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中国社会和教育近代化路径的新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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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学东渐记》是展示容闳社会和教育思想以及历史贡献的重要窗口。从事“西学东渐”事业和促进中国文明富强是他终生追求的社会理想,以图实现“维新中国”的人生志愿。这种社会理想贯穿于他所从事的社会、政治和教育实践的全部活动。容闳的社会理想及其社会、政治和教育实践开创了中国社会和教育近代化的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与历史意义。
关键词: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国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0)06-0086-06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余年的岁月,现代中国已经由贫穷和落后发展到初步的小康社会,但我们确实不应忘记那些最初开启中国封闭门扉的杰出人物,他们的先进思想及其实践活动对现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的价值。容闳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他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先驱者,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爱国者,撰述有《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即《西学东渐记》。在教会学校学习结束之后,容闳前往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在此期间,他确立了从事“西学东渐”事业和促进中国文明富强的社会理想。学成归国之后,他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和政治活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等社会发展阶段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开创了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并由清政府任命为驻美留学事务所副监督,协助监督处理幼童留美相关事宜,为近代中国新式人才培养和中美文化教育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美国J H.Twichell评价道:“留学事务所对他是如此的亲切,花费他如此多的心血,其中凝聚着他对祖国最强烈的爱国愿望——因为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1]195。英国H.N.Shore也这样评论道:“一个能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就不会是卑贱的,虽然从事物的表面上去看,这个国家也许有一些困惫与后退的迹象,且与西方国家以及人们在过去半世纪的巨大进步相比较,中国的景象是不能令人鼓舞的,但我们应该记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文化是许多世纪以前的文化——那时英国和欧洲还在野蛮的状态之中。”[1]59-60可见,容闳的精神、品格和业绩在当时就已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公认。
一、 《西学东渐记》成书的历史与社会环境
在近代西方经济扩张、军事侵略和宗教文化渗透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与作用之下,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和转型,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在面临深刻社会危机的境遇中,中国迫切需要对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进行深刻的变革。在对待社会危机的问题上,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提出一系列的解决对策和措施。容闳的社会理想的产生及其社会、政治和教育实践有着较为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可看成是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社会危机的一种理性反应。
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深刻危机,最初产生应急反应的是地方官吏。当鸦片战争的烽火即将燃起,以林则徐为首的“禁烟派”的地方官吏,最终以“虎门销烟”这种激进的方式回应了西方对中国不正当的经济渗透。在禁烟运动的过程中,林则徐很注重观察和研究西方,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和地理等各方面的信息和资料。据《圣武记》载,林则徐“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华事夷言》载,“大抵摘西洋杂志、日报中有关中国之议论而成,以观其对事情之看法”。因此,林则徐被看成是近代中国第一位面向世界和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
在近代中国社会处于危难的时刻,先进知识分子在文化、教育和思想领域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龚自珍在面临危机之前,已经预见到近代中国所存在的深刻社会问题,对不公正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有力的挞伐。“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哪不胜栽禾”,“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2],喊出了近代中国的最强音。魏源积极投身于寻求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潮流,在林则徐的授意下,悉心研究西方社会、地理和科技等信息和资料,完成了划时代的著作《海国图志》。他强调,“欲制夷患,必筹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后来产生了早期改良的主张,出现了郑观应著《盛世危言》、薛福成著《筹洋刍议》、王韬著《扶桑游记》等,以致后来兴起了维新运动,产生涉足社会和政治变革的“维新派”,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他们都倡导学习西方。随着对“采西学”内涵理解的深化,那些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中国人,逐步由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到倡导学习西方的近代制度和文化。
