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中的误解:北岛接受史的批判
时间：2020-04-26 07:59:2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三个十年中人们眼中的北岛形象经历了颇有意味的嬗变:当政治处于社会核心地位时,我们选择了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北岛;当政治功能退潮、诗人的社会代言人身份剥落之后,我们选择了一个作为纯粹诗人的北岛;当消费社会来临,在大众娱乐氛围中,我们又选择了一个闲适的北岛。显然,这些都不是对诗人及其作品的正解,它们都在刻意凸显一些东西而遮蔽另一些东西。本文意在透过嬗变的时代映像,去发现和批判造成这些误解的宰制性力量,亦即那些限定我们视野、制约我们理解、支配我们接受的东西。
关键词:北岛;意识形态;世界诗歌;消费社会
就像黑格尔将马背上的拿破仑视为活的时代精神象征一样,北岛无疑是朦胧诗以及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当之无愧的“文化英雄”。有趣的是,朦胧诗之后30年如三面巨大的哈哈镜,在其中我们看到了三个各不相同的北岛形象。80年代朦胧诗大潮涌动,此时的北岛是一个积极介入社会现实的承担者和反抗者,我们听到的是他愤怒的呐喊和痛苦的呻吟。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朦胧诗大潮回落,同时诗人们社会代言人的身份剥落,并急遽边缘化,这一时期身居海外的北岛逐渐淡出了国人的视野,但他在国际诗坛的声誉却日渐隆盛,海外汉学家注重的是其诗歌修辞上的精研。在新世纪商业出版热潮的裹挟之下,北岛的作品重新与内地读者见面,可此时在畅销书架上赫然摆放着的竟是北岛的一本本散文集。
从一个积极介入现实的承担者到一个纯粹的诗人,再到一个消遣的散文作家,是什么左右着30年来人们眼中北岛形象的嬗变?这些形象究竟是北岛的“正解”还是“误解”?或者说,北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自己的声音说话,又在多大程度上被化约成一种姿态?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现象背后的宰制性的力量与机制?
一
从思想史的宏观角度看,新时期文学所爆发出的巨大能量,它反叛的姿态、对国人的启蒙和教化都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代重演。二者的相似性不仅停留在它们所取得的成就上,更表现为它们的驳杂和复义。当代学者汪晖在把“五四”作为一个思想启蒙运动加以分析时就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五四’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不啻是一个辉煌的梦想,一段不能忘怀的追忆。它意味着思想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理性的复归,永恒正义的为时已晚却又匆匆而去的来临。不过,对于一个真实地、历史地存在过的时代而言,这个定义不过是一种神话式的解释。”①他同时敏锐地指出: “然而,神话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它是按照人们的期待而形成的对过去的理解,对真实的历史来说,它仅仅是人们按照某种意识形态的信念而做出的对于‘过去’的塑造。”②这似乎是一切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所难以逃避的宿命。相对于“历史地对待历史”,这些彪炳史册的思想文化运动往往被简单地化约为一个口号,变成一个空洞的能指,最后只留下一个象征的躯壳。
现在来回顾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和朦胧诗(北岛本人并不喜欢“朦胧诗派”这一称号,他将其称为“今天诗派”),我们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类似的问题,即开启新时期文学大幕的朦胧诗是否也在历史中逐渐变成一个“神话”?汪晖的研究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缺乏统一的方法论基础,运动本身是依靠对封建文化的批判态度而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态度更主要是由新文化运动主将们出于切身体验而产生的情感所支配,“‘五四’思想与个人经验的深切联系体现了一种激情的力量”③,正是这种表面的“历史同一性”遮蔽了其最后瓦解的内在因素。相比之下,朦胧诗潮则与以上表述有着惊人相似性。诗人柏桦在评论朦胧诗潮的时候说:“那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毁灭或献身的激情啊!”④它的“光芒帮助了陷入短暂激情真空的青年形成一种新的激情压力方式和反应方式,包括对自我的召唤,反抗和创造,浪漫理想和英雄幻觉”⑤。当然,任何以激情为内在动力的反抗都不是空洞的,而是有所指向,有的放矢。“五四”新文化运动指向的是吃人的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而朦胧诗潮指向的则是“‘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⑥。可问题恰恰在于把朦胧诗仅仅看成是对一个强大意识形态的回应,这样就把朦胧诗本身也变成了一种带有反叛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而忽略了其艺术的主体地位。当代学者张闳就是从这个出发点来分析北岛前期作品的,他引用了法国作家马尔罗的话:“诗人总是被一个声音困扰,他的一切诗句必须与这个声音相协调”⑦,“中国诗人普遍相信,只有模仿一种‘强音’,模仿它的音调和音强,它的发声和震撼性的共鸣效果,才能让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见”⑧。于是乎北岛被塑造成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神话”,而他艺术上的创造却被极大遮蔽了。
