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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复观的霸道

    时间:2021-05-05 07:56:1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徐复观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成就卓著的学者,其著作《两汉思想史》、《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等都是在中国学术界享誉已久的著作。徐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种由衷的热爱,他自己也有一种勇猛无畏的性格和作风,这种性格和作风既是徐先生为人处世上的特点,也体现出一种特殊的文化魅力,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上彰显出来的一道独特风景。

    勇者型的现代大儒

    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熊十力门下的三大弟子,也是新儒学的中坚人物,可以说新儒学能成为今天一个影响甚大的学派以及熊十力新儒学开启人物地位的获得,是同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人们形象地把这三人比喻为智者、仁者和勇者,徐复观被认为是勇者。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在这一点上我对徐复观体会尤深,特别是他那凡事无所畏、几乎近于霸道和蛮不讲理的作风。

    我对这一点的最初感受是从他的《两汉思想史》卷一后面所附的对许倬云的驳诘文字中得来的,现引数段如下,以见一斑:

    但由许君这段文章的混乱、矛盾,便立刻怀疑到,他可能完全弄错了。再继续看下去,发现许君治学,走的是一条省力、取巧,以致流于虚浮诈伪的路。他还未养成阅读古典的能力,所以不曾在基本材料上用功。

    更使我惊讶的是,许君在美国得有博士学位,但并没有受到西方学术中的逻辑训练,所以不能发现自己杂抄中的相互矛盾。一篇学术性的文章写出来而要完全没有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像许君这种全篇找不出几句妥当话的文章,却实为少见。

    使他不知道学问的甘苦,使他不知道学问是要在平时精密中做出来的,而一下子自我陶醉,不知不觉地走上了浮薄虚伪的路。从他的文章看,他不曾深入到中外古典中的任何一部,以作为自己的立足点,而只是浮光掠影的以为自己知道的很多。到了现在,他的老师们更是向他恭维之不暇,不敢和许君认真地讨论一个问题。即使讨论,许君也不会接受……许君又学熟了一套虚伪的世故,在他的文章附注中,不断地对这位“谢谢”,对那位“谢谢”。

    任何文章都有其风格,风格于不知不觉中流露出了一个人的人格;许君今日正在以这种方式来维持他的地位,一直顺着这样发展下去,那便完全不可救药了。

    徐先生这里提到的文章是许倬云先生发表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八本上的《周人的兴起及周文化的基础》。由文献征引中的一些错误出发,进而推论到做学问的不扎实尚情有可原,然而进一步上到为人的虚伪浮诈和投机取巧上,这一点,恐怕只有徐先生才能做到,而且“全篇找不出几句妥当话”的句子,这样不客气的批评,恐怕也只有徐先生才能写出。

    仔细考察一下徐先生对许先生的驳诘便会发现,这其实是一时意气的产物。如下面一例:

    许君在“二,周人的祖先”一节中,当然从后稷说起,许君对后稷的说法是“一位半人半神的人物,在他幼年的时候……逃过了牛羊的践踏,逃过了森林中的迷途。便在冰上冻也冻不死。”

    许君在“冰上冻也冻不死,有飞鸟来庇护他”的两句话中间,缺少因为两个字,下一句便成为附带的情形,也与诗原意不合。

    他们两个在这里争论的是《诗经》里《大雅·生民》中的一句描写后稷的诗,诗中说后稷初生时被母亲遗弃,“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许倬云由于深受西方科学精神的熏陶,对于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自然用一种未免感到好笑的眼光来看,于是就用一种轻巧俏皮的语气来对古人奉为经典的文献进行转述,偏偏徐复观却十分较真,竟然要从里面挑出纰漏。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异其实是一种文化观上的差异,由此也可以看出徐先生勇猛无畏甚至有些霸道的作风。

    其实,考之徐先生一生的立身行事,对于他这种刚猛无畏甚至有些偏激的特点印象会更加深刻。1957年,殷海光在《自由中国》第十六卷第九期发表《重整五四精神》一文,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抨击,徐复观十分憎恶“五四”以来动辄言民主科学而虚无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派,闻讯后立即撰写《历史文化与自由民主——对于辱骂我们者的答复》进行还击,两人也由多年好友一变而为论敌,关系迅速恶化。1961年11月,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主办“亚东区教育科学会议”,胡适在开幕式上用英文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改革》,徐复观知道后写了《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进行回应,态度之愤激从文章的标题即可看出。1965年更是同李敖因持论不同大打笔墨官司,直至最后对簿公堂,两败俱伤。60年代后期,徐先生任教的台湾东海大学由于教会学校的背景,要求以基督教为主要的文化背景对学生进行教育,徐先生愤而抗议,坚持中国文化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并因此同校领导决裂,受到排挤,出走香港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亚研究所。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徐先生身上无不体现出一往无前的勇猛气概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深热爱。