洋务官僚对危机的反应是最为直接的,因为他们必须面对西方的侵略。为适应近代国内外社会发展的时势,洋务官僚借用民间知识分子提出的“中体西用”论主张,倡导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和先进科学技术,于是就产生了近代新式学校,出现洋务教育的热潮。近代新式学校很多都是洋务官僚直接创办的。从清廷中央的曾国藩、李鸿章到地方督抚张之洞、左宗棠,以至洋务企业家盛宣怀等,都主持或资助创设新式学校,大力倡导“采西学”主张。即使是民间知识分子创办的各类新式学校,也在不同程度上获得过洋务官僚的资助和支持。在新式学校之中,学生学习的内容和形式等各方面也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注重学习经世致用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这对近代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义务教育制度的引入、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以及留学教育的开创等各层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实,对近代国内外的社会形势做出反应的还有西方近代文明的亲历者。清朝康熙中叶,因与罗马教皇存在“礼仪之争”催生了教禁政策,雍正沿用并有加强。乾隆年间,当大不列颠国王派遣使节团谒见中国皇帝时,因礼节纠纷而被阻挡在皇宫门外,但使节团游历了澳门、舟山、天津、通州、杭州和广州等地方,并参观了长城,对“闭关锁国”状态下的清朝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留下了详细的记述。清政府长期以来并没有主动派出使节与西方世界取得联系,更不用说及时去学习和借鉴西方近代先进的文化和技术。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清政府长期实施“闭关锁国”政策的破产,促使清政府打开国门,以应对外部世界先进近代文明的挑战。西方近代文明的亲历者主要有:一是政府外派使节,主要是负责解决与外国产生的纠纷;二是派出专使,主要是考察西方的近代政治和法律等社会制度;三是因政治和旅行等原因前往海外的人士;四是出国学习的留学生,容闳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人物。这些人通过日记、游记、诗文和随笔等多种形式,记述了在西方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提出了诸多化解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对策和措施,这对近代中国社会和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二、 《西学东渐记》记述了容闳社会理想的源流及其社会、政治和教育的实践
《西学东渐记》是展示容闳成长轨迹、思想源流和历史贡献的重要窗口。他曾经参与近代中国一些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如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其中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及其实践开创了中国社会和教育近代化的新路径。他的社会理想及其社会、政治和教育的实践具有不可磨灭和划时代的社会价值和历史贡献,对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和教育近代化具有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一) 容闳的成长轨迹及其社会理想的源流
容闳(1828—1912),广东省香山县(今珠海市)人。他出洋留学确实具有诸多时代性和偶然性的机遇,这里存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客观环境和条件的作用。对容闳来说,他能获得在教会学校读书和赴美留学的机会,更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结果,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近代以后,教会学校被容许在中国开办,而且还成为了贫民子弟入学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当时,由于近代中国社会主流还是在追逐科举考试,富裕家庭的子弟对西方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并不热心,这为贫民子弟入学和获取知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教会学校也很乐意招收这些来自贫寒家庭的学生,并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补助,试图借此开创西方教会在中国的传播事业,推进“西学东渐”的进程。容闳写道,“惟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为在旧塾读书,而父母独命予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至于予后来所成之事业,似为时势所趋,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1]17。他就是这样一位社会和历史时代的幸运儿,顺利进入教会学校去读书学习。
第二,在教会学校的西方传教士选拔学习优异的学生前往西方留学,开辟了“教会生留学”的新时代。容闳于1847年随美国传教士勃朗从广州黄埔港乘船赴美留学。当然,他是从封建意识浓厚的中国大地来到充满自由和民主气息的美国求学,其内心感受确实很复杂,但他没有志愿成为西方的传教士,而是把爱国家和爱人民的深厚情感化作学习新知识的动力。他写道:“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1]89