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指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任何一种文学理论背后往往都存在某种意识形态根源。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作为根源的意识形态和以意识形态话语涵盖一切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神话制造者往往以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找出个别的一些特点、特性或模式,把它们当作历史的本质。”⑨评论家唐晓渡的一段话可谓真实地描绘了诗人北岛当时的真实境遇:“被归入‘朦胧诗’的一代诗人中,北岛从一开始就是最为耀眼的一个,但或许也因此注定成为受成见侵害最深的一个……诗歌界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牢牢盯住他的《回答》、《宣告》或《迷途》等符合‘朦胧诗’定义的作品不放,充其量将视野扩展到《红帆船》、《习惯》等为数不多的爱情诗,而对诸如《日子》、《一个青年诗人的肖像》等显示了别一种风格、别一种可能性的作品,却基本上视若不见,就更不必说稍后像《触电》、《空间》那样既更深地触及生存的困境,方法和风格上也更为精细,更具个人色彩的超现实主义作品了。”⑩
其实,除了热烈的介入性诗歌之外,北岛显然还有另一副笔墨:巨大的情感冲动转换成对人类经验的理性思考。这时的他更倾向于从宏大的历史叙事和意识形态中抽身出来,像上帝一样置身事外地反观其中的荒谬、错位、虚无。这种“综合的意识”又使他的诗获得了理智上的冷静。这一热一冷两种诗风共同构成了他创作的主脉,但是后者却被喧闹的80年代过滤掉了。
二
在9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商品经济以势不可挡的姿态席卷华夏大地,那个曾经广泛关注、热烈讨论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命题的社会环境仿佛一夜之间隐退幕后。这一时期诗人北岛也逐渐淡出国人视野。但是漂泊海外对北岛来说却因祸得福,这使他开始反省自己从前的诗歌创作,并努力开创新的诗歌维度。诗艺上的精研加上海外汉学家的好评让他饮誉国际诗坛,并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候选人。
与中国本土对北岛诗歌的意识形态化解读正好相反,海外汉学家反而很厌弃北岛的政治介入性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他指出:“中国新诗向读者许诺直抒胸臆、纯洁坦诚。这种带有欺骗性的许诺,其后果之一就是滥情……可是这种滥情(或者说是一种故意的作态)是中国现代诗的痼疾,它的欺骗性比古典诗歌所有令人窒息的重量影响更深刻。在中国现代诗里,政治性诗歌或者非政治性诗歌都存在着滥情。”B11宇文所安是在呼吁一种“世界诗歌”来临时提出上述观点的。在他的“世界诗歌”构建中,他要求诗人的创作剥离不同国家特有的“地方性”和“历史性”,而成为“透明的载体”B12并“传达被解放的想象力和纯粹的人类情感”B13。不难看出他所倡导的是为不同语言、不同历史文化的诗歌创作建立一种普适价值。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宇文所安发现“西方读者一般来说会喜欢北岛诗中非政治化的一面,认为这个层面表征了‘世界’诗人应有的广度。而我接触过的中国新诗读者则倾向于喜爱北岛早期政治色彩浓厚的诗;对北岛脱离政治、向私人关怀的转变,他们感到惋惜”B14。难道北岛真的该向海外汉学家们所劝勉的那样,脱离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在场”立场,而漂浮于可译性的公共意象中吗?如果说中国本土对北岛诗歌的接受含有意识形态的“神话”色彩,那么我相信宇文所安从世界诗歌的要求出发对北岛的诗歌创作所进行的价值判断则多少带有文化霸权的意味,他甚至在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匡正第三世界的诗歌创作。
美国文学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其题为《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的文章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三世界文学从根本上讲都是“民族寓言”。他借助马克思的社会分析理论阐明了当代美国居民过着一种不同于第三世界水深火热的受庇护生活,他们不必应付历史带来的复杂感和挫折感,他们的文学大多染上心理主义个人主义色彩,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出现政治是令人不快的,就像“在音乐会上打响了手枪”一样不协调。在同一篇文章中,杰姆逊又借助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提出的主奴关系学说指出,虽然第三世界在历史斗争中失败,但是处于奴隶地位的他们却通过痛苦地服苦役而与自身所处的历史现实相联系,“这最终意味着只有奴隶才真正懂得什么是现实和抵抗;只有奴隶才能够取得对自己的情况的真正物质主义意识……然而奴隶主却患了理想主义的不治之症,他奢侈地享受一种无固定位置的自由。在那种自由里,任何关于他自己具体情况的意识如同梦幻般地溜掉了”B15。在我看来,杰姆逊的话很好地矫正了西方人的审美取向。当然,宇文所安的文章是希望通过对意象、修辞、可译性的强调从而达到维护诗歌艺术纯洁性的目的,但是他在建立所谓的世界价值、普适价值的同时,没有能够像杰姆逊所说的那样想一想,“如果我们希望同异己的‘理想读者’能有足够的共同之处,也就是说,能够有效地阅读这个文本(指第三世界作家的作品),就必须放弃许多对我们个人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东西,承认一种陌生因而可怕的存在和环境,一种我们不了解和情愿不去理解的存在和环境”B16。
宇文所安的“世界诗歌”剥离了诗歌的现实指向和现实关怀,语言这时已经蜕变成了没有根基的漂浮能指。90年代以来,诗歌与国人渐行渐远。当我们诅咒这个非诗的年代时,是否也该想一想当代诗歌已经无可挽回地陷入了个人主义并沦为了语言的智力游戏?中国诗学中的“诗言志”和“诗教”传统是不是真的已经成为了明日黄花?