    巴河边走出的文化赤子

    徐先生曾说:“我真正是大地的儿子,真正是从农村地平线下长出来的。”又在预先拟写的墓志铭中说:“这里埋的,是曾经尝试过政治,却又万分痛恨政治的一个农村的儿子—徐复观。” 1903年1月31日,徐复观出生于湖北浠水一个偏僻山村的贫苦农家,父亲虽然读过书,但未中秀才,是一个乡间塾师。确然,徐先生幼年时贫困的家境给他一生难以磨灭的影响,他的出生地凤形湾更是他经常为之魂牵梦绕的热土。在他弥留之际,他似乎仍能听到母亲绝望的呼喊:“给我点亮儿吧,给我条路吧!”这声呼喊透过岁月的风风雨雨,连同他苦难的童年,一直伴随着他,也是他潜意识中进行人生和社会思考的背景。他说:“我的生命,不知怎地,永远是和我那破落的湾子连在一起;返回到自己破落的湾子,才算稍稍弥补了自己生命的创痕。”(《旧梦·明天》)1918年,徐复观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的校长刘凤章是一个笃信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人,他那种身体力行的精神给徐复观一生以很大影响。徐复观入的是国学门,任教的几个人都是在古文上很有造诣的学者,在他们的悉心教授下,几年中徐复观用功精勤,对中国的传世典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读。1923年,湖北省国学馆招收学员,徐复观在三千考生中名列第一,当时负责招生的黄侃十分高兴,予以很高的期望,说:“我们湖北在满清一代,没有一个有大成就的学者,现在发现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并且是我们黄州府的人。”历史证明,他的预言是十分准确的。

    牟宗三曾经把中国近代的学者分成两类,一类是以陈寅恪为代表的“同光年间公子型心态的学问家”,他们家境优越,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年纪轻轻便取得骄人的成就,名满天下。另一类则是以徐复观、熊十力师徒为代表,主要靠个人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历经种种磨难,最终在中国学术史上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徐复观曾经说自己是从社会的最底层爬上来的。当时农村相比其他阶层来讲,传统文化的影响仍较为巨大。同前一种人相比,他们没有到外国留学的经历,自小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长大,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情感上的亲切感和依赖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温情和敬意。而不是像前一种人那样,强调以科学和理性的精神来剖析中国传统文化。他们更注重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并努力使其发扬光大。这种文化观上的不同和早年做到国民党少将的坎坷经历使徐复观自觉地同当时的学术界区别开来,对于当时奢言科学救国和以西方的民主制度来改造中国的国体政体的呼声,他更多的是以一种局外人和旁观者的立场来看待,并时不时地进行棒喝和抨击,他一再自称“乡下人”和“农民的儿子”,便是对当时的主流表明自己的态度,其言语中也有着难以掩抑的自豪感。他一贯反对拿西洋的所谓科学理论来评剖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西方文化所无法认识到的优越性。

    许倬云正可谓少年得志,不知学问甘苦,又拿了美国的博士学位,在研究中主要以西洋的逻辑方法和分析方法对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进行剖析,不幸正触了徐先生的大忌,因而被作为盛怒下的牺牲品了。在这件事上,体现出徐先生对中国士人长久梦想的一种珍视和维护,而后稷云云正是中国士人心目中一种理想的象征,徐先生通过对这一象征的爱护表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

    复杂的人格魅力

    徐先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无疑是在对中国传统思想的阐发上,他主要是以一个思想家的面目出现在中国学术史上。在中国哲学的传承上,徐复观同牟宗三一起成为与冯友兰的“新程朱派”相对的“新陆王派”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在这种思想派系的选择上,是同他如火一样的性子相一致的,他的这种性格同陆九渊“直寻本心”的勇猛作风、熊十力“截断众流”的阔大气象是一脉相承的,相对于程朱派来讲,他们更注重个人内心的体认,而不是向外广求博览,显示出更为强烈的主观性,这也可以说是他之所以能成为新儒家中坚人物的一个先天条件。他在《中国艺术精神·自叙》中说:“过去所写的政论文章,从某一方面说,乃是为今日普天下的人伸冤。十年来所写的学术文章,则是为三千年中的圣贤、文学家、艺术家,伸冤雪耻。”正是这种勇于承担文化传承重任的心态和一往无前的勇者气概,使徐复观在对中国道德精神和艺术精神的深入发掘及光大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然,这种有时过于武断的作风带给他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在《我的教书生涯》一文中说:“因我个人的社会经验与历史,越是熟的朋友对我的评价越差。”这种结果恐怕同他过分性情的处世方式也不无关系。1965年那场同李敖两败俱伤的官司,致使台湾当局坐收渔翁之利,台湾的民主力量蒙受重大损失,事后连他自己也后悔不迭。

    在学术上徐先生钩玄抉隐,发前人之所未见,尤其是对中国思想脉络大的把握方面之准确令人叹为观止。但在具体细节的处理上,却时时有由于武断或牵强而令人不能信服的地方。如他在《中国古代姓氏观念的演变》中说:

    《萧相国世家》刘邦谓:“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以此定功的高下,实则萧何有宗,而其他人并没有宗。

    不知道徐先生由何得出“其他人并没有宗”的结论的。如果有其他证据的话,在这个关键的地方自然不应该省过不提,如果仅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的话,高祖的这句话恰好可以推出其他人也有宗,但并没有如萧何一样率领全宗的人跟随刘邦,由于萧何这种特别的忠心和支持,因此高祖认为他的功劳远在众人之上。

    这一些小的纰漏自然无损于徐先生的大成就,人说文如其人,就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一个呼之欲出的作者本人来。这也更显出徐先生的可亲可近的坦荡胸怀。人说圣人无情无欲,空如无物,这种说法几近于道德上的寓言境界,其实大多数人仍是未免于血肉性情的。徐复观的这种勇者之风也许为许多主张中庸的人所不能认同,但是,片面的深刻其实比全面的平庸更有价值,有些东西正是因为他们的不完美才使得他们的特点格外凸显,留给人强烈的印象,赢得人们的尊重和赞赏。

    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徐先生的这种勇气甚至蛮不讲理的霸道是和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深热爱密不可分的,他的这种作风是有原则的,不是不讲是非的胡搅蛮缠。他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自心底的信仰和热爱,因此在关键时刻勇于挺身而出,而不是做毫无是非原则的乡愿,这一点正是常人难以企及之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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