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墨菲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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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帕特里克·墨菲教授是生态批评界的领军人物，也是该领域最为杰出、多产的学者之一。他是《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ISLE）的创刊主编。在20世纪90年代，他以独特的视角、敏锐的感受力以及先锋的姿态出版了《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Literature， Nature， and Other： Ecofeminist Critiques），正式开启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与实践。在随后的二十几年里，他又先后出版了《以自然为导向的文学研究》（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 Oriented Literature，2000）、《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生态批评探索》（Ecocritical Exploration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2009）、《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理论问题、文学分析以及文化批评》（Transversal Ecocritical Praxis：Theoretical Arguments，Literary Analysis，and Cultural Critique，2013）以及《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气候变化、生存之道以及不确定的未来》（Persuasive Aesthetic Ecocritical Praxis： Climate Change， Subsistence， and Questionable Futures，2015）等专著，不断将生态批评理论与实践推向新的高度和广度，为生态批评在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受《鄱阳湖学刊》委托，本人于2015年9月在奥兰多就墨菲本人的生态批评理论以及世界生态批评的发展等问题对其进行了学术采访。以下为采访稿的中译文。
李学萍：墨菲教授，据我所知，您在大学期间所学专业是历史，后来改学文学，请您介绍一下这一转变的缘由。
帕特里克·墨菲：实际上，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时，一开始所学专业是英语。那时，文学批评理论主要局限在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两种批评方法上。这两种批评方法都不能解决文本的主题问题，特别是政治主题问题，当时这对我来说是个问题。所以，我就改去学历史，专攻东南亚与亚洲史，研究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民族解放斗争。我的本科学位论文写的是关于1962年发生在老挝的一场战争的新闻报道问题。1973年，我本科毕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曾经两次在历史系研究生院报到，但都感觉自己对此类研究没有足够的兴趣。
1981年，为了进行创造性写作，我决定选修几门英语系研究生的课程，后来拿下一个硕士学位。在我选的课程中，有一位教授讲授的是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说《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我对作品主人公背后的原型，也就是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斯奈德，我找到了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将我感兴趣的政治、历史与文学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其实，我从未放弃历史学或政治学的研究，而是将其融入到文学批评之中了。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美国研究的兴起以及文化研究的萌芽，我的这一方法也变得切实可行。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加里·斯奈德和温德尔·贝利（Wendell Berry）诗歌中的场所与灵性问题。
李学萍：您从何时开始从事生态批评的？那时生态批评处于何种状况？
帕特里克·墨菲：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的硕士论文可以算作生态批评实践。不过，在1983年春天，我写这篇论文的时候，生态批评这一术语尚未开始流行。我在这篇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之后，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我在“美国研究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就三位男性作家中的盖亚意象进行了分析，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环境伦理》（Environmertal Ethics）上。我还在其他期刊（如《美国西部文学》）上发表了关于斯奈德研究的文章。所以说，我那时就开始从事生态批评实践了，加上当时对盖亚意象的女性主义分析，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开始成形。那时，也有一些学者在生态领域颇有建树，如约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和利奥·马克思（Leo Marx），但是他们一般不被当作批评运动的一部分。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那时则从事由赛克凡·波克维奇（Sacvan Bercovitch）发起的“新美国研究”。
在《美国西部自然写作简刊》创刊之前，对场所、环境以及自然感兴趣的学者们主要集中在“西部文学协会”，但其研究焦点为非虚构文学作品。我从研究诗歌开始，总感觉该协会的研究范畴过于狭窄，受到诸多限制。等到我参加工作以后还是助理教授之时，我就曾提议创建一份关于文学与环境的期刊。这一想法我提了好几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获得支持。
李学萍：在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后，生态批评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请问您是如何界定生态批评的？
帕特里克·墨菲：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曾为生态批评做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这一定义很有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沿此进一步思考生态批评的定义问题。我认为，把这些不同的方向当作一个大的图谱上的不同线条更为有益。如果我们将生态批评理解为一场运动，就像女性主义也是具有特定方向的运动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接受生态批评这场运动在方向与理论上的多样性。
女性主义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女性的受压迫问题。这一定义并未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甚至没有明确女性主义的具体奋斗目标。生态批评的定义表达了它所关心的问题，即文学与文化对自然的表现问题。在此框架下，生态批评还有一个特别关注的问题，那就是人们的文化实践以及文学、文化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类对自然与环境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作用在其他自然实体上所产生的效果。因此，生态批评一直具有伦理维度，能够体现文学反映和导向的人类对大自然的影响的关注。
