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行人司书目》的成书原因
时间：2020-04-03 07:53:5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行人是我国封建时期历朝历代设置的一种专门从事对外工作的人员。在明代，统治者更专门设置行人司以职掌捧节、奉使之事。明万历年间，行人司司正徐图根据署中藏书，编著《行人司书目》一部，以传后世。该书目的成书与行人司的性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 行人 明代 行人司 《行人司书目》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Cause of Ming Dynasty "Pedestrian Division Bibliography"
JIANG Life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2）
Abstract Pedestrian is a person that specializes in foreign affairs of China"s feudal dynasties set period. In the Ming Dynasty， rulers and more specifically set pedestrian Division Responsibilities holding section， and dealing with things. In Ming Dynasty， Xu Tu pedestrian secretary positive view of the department of the collection， compilation of "pedestrian Division titles"， to return later. The purpose of the book was written with the pedestrian nature Division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Key words pedestrian； Ming Dynasty； Pedestrian Division； "Pedestrian Division Bibliography"
1 《行人司书目》简介
行人司前行人黄怡堂曾刻《行人司书目》一编，但因之前藏书规则不明，“浸久缃帙不无散佚，又辙相假假，则归不归都不可知”，“且年代稍远，前书不无一二散佚者，新贮书亦渐富”，所载书目多数不见于司内。因此万历壬寅（1602）年，行人司正徐图乃据现有书籍，重刻书目，即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行人司重刻书目》，一般称《行人司书目》。
《行人司书目》为行人司内部流通书目，仅有书名和册数。它独特的地方在于：首先，行人司本身即为明代一个特殊机构，相关研究仍有空白。此机构编写的书目能更深挖掘行人司在明代的地位和性质特点，揭示明代的政治特点；其次：它作为官府书目之一却没有采用自《隋书·经籍志》以来开创的四部分类法，却自创典部、经部、史部、子部、文部、杂部六部分类法。这与由《文渊阁书目》开创的明代目录学独特风气不无关系。《中国藏书楼》在讲到明代官府藏书目录及其意义时，总结道：“明代官府藏书目录的史料价值大于目录学理论方面的价值。”这就决定了明代，尤其是明政府这种实用性和高效率机构编制书目的用途与意义。而行人司书目也延续了明代公藏书目蕴藏的思想文化与藏书理念，因此它只作为一部机构内部专用的图书检索目录存世；另外，《行人司书目》采用四言型一级类类序，简练地体现行人司对古书分类的认识。六类小序各为四言三十二字的总括性论述。如杂部小序“虽曰小道，不废可观……农医方技，日用多端”，就揭示了杂部图书脱离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自称一部，是由于明代此类图书的应用日益广泛，同时揭示了《行人司书目》的收录也考虑到了当时人们的需求。行人司府衙设立在在西长安街朝方之西，从洪武十三年设置至万历年间，不过寥寥百年。且行人司仅为一个礼部末属衙门，“衙门孤孑，……署中更无隶人可供役使者”，短暂时间以其微薄之力搜求千余种书，且编著两部书目，不得不说成果是惊人的。
