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势力”——敌耶？友耶？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评说与考证《大公报》领导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好书——《百年沧桑》。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大公报》仍在香港特区继续出版，今年是它跨越两个世纪的百年寿诞之喜。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报业史上，算得上是一大奇观。这本书的作者，是中国杰出的政论家、《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先生的哲嗣王芝琛。我觉得对《大公报》没有比这更厚重的百年生日贺礼了!

自从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以“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以来，其社训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数十年来，以胡政之、张季鸾和王芸生为首的领导人，是遵守这“四不”社训的。上述的“党”字，我以为有古今二义：用孔子的“君子不党” 的原意，即“正直的人是不偏袒的”，可是又与当今政党定义有相通之今义。李纯青、杨刚、彭子冈、徐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一方面，《大公报》几位领导人对他们的政治身份，采取睁只眼、闭只眼，心照不宣的态度；范长江到解放区后亦于1939年加入中共。另一方面，《大公报》所有从业人员，却没一个国民党员。可见“不党”是不可能的。所以1942年，胡政之将社训改为“二不”：“不私”、“不盲”。但事实上《大公报》始终公开标榜的就是“自由主义”与“中间路线”。

我想举钱钟书为例，他既非中共，也非国民党，但他却是《大公报·世界思潮》(这个专刊由对爱因斯坦和罗素有相当研究的学者张申府主编)的积极撰稿人之一。三四十年代，他发表了《为什么人要穿衣》、《休谟的哲学》、《约德的自传》、《大卫休谟》、《旁观者》、《作家五人》、《英译千家诗》、《白朗：咬文嚼字》、《英国人民》等大量纵横捭阖的精彩文章。

萧乾也不是中共党员，他曾先后四次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发现培养了大批作家。杨绛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璐璐你不要哭》，就是三十年代经萧乾发表的。另外，他们还举办过文艺奖金。卢焚的《谷》、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均得了奖。此外还发表了陈白尘轰动一时的独幕剧《演不出的戏》； 胡绳的《上海通俗化问题之讨论》及《偶然论在上海》； 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给刘西渭先生》；曹禺的《我如何写(雷雨)》……

从上世纪初到本世纪初，中国有两个最大的政党：中国国民党已是百年老店，中国共产党也过八十周年。你《大公报》能在国共之间“不党”么?这不是找“夹板气”受吗?这与今天强调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党性，不是背道而驰吗?

任何报刊都有它的倾向性，或激进、或保守，或革命、或反动，有可能实行“中道而行”吗?

以胡、张、王等为首的《大公报》领导人，几十年来硬是按“二不”社训干了，而且在大陆一直干到1966年。《大公报》以出色的独家政论为最大特点，它还培养出了大量名记者，可谓精英云集，享誉中外。例如：范长江(建国后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杨刚(建国后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萧乾(1939年～l942年，任《大公报》驻英记者，往来于欧战莱茵河前线、柏林和纽伦堡，二战后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和波茨坦会议——见《南德的暮秋》)、彭子冈(发表过访宋庆龄、宋美龄、郭沫若和《毛泽东先生到重庆》等名人的专稿，号称“重庆百笺”；解放后任《人民日报》记者，曾出访苏联、印度、芬兰和第二届青年联欢节。1954年任《旅行家》杂志主编)。还有诸多名流：徐铸成、李纯青、吕德润、张高峰、梁厚甫、曾敏之、朱启平、黎秀石、费彝民、陆诒、潘际炯、唐纳、梁羽生、唐人，罗承勋、唐振常、戴文葆和陈凡、孔昭恺、徐盈、高集、杨奇、金庸、谭文瑞……真是群星璀璨，光彩夺目。名家太多，恕不一一。

对《大公报》的褒贬评说，一直是中国新闻史、政治史上争论不休、聚讼纷纭的大问题。笔者认为，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认识：如何看待中国各阶级、阶层里的“中间势力”?他们比起国、共两极来，人数多得不可比拟。他们站在哪一边，这才能决定哪一边是赢家。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才有可能廓清《大公报》的是非功过，还它一个历史主义的公道评价。

三十年代，在左翼文化工作者中，流传着一句出自王明的名言：“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这话是大有来头的——来自“共产国际”。斯大林说：“原则问题上的中间路线是引起思想混乱的路线，是掩饰意见分歧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灭亡的路线。”(《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6页，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然而毛泽东把统一战线视为与党和军队平列的、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他认为：“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3页)他还说：“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2～743页)

中间势力的作用，我可以举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邓演达为例。他一方面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政权；另一方面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中间路线观点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现。今天，由中国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农工民主党，就是邓演达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1947年演变而成的。我还可以举出中国民主同盟(它更是中间势力的有突出代表性的政治组织)，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中，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伯恺和于邦齐等优秀人物，惨遭蒋介石特务的杀害；担任过民盟中央主席的都是知识界很有威望的重量级人物，计有：黄炎培、张澜、沈钧儒、史良、胡愈之、楚图南、费孝通。

1949年4月末，中共向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发出号召：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很快就得到了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八个民主党派和其他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拥护，并于5月5日公开通电表示支持。但是，这些支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大多数还分散在全国各地。怎么办呢?党中央决定，为了及时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辗转到香港，再由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等同志，租船把他们秘密送往青岛、塘沽、大连，然后到河北平山集合。单是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事，就历时一年多(从1948年到1949年3月)。当时，路经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有：何香凝、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邓初民……以及许多作家、演员，还有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总共有三百五十人以上。《大公报》总编王芸生当然也在其中。