我认为，正像有些女性主义评论家那样，有一些人对生态批评的伦理及政治含义采取回避的态度，并将评论的焦点放在美学上。但是，正像我在最近出版的《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学分析不能成为结构主义那样的分析。结构主义批评历时很短，这是因为在结构主义分析结束之时，读者总会进一步追问“那又怎么样呢？”以及“因此？”之类的问题。同样，在美学阐释的结尾之处，读者也会一直关心文学文本或文化艺术品的美学维度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某一特殊美学阐释所蕴含的主题意义又是什么？从主题角度看，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某一美学策略具有何种劝导性力量？对我而言，研究鲁迅短篇小说的学者们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阅读姜戎的《狼图腾》以及亨利·大卫·梭罗（Hey David Th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或吉姆·斯坦利·罗宾森（Kim Stanly Robinson）的科幻小说《曙光》（Aurora）时也会思考这些问题。
李学萍：您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以及《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中都谈到巴赫金对您的影响。请问巴赫金思想对生态批评为何如此重要？
帕特里克·墨菲：我在《文学、自然与他者：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中曾讲过，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为我提供了辩证法之外的另外一种思想方式。通过政治实践与哲学分析，我发现无论是古希腊的辩证法还是辩证法的各种现代变体，都存在目的论和决定论倾向过强的问题。
首先，人们总是喜欢以设想的结果作为指导其行动的完美方案。当实际结果与设想的结果出现对立时，人们倾向于相信既定的综合方式。而当实际行动所导致的结果与设想不一致或三方辩证关系在策略层面不成立时，人们往往不去反思设想的辩证结构是否存在问题，而是认为与设想相对立的实践存在缺陷。事实上，毛泽东没有完全依照马克思辩证法倡导的阶级斗争思想来领导战争，而是依靠农民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始料未及的。
第二，简化论倾向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实践史中理论建构缺陷的原因之一。各种纷繁芜杂的变量对人类的意识是种挑战。因此，我们容易以偏概全，将一个或少数几个变量当作全部变量。但事实上，身处在产生这些变量的系统之内，我们根本无法对所有变量作出精确判断。作为思想方法，对话法强调我们的行动不带有目的论意义上的终点。相反，由于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会导致新情况、新变量以及对所处现实的新感受和新概念，我们行动的轨迹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持续不断的变化。我认为，后结构主义对宏大叙事以及乌托邦式结果的怀疑精神对这种非目的论思想贡献颇多。乐观主义会导致对可能性的优化预测，但是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是更加美好的社会也会存在不可解决的矛盾与差异。这也是厄苏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在她的小说《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中所表达的一点，也是我强调将对话法作为方法的原因：对话法使用“支点”（pivots）而非“基础”（foundations）的概念，无论是对于出发还是到达来说，“支点”都是供人暂时驻足而非永久不变的停留之地。
第三，至少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及追随恩格斯思想的人来看，辩证法假定所有的现象（不仅是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正—反—合的关系进行解释。这也导致人们将“人与自然”作为根本的冲突，并且认为这一冲突可以通过人类战胜自然来解决。因为自然这一整体无法被彻底毁灭，也不可能被某种后人类的建构（即人类完全生活在人造、合成的世界）所替代，所以这一假想完全是错误的。
人类只是大自然的子集之一。尽管我们居住在人造的生活环境之中，但却终究离不开大自然。那些人造的环境离不开人类之外的大自然提供材料，而建筑所用的物质材料则在人类存在之前就存在了。此外，人造环境也只能在相对温和的气候和天气情况下才能得以存在。因此，人类与大自然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不一致的对话性关系之中。只要人类存在，这种关系就会持续。罗宾森的小说《曙光》就探讨了这一点，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第四，巴赫金著作在俄国出版以及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时间顺序存在不一致，这也导致对其思想接受的历史发展情况以及关于他的文学与修辞研究之哲学基础存在含混不清的状况。很多学者最早或是通过《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或是通过最早翻译的巴赫金论文接触到巴赫金作品，但是以上作品和文章都集中在文类分析以及文学话语的表现上。
但是，如果按照巴赫金作品的时间顺序，也就是从《走向行动的哲学》以及《艺术与责任》开始，就能发现他的文学理论以伦理哲学为出发点，强调读者与评论者在思想与行动上的责任。由于读者与评论者可以改变自身行为，因而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作用。而倘若个体的思想能够改变其行为，那么作为思想实验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一定会具有同样的潜力。
在巴赫金的早期作品中，责任、独特性以及事件最为重要。因此，如果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第三维度来看巴赫金，就会发现《拉伯雷》研究并非只注重怪异或狂欢理论，而实际上更为侧重对挑战阶级社会内部既定的价值观和具有不同社会属性的带有民主性质的激进社会行为之赞赏。陀思妥夫斯基研究聚焦了个体的独特性以及个体存在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与义务。而他后来的写作，如关于言语行为的论文，则重点探讨了沟通的不确定性以及在沟通过程中，说话人与听者之间相互建构、相互生发的特征。这也意味着，由于说话人、积极的听者、语境时刻以及所言说话语的哲学元素等变量共同对言语行为发挥作用，沟通就呈现非目的论特征。
对我而言，巴赫金理论的对话思想不仅对生态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个人反思自我并指导个体生活也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通过阅读巴赫金著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多种路径达到这一方向。
对我来说，巴赫金著作与我为自己所选择追求的思想方式非常契合，但这未必适合每个人。没关系。巴赫金思想并非某种需要与其保持一致的“主义”。我想要推广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既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业已存在，明日无非是今日之重复”的思维方式；也不接受那种认为“未来是某种乌托邦社会，我们已经清楚如何到达目的地并且已经在路上”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将导致人类这一物种被自己制造的废墟掩埋，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将导致无数其他物种随之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