“昔我夫子称：‘学优仕，仕优学。’言学匪直童而习之，即服官不辍也。”这是徐图在序中对读书和仕途关系的描述。徐图是爱书之人，加上行人司前人有编书目的先例，加上年代久远，“前书不无一二散佚者，新贮书渐富，时明宇徐公以荐史移视，篆谋与诸同寅共检之，而属不佞。”左司副任弘道跋曰：“徐先生所次书目一编付梓，蓋惟恐书之散佚也。”徐图为了使本署的图书能得以更好的保存和流传。在徐图所作序中也再三表达了他的意愿：“图籍不备，真一大阙事也。”这正是他决心重刻行人司书目的缘由。
2 明行人司与《行人司书目》成书的关系
明洪武十三年设置行人司，以“职专捧节、奉使之事。凡颁行诏赦、册封宗室、抚谕诸番、征聘贤才，与夫赏赐、慰问、赈济、军旅、祭祀，咸叙差焉。”设行人司的目的在于“特设行人以通使命往来”，可见行人司机构的性质是皇帝命令的上传下达机构。明初由孝廉任职，“自洪武二十七年以前，止以孝廉任使，后欲其通达国体，不辱君命，始专以进士除授。”从此明代行人司是由众多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查阅明代史料，发现许多进士都出任行人。可以说行人司是能直接接近最高统治者的机构。他们虽然品秩低微，“司正一人，正七品。左、右司副各一人，从七品。行人三十七人，正八品。”但因行人国内国外出使时，皆代表皇帝，可以说是位卑权重，升迁较快。“因有非科甲不选，非王命不行之语，其贵之如此。”
以上种种原因表明了行人司并非单纯是一个上传下达的机构。行人司内的官员都由进士组成，本身都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行人司虽然为皇帝的特派机构，但因职务特殊，有诏命则外出，无则留署中，公务并不繁忙，“迨还朝，益悠闲无职掌，得从容沉濡载籍，即东观不过已。”一群闲暇的年轻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必然要探讨知识，交流学术。行人司内部常举办诗会，讲学会，读律会等等，而书籍正是此时（下转第175页）（上接第164页）的需要。所谓仕优而学，《行人司书目》正是在这一需求下应运而生。
知识分子们在这一浓厚的读书氛围下，借助行人司内丰厚藏书的力量，正是汲取知识，寻求仕途光明的时候。行人们的升迁之路如此之快，跟行人司的培养不无关系。接受了行人司文化氛围洗礼的行人们，如严从简“曩予备员行人，窃禄明时，每怀靡及，虽未尝蒙疏域之遣，而不敢忘周咨之志。”严从简身为行人时，虽从未出使过，但仍怀大志，结合同僚出行归来的见闻，写著了《疏域周知录》。
《行人司书目》的成书不仅与行人们极高的知识水平相关，更与行人司内部丰富的藏书密不可分。“使署多藏书，所从来何？”在《行人司书目》的凡例中就规定，“署中每使竣还朝，必从四方购书二三种”。徐图在其为《行人司书目》序中也提及，“于是署中著为令，凡乘使车事竣报命，无不购书数种为公贽，贽即留署中，”……“盖历几时几何人，异书毕集，俨然鄴架”，充实了行人司内部藏书。陈继儒《太平清话》亦谓：“行人司有例，其以事奉差复命者，纳书数部于库。秘阁而外，差可读者，此耳。据此，则当为明代官署藏书之最富者。”《天府广记》在谈到行人司藏书之多时，说到“故事，行人差回复命，即纳书一部于司库，掌印者查其书不佳与重见者，驳出另易。故京师公署行人司贮书最多，翰林院与行人司并列东西两长安街，而翰林院文学之司内无贮书，每科教习庶常，不过唐诗正声、文章正宗而已。”贺灿然序中提及，“迨还朝，益悠闲无职掌，得从容沉濡载籍，即东观不过已。”种种历史文献表明，即使作为国家文化中心的翰林院，其藏书规模都远远不及行人司。
而《行人司书目》的编排也恰恰体现了官藏书目的需要，即为行人们的仕途服务。明代是我国各封建朝代中皇权最为集中的一朝。作为明代的官员，更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所以熟知皇帝的诏令，和名臣的奏疏，并不仅是自身仕途的追求，更是在官场中得以自保的前提。另外，典部中在皇帝诏令后收录的题目，如漕运、马政、铁司、司法、异国风俗等，与相关各府衙的官员职责相关的实用性书籍。只有业务熟练，才能在仕途得到晋升。这正是《行人司书目》出现的客观需要。
课题项目：本文为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明代行人司与《行人司书目》研究”成果之一 （课题批准号：CXJJS1302）
参考文献
[1] （明）徐图等撰.行人司书目（明代书目题跋丛刊本）[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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