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研究范式的重大转变：从革命性叙事到现代化叙事共生
时间：2020-04-23 08:06: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新时期党建研究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从革命性叙事到现代化叙事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党建研究从理论上和方法上都进行了改革创新。我们在肯定革命性叙事政治性强，宣传教育功能大的同时，也应肯定现代化叙事学理性强，研究问题有广度和深度。只有充分吸收二者研究的长处，实现革命性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共生，才能进一步推进党建研究的创新，推动党建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关键词：党建研究范式；革命性叙事；现代化叙事；共生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6）01-0094-06
在当前六大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中，党的建设尤为关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所指出：“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1]各个地区、各个单位和各个部门都一手抓发展，一手抓党建。党的建设成为当前工作的重点和热点。由此，党建研究成为当前一门显学。各级党校都设立了党建教研部（室），高校设有中共党史专业硕士（博士）点的学科，各级党委都投入大量理论工作者，指导协调和组织本地区党建理论研究。
一、党建研究的现状
随着研究阵地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纵观当前数以万计的党建著作和文章，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党建研究理论的多元化。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外，还有西方的政党政治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行为心理学理论和社会组织理论等。如李俊的《政党适应性与党的现代化性的推进》就运用了亨廷顿的政治组织的适应性原则来论述中国共产党如何适应现代化的需要[2]；崔会敏的《防止利益冲突与廉政风险防控对接机制研究》则运用西塞罗“公益优先于私益”的主张，对反腐败中利益冲突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了预防腐败的有力措施[3]。这些西方理论的引进，大大拓宽了党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二是党建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了理论阐释外，还出现了实证研究、微观研究、个案研究等。如萧鸣政的《关于领导干部品德测评的问题研究》通过对浙江的慈溪、江西的德兴、河北的中捷、甘肃的定西和广西的来宾发放1700份试卷，运用英国公务员品德测评方法，对干部选拔任用中领导干部的品德进行了测评与分析[4]；高莹的《关于保持党员干部纯洁性的调查与思考》也以问卷形式，对当前党员干部队伍纯洁性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对策[5]。可以说，当前发放问卷和实地考察成为党建研究中一种常见的方法。
三是党建研究的学理性和实践性逐渐加强。以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共产党》2015年第1-9期全文转载的文章为例，该复印资料共全文转载199篇文章，涉及的内容为“四风”、腐败治理、权力制约、社区党建、党政“一把手”权力监督、遏止利益集团、干部道德建设、村干部能力建设、“为官不为”现象、纪检监察机关改革、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法治与治党、党内条例、党内监督、执政安全、执政意识、政治生态、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干部选拔任用、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及邓小平、习近平党建思想等各个方面；所运用的理论，除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外，还运用了西方的政治传播、政治参与、利益冲突、庇护网络、集体行动逻辑、权力寻租与权力制约、社会治理、社会组织、政党文化、政党自律与调适和政党整合等理论；所运用的方法除了宏观叙述，还对社区党建、基层纪检、基层村级腐败和村级干部能力等进行微观分析，并对学习型党组织、领导干部“为官不为”问题、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运行、政府反腐败力度与公众清廉感知和干部跨条块跨领域交流等问题进行实证调查。正如有学者指出：“近年来党建理论研究发展很快，其主要特点是，改变了囿于党章体系简单地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从概念到概念进行注释的空疏学风，而是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改革开放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方面，紧密结合实际工作，开辟新的研究领域。”[6]这说明，党建研究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
二、革命性叙事的特点与局限性
范式，按照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的解释，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所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例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已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7]纵观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主要有革命性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两种。
革命性叙事，按照已故著名党史国史专家高华教授的解释，就是论证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一种范式。“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阶级战争”“革命”“人民群众”“经济决定因素”等成为这种叙事的基本主题[8]82。这种范式，表现在党建研究上，主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重要性和普适性，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的合法性。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指出：“党建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应用性和现实性，必须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党建研究工作，深入研究关系党的建设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一步深化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规律性认识，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具体来说，一是深入学习和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二是要深入研究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三是要深入研究党的执政规律和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规律；四是重点抓好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研究；五是要注重研究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问题。”[9]为此，不少研究者对中共历代领导人的党建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执政理念、执政资源、执政风险、执政合法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对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对腐败治理和社区党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这种研究范式下，党建研究的政治性凸显。这也表证了党建学科的特点。作为国家一级学科政治学下的二级学科，与其它学科相比，党建研究更注重政治性，更多注重的是宣传、教育和整合功能。