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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时代同行,在成长的路上

    时间:2021-05-05 07:54:3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武斌,山西盂县人,1953年生于辽宁省抚顺市,1982年南开大学哲学系毕业。研究员。曾经担任过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沈阳市文史馆副馆长;还曾担任过辽宁省文联副主席、辽宁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全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已经出版多部学术著作,主要有《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三卷)《世纪中国:光荣与梦想》(二卷)《20世纪中国时尚史》《中国文化地图》《中医与中国文化》《沈阳故宫论》《故宫学与沈阳故宫》《丝绸之路全史》(二卷)等。

    前不久,南开大学同学电话给我,说想张罗入学40年聚会。我心里一怔,居然已经过去40年了。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1978年初入学。那一年,我们经历了国家的两件大事,一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二是年底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这两件大事,实际就是一件事,宣布我们的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我们在大学的校园里,充分感受到新时代开启时的热烈气氛。南开大学是一所有几十年历史和学术传统的名校,名师荟萃,群贤毕至。能在这里渡过几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一生中很幸运、很重要的事情。那时的大学校园学术氛围浓郁,大学生们思想活跃、学习热情高涨。同学们和老师们都被这个时代所感染,满怀激情地投身这个时代的生活。经历了文革时期的知识匮乏,同学们都如饥似渴地拼命读书,在校园里,到处都是读书的风景。

    4年的大学生活,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最好的年华。很快同学们都各奔东西,走上了工作岗位。转眼40年,大部分同学都已退休。在这40年中,有的同学身居高位,在重要的岗位上为国家服务;有的同学泛舟商海,奋斗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有的同学学问精进,已然桃李天下。大多数的同学,不显赫,不张扬,平淡如水,却也有自己的贡献和乐趣。

    我大概属于同学中的最后一种,平淡如水,却也有自己的贡献和乐趣。我在大学毕业后进入辽宁社会科学院,开始进行专业的学术研究工作。我在社科院工作了22年。这二十多年,基本上以读书、研究和写作为主。经过几年的试炼,我的研究领域集中到中国的社会现代化与中国人的现代化这样一个问题上来。这是一个紧扣时代发展的课题。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我的研究的理论核心就是用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来对中国民族性格,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性格做理性层面的思考和反思,我认为到现在为止,这种反思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是远远没有结束的。实际上这是一个从民族性格角度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留给了中国现代化什么精神遗产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背负着什么样的文化遗产?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我提出的问题仍然没有过时。

    关于中国人现代化研究的成果是1991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这部著作出版以后,反应热烈,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获得几个重要的奖项,并且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列入科威特文化、艺术、文学全国委员会编辑的《知识世界丛书》,分两卷在科威特出版。这部著作现在已经出版二十多年了,仍然被广泛引证,特别相关专题的博士论文多以这部著作为主要参考书。2007年这部著作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再版。

    我的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是中国文化史、比较文化史和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史的研究。现在,学术界许多朋友在论及我的学术事业时,都把我定位为“文化学者”。因为我相当多的作品都与讨论文化问题有关。实际上,到了90年代,我已经彻底实现了向文化学研究的学术转向。在进入文化研究以后,又由理论层面转向历史层面,重点开展文化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其中一项重要的成果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这部著作共三卷180万字。这个题目内容极为丰富,有深入研究和挖掘的价值。经过三四年的资料准备,又经过三年多的写作,我终于完成了这部大部头的著作。现在,这部书已经出版20年了。退休之后,我又用了几年时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修订,形成了六卷本400万字的著作,今年很快就会由北京一家大出版社出版了。

    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丝绸之路正是我们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点问题之一。我根据以往研究掌握的资料,写作完成了两卷本的《丝绸之路全史》,有180万字,今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我的这部著作试图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解读“一带一路”,也就是探讨“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

    回顾我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二十多年,正是从30岁至50多岁这个年龄段。这是人的一生中最有创造力和生命活力的阶段。我可以这样来评价自己的这个阶段:且不论取得了多少成绩,至少可以说,我没有荒废、没有虚度,因为我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前进。虽然这其中也走了一些弯路,也有许多庞杂的干扰,但是总体而论,这些年取得的成绩、完成的成果,以及因此而获得的社会评价,我自己还是满意的。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个人成长的过程,是一个追求人生目标和实现人生目标的過程,是人生价值的实现过程。钱穆先生在为新亚学院所拟的学规中说:“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我之研读问学、诉诸笔墨,人生也就圆满起来。