三
当历史的脚步迈进了新世纪,商品经济在中国也完成了它的十年生聚,全球化进程带来了以大众文化为基础的消费社会。如果说80年代到90年代思想文化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保守取代激进,批判思想隐退,那么与前两个十年迥然不同,新世纪的文化态势则可以借用一个时髦的表达来概括,那就是“娱乐至死”!只要可以娱乐大众就能得到商业包装和媒体炒作,并最终被消遣和消费。
北岛在一首题为《背景》的诗中写道:“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这几乎是讽刺性地预言了他自己的命运。曾经是出版发行禁忌的北岛作品终于乘新世纪商业出版的东风回到了中国内地。今天赫然出现在图书超市畅销书架上的不是充满苦涩回忆的小说《波动》(尽管这是北岛的小说代表作),也不以北岛的诗歌作品为主(尽管北岛一直以诗歌著称文坛),却是他的一本本散文集。最先是一本《失败之书》,商业上的成功又让该书摇身一变,化整为零地衍生成了三本新作《青灯》、《蓝房子》和《午夜之门》。倒不一定是北岛主动媚俗,他的散文集里也确实有很多与时代不和谐的声音,可是观其大体内容不外乎名人雅集、国际诗会、海外生活一类文章,俨然一部国际版的《文化苦旅》。于是,曾经的那个介入现实的承担者不见了,以诗艺上的新变而享誉国际文坛的诗人也不见了,在以利润为风向标的商业出版中,北岛被改头换面成了一个休闲散文作家。
其实散文热是伴随上世纪90年代批判思想式微、消遣性“软读物”回潮而出现的。从梁实秋到胡兰成,从余秋雨到董桥,散文作品一时间洛阳纸贵。新世纪商业娱乐文化的畸形膨胀更是使“软读物”俨然成了文学的正宗嫡传,就像文化研究学者指出的:“大众媒介无法完全保证保守的论调,谁都不能。但是它们却可以营造顺服的气氛,方法不是压制所有的异端观点,而是把落在共识之外的见解,当作异端邪说来呈现。”B17不妨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诸公的散文作品确实是有文学价值的,而且可能还不低。问题是在消费社会、大众文化这样一片浮嚣的声浪中,我们还能否获得文学的价值?法国社会学家让•波德里亚在其名著《消费社会》中指出:“它(消费社会)把不同类的商品并置在一起,采取符号混放,把各种资料都视为全部消费符号的部分领域。”B18于是消费社会中的一切商品都“变成了游戏的,具有特色的物质,变成了华丽的陪衬,变成了全套消费资料中的一个成分”B19。而消费社会的核心机制就在于“耍弄商品符号的模糊性,在于把商品与实用的地位升华为‘氛围’游戏”B20。这样一来“《花花公子》与一部《古生物学论著》之间已不再存在什么差别”B21,就像文化研究学者举过的一个例子:切•格瓦拉,一个资本主义的反动者,其头像被印在T恤上。革命的原始语境被剔除,格瓦拉的形象成了一种消费时尚。作为文化英雄的北岛与古巴的革命英雄真可谓同病相怜,他们“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被当作工具来使用并被当作舒适和优越等要素来耍弄。而后面的这个领域正是消费领域”B22。
当代诗人欧阳江河精准地指出:“一个当代诗人在种族进化和社会历史转型时期扮演什么角色,是通过写作成为同时代人的代言人和见证者,还是相反,成为公众政治的旁观者和隐身人,这一问题贯穿北岛的几乎所有作品。”B23可见北岛的诗学观念正是游走在修辞与政治之间。北岛本人也坦言,诗人就是在寻找危险的平衡。但是抱有如此清醒“正解”的毕竟是少数。毋庸讳言,当消费社会来临之际,在大众文化娱乐的氛围中,我们选择了一个闲适的北岛。诗人自己对此似乎已经有所警觉,因为北岛喜欢引用里尔克的话“荣誉是一切误解的总合”。在我看来所谓的“荣誉”不过是时代对诗人的册封。而在一个个嬗变的时代映像背后,那些限定着我们的视野,制约着我们的理解,支配着我们接受的东西才真正值得被长久凝视和深深思索。
注释:
①②③汪晖:《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6页,第306页,第319页。
④⑤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第37页。
⑥李润霞:《“文革”后民刊与新时期诗歌运动》,《新诗评论》2006年第1期。
⑦⑧张闳:《声音的诗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第63页。
⑨柯文:《历史三调》,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
⑩唐晓渡:《光芒涌入》,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430页。
B11B12B13B14宇文所安:《什么是世界诗歌》,《新诗评论》2006年第1期。
B15B16[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45页,第519页。
B17[英]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5页。
B18B19B20B21B22[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第5页,第5页,第5页,第1页。
B23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3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 鄢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