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胡适“五四”时期对文艺理论建设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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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文学的先驱，胡适１９１７年在《新青年》上首举义旗之后，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封建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文章，他分别从文学的历史演变、文学的“情感”特质以及文学体裁的变革等方面对新旧文学进行了比较，既从理论上阐述了革新旧文学的必要性，也为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受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学先驱们的一致肯定。但是由于政治的因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胡适对新文学的贡献被评论界的学者们所忽视，直至上世纪后半叶，才逐步受到人们的关注，出现了一些较为符合历史原貌的评论文章。
笔者认为，对胡适等学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的研究还待深入和具体，应该把他们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中进行考证，通过具体的历史分析，论其功过，才能使历史的原貌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鉴于此，本文尝试对胡适在文艺理论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进行探讨，以阐明他对新文学文艺理论建设的贡献。
一、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为推翻封建旧文学，建设新文学找到了理论依据
“五四”文学是在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之后，以对旧道德、旧文学进行批驳，提倡新道德、新文学为宗旨的。这是一个新旧更替的时代，历史的新旧交替需要经济和哲学基础，文学的变革同样也需要理论的参与和指导，胡适正是以其进化的文学观为“五四”新文学的诞生找到了理论依据。
为了阐明新文学诞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根本上动摇封建旧文学的根基，胡适提出文学是进化发展的，不应该只有一种僵死的标准。他说：“文学家的文学只可定一时的标准，决不能定百世的标准；若推崇一个时代的文学太过了，奉为永久的标准，便会阻碍文学的发展。”[1]所以他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并认为“此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2]。
胡适的这种文学的进化观是与他实验主义进化论的发展观相一致的。“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3]。他在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时，并不否认文学的发展有其历史的继承关系，但他认为，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里，文学虽有继承关系，可这种“承前启后的关系，决不是完全的抄袭”。所以，他主张“古人当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4]。这对于彻底批判和否定明代以来那种“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创作教条，建设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文学是有积极意义的。
胡适的这种进化文学观不仅有其哲学基础，而且否定还来自于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的认识。
他曾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进行过认真的思考。１９１６年４月５日，胡适在日记中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做过如下概括：“三百篇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之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5]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文学的进化发展只是一种新形式对旧形式的取代，但是为了张扬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顺应时代趋势，强调形式的更新也是必要的。从上面的一些观点中可以看出，胡适结合文学革命的需要，把文学的进化同人类文明的进化发展联系在一起，并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阐明了“创造今天的文学”是文学发展的规律。这对于新文学阵营彻底批判封建旧文学观念，催生新文学的产生，是起过积极和进步的作用。
如果说胡适提出的文学进化观主要是出自批判旧文学的需要，为新文学的诞生寻找一种理论依据，那么他对文学如何才能自由地进化的认识，则是出自于建设新文学的思考。他认为，文学要做到完全自由地进化，首先必须摆脱一切阻碍进化的恶习，这便是旧文学若干固定的僵死的模式，胡适称之为“遗形物”[6]。在《文学进化的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胡适通过中外戏剧的进化比较，对中国传统戏剧的弊端进行了剖析。指出中国戏剧之所以“未能达到自由的与自然的地位，是因为守旧性太大”[7]，要摆脱这些阻碍进化的恶习，只有宣扬进化的文学观。
胡适的目的在于使文学摆脱旧形式的束缚，为新文学的诞生扫清障碍，强调“自由发展的进化”和“摆脱一切阻碍进化的恶习”。
“五四”时期，胡适不只是译介了一些西方的哲学思想，而且他还把这种异民族文化的介入与本民族文化固有的模式之间的碰撞作为文学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指出：“一种文学有时进化为一个位，便停止不进步了，直到他与别种文学相接触，有了比较，无形之中受了影响，或是有意地吸收他人的长处，方才继续有进步。”[8]“五四”先驱们大量译介西方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其目的正是希望借西方文化去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体系，促使其尽快变革，使文学从思想和形式上都更能自由地表现新的时代精神。
二、针对“文以载道”等封建文学观，提出应注意文学的特质——“情感”的作用，使文学物质得以彰显
中国文学以载道和教化作为终极目的，致使其成为道德说教或阿谀媚上的工具，作家个体的“情感”都未能在创作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体现，这不能不说是封建文学迅速僵死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之所以肯定胡适的这一贡献，正是在于他从理论上对“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给予了大胆的肯定，使之更有利于新文学的进一步建设和发展。
胡适在当时的许多文章中都对“情感”这一创作要素给予了关注和论述。在他首先发难的《文学改良刍议》中，他把“情感”作为“言之有物”的第一要素。在《论短篇小说》中提出了小说应达到的目的是“使人充分满意”；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又提出文学要“有力能动人”的观点。这里所说的“使人充分满意”和“有力能动人”，实际上就是要强调文学作品要做到以情动人；与此同时，他还把写情作为文学描写的方法之一，提出“写情要真、要精、要细腻婉转、要淋漓尽致”等注重“情感”特征的具体主张[9]。