这是由它的研究对象决定的。中国党建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涉及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诸方面，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导向决定了党建研究的价值导向。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价值导向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在这一意义上，党建研究也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建设政权过程中，政治动员和政治认同一直是党建的着力点。因此，党建研究首先要为政权服务和现实服务。从历史方位来看，党建与党史密切相关。有人指出：“党建就是正在进行的党史，党史则是已经发生过的党建。”[10]从某一方面来说，中共党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研究党史，就是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刻了解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艰难历程，熟悉党的光荣传统，吸取党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丰富经验和教训，用党的光辉历史教育干部群众。无疑，革命性叙事在党史研究中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党建研究也同样也需要革命性叙事。党建研究要系统总结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宝贵经验，指导当今的工作，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从现实来看，党建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有专家所指出：“党的建设总是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进行党建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必须十分注意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无论是研究思考问题，阐发理论观点，还是提出工作建议，都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11]坚持党建研究的政治方向，就是坚持党建研究的革命方向。从这一点来说，革命性叙事在党建研究中特别重要。
与此同时，党建研究的革命性叙事还特别注重理论的指导作用。尤其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正如江泽民指出：“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正确制定和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发展先进思想、克服落后思想。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势必导致人心大乱、天下大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这是绝不允许的。”[12]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我们党要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实现执政为民、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是根本不可能的。”[13]140“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化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3]90当前党建研究的重点，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执政规律和执政能力的研究，深化中国共产党公信力研究，深化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方式和能力的研究，深化反腐倡廉问题的研究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研究等。
但是，还须看到，党建研究的革命性叙事，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这些不足，完全可以借用一位专家论述党史革命性叙事的不足，就是：“（1）预设立场，无限制地扩张历史学的宣传、教化功能，以权威论述或权威文件为指导，有选择地剪裁史料，来论证某种权威性论述，对复杂的历史进程作简化的‘必要性’的解释，遮蔽了许多丰富鲜活的历史层面。而事实是，历史进程有它的多重面相，历史学家应给历史的偶然性留下空间。（2）在叙述方式中，频繁性地使用某种不言自明或无法证明的集合性语汇。（3）在语言运用上，过分诉诸感情，具有某种居高临下和训导式的语言风格。”[8]83在一些党建著作和党建研究文章中，政治性、宣传性大大超过学术性和科学性。有的在论述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上，不是建立在具体的实际研究上，而是泛泛而谈，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有的是就文件解读文件，就会议阐释会议精神；有的问题意识缺乏，没有找到研究的着力点，无的放矢；有的与其说是学术论文，不如说工作报告或经验总结。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党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在党建革命性叙事的基础上，有必要引进另一种研究范式。
三、现代化叙事的特点与局限性
现代化叙事是在现代化理论被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后逐渐形成的一种解释架构。党建研究的现代化叙事，就是在论证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论述现代化视角下政党功能的定位与作用的发挥、思想的统合、组织的调适，制度的选择以及执政党的合法性、执行力、公信力、领导力和认同感等现代因子。这种范式注重的是党的建设是如何推动现代化，如何有益于现代化的发展等问题。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的《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和《政党现代化》就是现代化叙事的典型著作。
为了进一步说明党建研究的现代化叙事，有必要对党建研究现代化叙事的一些理论做一简单的介绍：
一是西方政党政治理论。始源于马克斯·韦伯有关政治和政党的论述，后经过萨托利、罗伯特·米歇尔斯和迪韦尔热等人的发展，建立起了从政党定义到政党体制的设计、政党种类的描述、政党的转型和政党范畴的分析等一系列政党研究理论框架。中国从政党政治来研究党建的代表人物是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其代表作《政党论》从政党本论、政党体制和政治体系中的政党三个部分系统阐述了政党政治的基本原理，指明了政党活动一般规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为研究中国政治体制与执政党建设提供了政治学理论分析框架。当前政党理论成为党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共产党》2015年第1-9期全文转载的199篇文章就有6篇关于政党理论方面的。
二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关于交易成本的经济学理论。它通过行为假定来研究交易费用、产权和制度变迁，其代表人物为科斯和诺斯。我国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研究党建的主要有贵州省委党校邓献晖教授，其代表著作《公共问题经济学：腐败现象与廉政建设的经济学分析》，从“行为假定”入手，研究腐败在交易过程中，权与钱的利益最大化及如何建立有效的制度来遏制腐败。由于作为政治核心内容之一的政党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来研究党建必将成为一种新的党建研究方法。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存在的理由和作用、制度增加或减少交易成本、制度路径依赖等主张，对于研究如何强化执政党制度建设、改进执政党决策等有重要参考价值。”“经济学要义之一在于注重成本核算、降低成本，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作为一个执政党，不仅存在一个执政问题，还存在一个执政成本和执政绩效，以及执政绩效的评价体系等问题。……所以，党的建设研究也要运用经济学原理和方法研究执政党执政及其建设的成本问题，以最少的人、财、物投入取得最大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14]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