容闳聪慧勤奋,拔擢于教会学校之中。前往美国留学之时,先是进入孟松学校读书。在学期间,他努力学习西学课程,同时还细致地观察和思考西方社会和教育的情形。在报考耶鲁大学之时,勃朗和海门曾经为其申请贫困学生升学奖学金,以减缓他在学期间经济上的压力。但是,校董会有明文规定,就是要求接受申请的学生,必须保证在毕业之后从事传教的事业,这是容闳所不能接受的限制。他断然拒绝了这种有关人生取向的安排,强调“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1]87。而这个“宗旨”就是他对社会理想的追求。在耶鲁大学期间,他逐步接受西方近代先进的文化和教育思想,坚决反对封建专制,抛弃了标志封建意识的长辫和长袍,追求自由民主[1]188,体现了他对封建专制和自由民主的感悟、体验和抉择。应该说,耶鲁大学期间确实是容闳形成社会理想的关键阶段。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同时还面临存在迥然差异的海外社会氛围,必然会导致容闳赴美留学会经历诸多坎坷,但凭借聪慧的头脑和坚强的毅力,他最终还是顺利完成了学业,并获得了美国社会的普遍尊敬。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容闳具备了留居美国的资格,并具有较好的发展前程。当时美国已是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他可以寻求到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当时中国社会此时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仅遭受到外强的侵略和凌辱,而且还出现了持续性的动荡。但是,容闳却坚决在毕业之际即刻启程归国,这是他具有爱国心的充分体现。
从个人发展的优劣角度而言,在阔别故土7年之后,容闳对母语已日感生疏,难以在国内获得额外照顾和特殊社会地位,而且在这种充满专制和暴力的社会环境之中寻求和实践拯救国民的方案,其困难和险恶程度确实也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说他在国内基本上没有立足之地。但是,在留居美国和回归中国的这种两难选择之中,他做出了学成归国的决定,并在今后的人生岁月之中致力于开辟和寻求实践社会理想的道路。因此,他不愧是近代中国社会获取进步和发展的先驱者以及近代中国留学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他的精神和毅力确实值得后人敬慕和学习。
(二) 容闳社会理想的社会和政治实践:“志在维新中国”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1]211855年学成毕业之后,他在经历5个多月长途海上航行之后,顺利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是,此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天崩地裂”的纷乱时期,清王朝处于即将崩解的边缘,依靠曾国藩创办的湘军、李鸿章主导的淮军以及西方国家派出的洋枪队与太平军进行激烈的对抗。可以说,他所面临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1]189。为了把握当时中国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形势,他决定先“入世谋生”经营商业。
为此,容闳曾经到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和湖北等产茶地域进行社会和产业调查。此时,适逢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他见到诸多社会纷乱和荒凉景象,产生了无限的悲怆与感慨。他在《西学东渐记》中写到:“予素阅中国纪载及旅行日记等书,莫不谓中国人口之众,甲于全球。故予意中国当无地不有人烟稠密之象。乃今所见者,则大抵皆居民稀少,与予夙昔所怀想者,大不相符,是则最足以激刺予之脑筋者也。此种荒凉景象,以予所经之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省为尤甚。当予游历时,为春夏两季,正五谷播种、农事方殷之际,田间陌上,理应有多数之驴马牛畜,曳锄相接。乃情形反是,良可怪也。”[1]113在经历这次社会和产业调查之后,容闳改变了经营商业的人生规划,决定今后将更为深入地调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
随后,容闳接受了“金陵游”的邀请,前往访察太平天国的首府。此行的目的,正如他在《西学东渐记》中所记录的,就是要去追问“太平军中人物若何?其举动志趣若何?果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洲乎?此余所亟知也”[1]115。在访察太平军之中,容闳会见了洪仁玕,并提出了“七条建议”,即“依政党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建设海军学校”;“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设立各种实业学校”。这是容闳建设近代军事、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各领域的系统谋划。但是,在访察“金陵”之后,他认为太平军之事业“实未敢信其必成”[1]119-120。因此,他没有把太平天国作为实现社会理想的依附和选择。
在寄希望于太平天国的梦想破灭之后,容闳便转而去接触开明的洋务官僚,希望通过协办洋务事业来实践自己的社会理想。主要是采取三个步骤:一是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四条陈”,阐述了管理国家的策略主张,即“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并将选派青年“出洋留学”作为核心部分[1]147-149。二是协助曾国藩建成江南制造局,负责引进美国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科学技术。三是组织和实施幼童赴美留学,出任驻美留学事务所副监督和驻美副使,办理赴美留学事宜和开展对美外交活动。上述三个步骤的具体情形,在《西学东渐记》中有具体和详细的记述。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给予中国社会以极大的震动,无论是在社会思想界还是文化教育界都是如此。此后,戊戌维新兴起,维新变法成为了社会思想发展的最强音。在此前后,容闳与维新势力也进行过紧密的接触,相与交流共通,主张“救亡图存”,决意借助维新变法来实现其社会理想。但是,维新运动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容闳也遭受了清政府的通缉,被迫避居上海租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