处的所见所感，玛拉沁夫心里有了强烈的写作的欲望，他在文工团尝试着写出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件作品——歌词《保卫热河》，反响很好。首战告捷，玛拉沁夫对写作的向往一下子被点燃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但是，由于玛拉沁夫从小学习蒙语，常用汉字也写不全。这样的基础用汉文搞创作，难度可想而知。恰好当时部队在辽西一带，这是个蒙汉杂居的地方，汉语书就成了玛拉沁夫的教材，读书的过程既是学习汉语的过程，也是学习写作的过程。玛拉沁夫如饥似渴，为了买蜡烛晚上看书，他卖掉了战友送的日本军大衣，换回了一大捆蜡烛；他每天晚上只睡一两个小时，就这样读了整整5年书，系统地阅读了赵树理、鲁迅以及巴尔扎克等等所有能够接触到的中外文学作品。
功夫不负有心人，《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一举成名。1952年，小说要被改编成电影，玛拉沁夫调到北京编剧本。伴随着同名电影的公映，插曲《敖包相会》也深入人心，玛拉沁夫也同时被丁玲看中，将他送到中央文学研究所深造，丁玲亲自担任文学创作辅导员。然而，此时玛拉沁夫心中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逐渐酝酿成熟，要写一部关于草原的史诗性、全景式的作品，反映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的战斗历程。“蒙古民族的草原和文化是豪放的，厚重的，作为这样一个民族的代言人，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开掘民族本质的一面。”
就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而言，从来没有人真正意义上写过草原和草原民族，因此，也没有一个样本供他参考，21岁的玛拉沁夫不仅陷入了创作的困境，也遇到了人生中的一个坎儿，他有些惶恐：自己未来的路将走向何方？在备受煎熬中，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名著《静静的顿河》如一缕破墙而入的光亮，烛照了他迷茫的探寻之路。的确，哥萨克民族也生活在顿河草原，也善骑射，生性豪放，与蒙古民族有相近之处，但文化底蕴和民族特性又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一种参照和借鉴，玛拉沁夫从中获得极大的灵感和启发。就这样，玛拉沁夫一边学习，一边开始构思这部属于草原的作品。1954年，作品的大纲列好，玛拉沁夫写作的激情喷薄而出、再也按捺不住，他辞别丁玲，连家都没回，一头扎到他体验生活的察哈尔盟明太旗（现锡林郭勒盟）草原深处。在那里，玛拉沁夫深入到每个蒙古包中去，真正了解牧民的生活，与贫苦牧民同吃同住，搜集了几千条蒙古族民间谚语，掌握了蒙古民族语言风格，厚积薄发，1956年，刚刚26岁的玛拉沁夫将《茫茫的草原》上部呈现于世人面前。
小说以内蒙古自治运动到自治区政府成立作为大的历史背景，展现出宏大的生活场景，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真实地反映了那段历史，极具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是蒙古族的一部史诗巨著。作品甫一出版，立刻引起强烈反响，次年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文艺创作评奖的文学一等奖。在众多反映少数民族人民斗争的长篇巨著中，《茫茫的草原》是较早问世的最成功的作品，玛拉沁夫以草原民族的豪迈开创了中国草原文学流派。
从此，玛拉沁夫的作品始终没有脱离草原。他在《茫茫的草原》（长篇小说）上描慕《草原上的人们》（小说集、电影）、高歌《草原晨曲》（电影）、吟诵《春的喜歌》（小说集）、展示《花的草原》（短篇小说集）、追寻《第一道曙光》（小说集），并张开双臂呼唤《沙漠的春天》（电影）、拥抱《祖国啊，母亲》（电影）……一件件以草原为依托的作品的相继问世，将草原轻灵淳朴的气息带给全国的读者。老舍先生读了玛拉沁夫的文字，欣欣然称赞他“文坛千里马，慷慨创奇文”。
两次重要建言，开创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蓬勃发展之路
在中国怎样写草原，玛拉沁夫首开先河。以其为主帅形成了草原小说流派的作家群体，并影响了一代人。同时，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少数民族作家，玛拉沁夫更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重担率先扛在肩上。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两次建言献策，玛拉沁夫为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界的发展点燃了两把熊熊烈火。
“我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代表，原来中国文学史里只有汉族文学，没有少数民族，但是《宪法》里也写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希望能改变当时的格局。”1954年底，玛拉沁夫致信中国作家协会，将自己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的焦虑、建议倾注在信中，“我国是以大汉族为主题的国家，作家协会当然是以汉族作家为主的；然而又因为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所以作家协会也必然是各民族作家的统一组织。”赤诚之心，清晰可鉴。
1955年1月，作协回信，作协主席团认为，玛拉沁夫的意见“是正确的”。一封信掀起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第一次高峰。中国文学里只有汉族文学的观念成为过去。中国作协很快在各少数民族地区成立作协、文联，并在文代会上专题开辟少数民族文学议题。此后10年间，全国作协吸纳了600多个少数民族会员。这是玛拉沁夫对中国文学、文坛的开创性贡献。
“文革”期间，同许多人一样，玛拉沁夫也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而这一切，仍然没有淹没他对祖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关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玛拉沁夫恢复工作，他知道，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还没有恢复公正的待遇。他看到1979年之后，中国文学界重新爆发出的新的生命力，而此时少数民族文学界仍是一片寂静，没有呈现出新时期的新感觉。“‘文革’对少数民族的伤害太大，除了文艺上的批判外，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作家在那个时候都被打成民族分裂主义者。”玛拉沁夫心痛不已。
1980年，年已半百的玛拉沁夫重复当年的举动，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写了一封正式的信。“国内繁荣文学的现象非常好，但少数民族一片寂静、寂然、寂寥，政治的帽子还没摘，作家哪有心思搞创作？……”同样，这封信也受到了中宣部的极度重视，中宣部给中国作协批示，“现在我们应当做些实事改进少数民族文学的状态了”。并提议为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所做的具体行动，提出了召开一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等6点意见。
一封信决定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轨迹，一封信重新点燃了一把火。1980年，中国作协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其热闹程度前所未有。“各地的少数民族作家启程来京和返回，都是由省委书记亲自接送。”至今回忆起来，玛拉沁夫还是激动不已，一股热情在体内激荡。
玛拉沁夫随后被调到北京，创办全国当时唯一的少数民族刊物《民族文学》。1981年，首届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评奖成功举办，3年一次的评奖，没有断过，已经成功举办了第八届。迄今已有近千人得了少数民族文学奖，全国各个少数民族、各种文学样式都有作品获奖。1989年后，玛拉沁夫又与老友马烽一同在中国作家协会主持工作6年。
草原赋予玛拉沁夫方刚血性和细腻的情感，他始终背负民族的重托，用笔表达出对草原、民族的挚爱，草原、游牧文化始终牵动着他的心。玛拉沁夫说，他正准备写一部关于蒙古族历史的书，将厚重、悠久、豪放而醇厚的蒙古族草原游牧文化进一步呈献与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