那么在胡适看来，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情感”呢？胡适首先强调文学要表现的“情感”是作家“真挚的情感”[10]。所谓“真挚的情感”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切身感受；在文学作品中表现这种情感，就是对封建文学束缚“人”的个性的反击。在众多的“情感”体验中，胡适认为悲剧是最能动人的。他指出“承认人类最浓挚、最深沉的感情不在眉开眼笑之时，乃在悲哀不得意无可奈何的时节”，因为悲剧在“承认人类亲见别人遭遇悲惨可怜的境地时，都能发生一种至诚的同情，都能暂时把个人的小我的悲欢哀乐一起消纳在这种至诚高尚的同情之中”。[11]胡适之所以如此重视悲剧，是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的悲哀是无所不在的，而作家有了“这种悲剧的观念，故能发生这种思想深沉、意味深长、感人肺腑、发人猛省的文学。”[12]
这种悲剧观念的提出从根本上改变了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读者（观众）的审美心态，这对于新文学作家们针砭时弊，抨击社会黑暗，表现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以及作家面对现实而产生的苦闷、彷徨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三、强调文学形式的革新，为新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上彻底取代旧文学开辟了道路
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他对新文学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他根据新文学发展的需要，对小说、诗歌和戏剧等文学体裁的革新做了大胆而有益的探索，使他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新文学建设的先驱者之一。
首先，他针对古典小说和当时流行小说的弊端，提出了现代短篇小说的界说。
“五四”以前，几乎是把字数上不成长篇的小说一概称之为短篇小说；胡适针对当时文坛的状况，提出了自己对短篇小说的看法，使现代短篇小说有了较清晰和明确的认识。他认为，短篇小说应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个方面，而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1３]。他强调用生活的横切面去反映一个人、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而这个横切面还应该是这个人、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发展中最精彩的部分。对于最经济的文学手段，他又做了解释，所谓“最经济的文学手段则排除那些可以拉长演作章回小说的短篇”，并要求在经济的文字中叙事“畅尽”，写情“饱满”，这种提法对于突破传统小说讲究有头有尾，首尾照应，情节连贯等表现模式无疑是具有一定的启迪和指导作用[1４]。
从社会发展看，短篇小说的这种创作倾向和胡适这种界说的提出，反映了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作为文学的接受主体，人们需要这样一种适合表现时代精神的文学形式；从文学本身发展看，外来民族文学的影响和本民族作家要求彻底摆脱固有文学形式的束缚，也是这种新形式产生的原因。
其次，胡适还对现代诗歌理论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他提出了一系列有益于新诗发展的见解，使新诗成为新文学中诞生最早，且影响较大的文学形式。
认定白话不仅可以做小说、散文、戏剧，而且也可以做诗歌。他之所以在白话新诗的尝试上表现出如此的热情，一方面是出于他实验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对古典诗词的谙熟，正是由于他对古典诗词的了解，所以他认为五言、七言诗体和旧词曲不能详尽地表达高深的思想和复杂的感情，限制了现代人思想的自由倾述，因此需要革新诗歌的格律。
胡适主张诗歌创作应注重“自然的音节”，提倡“诗体大解放”，并指出反对新诗的人不懂得诗歌内在韵律的自然和谐[1５]。他认为诗歌的音节和用韵应随“情感”的变化而变化，不应呆板地恪守某种戒律。他所强调的“诗体大解放”，就是要求诗歌首先在形式上冲破旧格律的束缚，创立一种能表达现代人思想的自然的诗歌形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体。具体说来，诗歌创作应该“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就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1６]。这一提法与后来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的郭沫若的诗歌观点颇为相似，它基本上符合“五四”时期人们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要求，也是摆脱旧诗词形式束缚的关键所在。
朱自清后来曾说：“《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1７]但是，胡适等人在诗歌的革新过程中把摆脱音韵、格律的束缚推向极至，并且也来不及对新诗的内在韵律进行认真的探索，故而使初期的大多数新诗显得直白浅露，成为某种思想的直接呼喊和叙述。
第三，彻底变革戏剧观念，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也是胡适对“五四”新文学革新的重要贡献之一。
胡适早期的戏剧理论主张集中体现在１９１８年发表的《文学的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他针对旧戏程式化和一味大团圆的结构模式，提出用“三一律”的创作原则去改造戏剧程式化的弊端，用现代悲剧观念去改变大团圆的传统审美需求，从内容和形式上为现代戏剧提供了新的因素；在形式上，胡适鼎力介绍了西方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创作原则，提倡运用经济的方法创作戏剧（经济的方法主要表现为“时间的经济”，“人力的经济”，“设备的经济”，“事实的经济”）。
胡适大力提倡创作独幕剧，并写下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独幕话剧《终身大事》。“五四”以后，独幕剧曾有过一段小小的繁荣，不能说与胡适的倡导无关。
纵观胡适“五四”时期的文艺思想，它无论是从文学内容上要求变革，还是从文学形式进行革新，都是以文学的进化观为基础的，在主张文学进化的同时，强调文学表现“人”的个性，表现人类真挚的“情感”，并用新的文学形式服务于新的时代。
参考文献：
[1]胡适. 《国语的进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M].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36．
[2]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国新文学大
系.建设理论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35．
[3][6][7][8][11][12]胡适.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377～384．
[4]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57．
[5]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M]. 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33．
[9]胡适.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M].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38．
[10]刘纳. 《辛亥革命时期到五四时期我国文学的变革》——《论“五四”新文学》 【M】. 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89．
[13][14]胡适. 《论短篇小说》——《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72～273．
[15][16]胡适. 《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95～297．
[17]朱自清.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国现代文论选》[M].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