    2004年10月,我离开了辽宁社会科学院,被调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对于我的人生道路和学术生涯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是工作对象的转变、社会身份的转变、社会职责的转变,是思维方式、工作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转变,是生活场景的转变。我觉得这几年最重要的收获是,由于在基层单位做领导工作,有机会接触到社会生活的一些最基础的层面,有许多感性的认识和直接的经验,有许多切身的体会和真实的感触,这样就把原来对社会生活的了解的理性层面上升到感性层面,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我对当代中国社会有了更生动、更直观、更具体、更深刻的认识。

    由于这几年主要从事行政领导工作,每天都面对庞杂的、大量的事务性工作,用于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有限。这期间我主要担当了学术的组织领导工作。我到沈阳故宫以后,首先提出建设“研究型博物院”的办院方针,主张把学术研究作为博物馆工作的核心,以学术研究统领博物馆的业务工作,其要领是把工作对象作为研究对象,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果。几年来,我组织沈阳故宫博物院的专业人员制定科研计划,创办公开出版的《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先后完成并出版了《沈阳故宫志》《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八十年》,每年一部的《沈阳故宫博物院年鉴》,20卷本的《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精粹》等等,还组织编写并陆续出版了《沈阳故宫文库》丛书,《清沈阳故宫研究》《多维视野的清宫史研究》和《沈阳故宫与世界文化遗产》是我亲自主持并担任主编的。此外,我每年还组织几次学术研讨会,包括全国性学术会议和国际学术会议。在此期间,我被推选为中国紫禁城学会的常务理事、中国清宫史学会的常务理事,多次参加这两个学会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和常务理事会。我还被韩国首尔历史博物馆、韩国京畿道博物馆等国内外几家大博物馆聘为名誉研究员。

    沈阳故宫作为全国仅存的两大古代宫殿建筑群之一,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文化艺术价值,值得深入挖掘和研究。北京故宫博物院郑欣淼院长提出建立“故宫学”的主张,我立即积极响应,并把“故宫学”的概念引入到沈阳故宫的学术研究中。在“故宫学”这个概念下,我们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有了很好的合作和交流。

    面对着沈阳故宫,我也在思考一些问题,研读一些文献,逐渐形成了一些想法,陆续写了一些涉及清前史研究、世界文化遗产研究、博物馆管理研究等方面问题的文章,这些文字有几十万字,以《沈阳故宫论》为名出版,此外,我还在北京故宫出版社出版了《故宫学与沈阳故宫》。

    我的经历,也就是在辽宁社会科学院和沈阳故宫博物院这两个阶段,基本上没有离开“做学问”。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处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处在现代化的社会大变革中。我们的学术研究离不开这个时代提供的背景,也离不开时代赋予我们的要求和使命。虽然我长期处在书斋,但我始终关心社会的变化,关心生动活跃的生活大变革。

    国学大师錢穆曾自述说:“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其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巨镬,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敢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其匹夫有其责。”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真诚独白,也是他们的性格特征。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特征,中国读书人的精神传统才薪火不断,代不乏人。

    这些年,除了学术研究和在故宫的行政工作,我还担任了一些社会职务和学术职务,我曾担任过五届省政协委员,两届民进中央委员,一届沈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还有省政府参事、省文联副主席等职务。通过参加各种会议、调研和提案、建议,我有机会对省市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更重要的,这些职务给予我的是接触社会、认识社会的更好的平台,使我有机会从更多的角度深入生活。这样的接触和了解,胜于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

    2012年底,我离开了沈阳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岗位,又回到自己的书房,回到了原来在社会科学院那种生活状态。从上大学到现在,40年过去了,我们与时代同行,也在时代的哺育下成长。虽然没有取得太多的成绩,但可以说的是,我努力了,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获得了自己的乐趣,我没有辜负这个时代。

    退休以后这几年,我还在坚持学术研究和写作。除了前面提到的修订完成了六卷本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和完成了两卷本的《丝绸之路全史》之外,还写了几部关于中国文化史和沈阳历史文化研究的著作。有的朋友劝我不一定这么干了。我说,我从小就有读书写作的梦想,现在,从进入大学算起,已经40年了,至少在写作经验上有很大提高。另外,现在写作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如果现在放弃,那就太可惜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享受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巨大成果,这些成果锻造了我们的思想,也激励着我们前进的脚步。所以,我们还要继续跟随时代的脚步前行,还要在时代的哺育下继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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