团结争取中间势力，不仅是中共在三四十年代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也不仅是要在当时不折不扣地付诸实行的问题；我认为，从长远看，它还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理论问题，对中国二十一世纪的政治走向，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对这个问题真正进行了理论思考的，我认为是晚年的胡绳。他于1995年3月22日在武汉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中，首先讲到了关于要十分重视“中间势力”的问题。胡绳说：

现在讲这段历史的书，主要讲国民党和共产党，讲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论阶级，这是两极，一个是大地主大资本家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其实，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所以我想，除了国、共两个角色外，还应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乔木同志一次谈过去的文学时曾说，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政治也是如此。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这本书要着重讲一讲中间力量。

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失败了?就是因为中间势力大多数偏向国民党。后来抗日起来了，才发生根本变化。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不断分化。分化的结果，大多数站到共产党一边，站到国民党那边的也有，但很少。

中间势力是什么人?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过去说，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工农、小资产阶级才属于共产党一边，是革命的依靠、基础。实际上工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阶级论，它们是革命的；但就具体的人来说，他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都自动跟共产党走。要做很多工作，才能使他们跟共产党走。这一部分人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那时候，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应当说，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

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没有这个主体，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硬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游民运动。这种看法应当说是触及到了要害问题，在方法上还有点唯物主义味道……在“五四”后的论战中，陈独秀虽然反驳了梁（启超）、张（东荪）的看法，实际上没有驳倒他们。现在来看，粱、张的看法有很多是不对的，革命事实上也胜利了，但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当时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解决，是靠后来的实践才解决的。靠农民来搞革命，是可能变成流寇式的革命。后来古田会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流氓无产者、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本来陈独秀等人反驳他们，不外是说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都不行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去实现社会主义，而梁、张认为必须先实现资本主义，然后才能搞社会主义。他们论点虽然不对，但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样跨越资本主义呢?陈独秀等当时当然回答不了，直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才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上、下篇，只有做了上篇，才能做好下篇；并说中国目前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这种话在此之前恐怕共产党内无人说过。甚至到今天我们还在解决、回答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在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都是反动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道路，一直走不通。

国民党在大陆解决不了反帝、反封建两大问题，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所以，农民、中间力量最终只能跟着共产党走。中间力量，知识分子，很多人都先是右倾的，后来才左倾。蔡元培是个明显的例子，甚至邹韬奋、胡愈之，开始也是要走资本主义的路，不是要搞社会主义，后来却参加了共产党。就拿胡适说，开始同情蒋介石清党反共，后来又同国民党进行人权斗争，尽管最终屈服了，但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直到晚年在台湾还因批评国民党而受到围攻。国民党后来公开否定民主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中间力量经历着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它形成不了独立的政治力量，不是倒向这一边，就是倒向那一边，最后总的说是站到共产党一边。中间力量有不少代表性人物，他们影响一大片。国民党失掉了中间力量，不可能不失败。

……

有些事情，就要重点研究，运用切实的材料进行深入分析，弄清楚那些重要的别人没有讲过或未讲清楚的问题。如中间势力，就要抓住一些代表性人物和事件加以分析、说明。发议论也不是说空话，而是结合史实分析来发议论，夹叙夹议(以上所引胡绳谈话，均见2001年第3期《历史研究》)。

胡绳晚年真正做到了“回归自我”，由于他坚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解放思想，曾经被扣上“新右派”的帽子，受到某些棍棒理论家的讨伐。但吓人战术早已不管用了!理论必须接受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我认为《大公报》在二、三、四十年代的之所以赢得了那样众多的作者和读者，就是因为它代表了中间势力的声音。我们常说“广大人民”，如果没有中间势力这一大片，何来广大呢? 1944年春，中外记者组成赴延安参观团，当时国民党骂共产党为“匪”时，毛泽东对《大公报》记者孔昭恺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他还说：“抗日战争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此言极是!当时，各国在重庆的驻华使节，最爱聆听的是张季鸾为他们作世界与中国的形势报告。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关系好到这种程度：不用事先通报，随时可以面见老蒋。他与周恩来更是密友，在他患肺病病危时，守护在身边的朋友有周恩来和老蒋派来的卫生部部长。这个平静场景，就是一幅油画：两极对中间势力的激烈争夺。

张辞世后，蒋介石为拉拢王芸生，让他赴美访问，后因特务报告：王与周恩来往来密切，此行乃作罢。重庆当时的人口为 60万，《大公报》的发行量达10万份，是另外前七家报纸发行量的总和。

作者王芝琛说：两极对《大公报》所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都是反对的。毛泽东称自由主义者为“民主个人主义者”。有意思的是，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把《大公报》及其总经理胡政之，纳入“中国民主个人主义”之列进行拉拢。胡政之在赴香港恢复《大公报》香港版前来到南京，急于物色“民主个人主义者”来取代蒋介石统治的司徒雷登，还郑重其事地派秘书傅泾波前往拜访，准备了洋房汽车，并试探请其出任行政院长。胡政之毫不为动，毅然赴香港去开辟自由主义者的舆论天地……。

毛泽东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此话是在1958年对吴冷西说的，那时四周早已是“讨伐”《大公报》的一片喧嚣。1938年周恩来在汉口曾对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王芸生自进入《大公报》后说，他服从司马迁的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意思是说，头上已经戴上了新闻记者这个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王多次拒绝国民党的“官衔”引诱，当《大公报》刚迁入重庆不久，国民政府就给王芸生下了“聘书”，聘他为“军委会参议”。“聘书”刚到，紧接着陈布雷(蒋介石的秘书长)的电话就来了：“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请勉强收下吧。”到了月底，“军委会”竟给王送去了丰厚的“薪水”，王芸生并没给陈“面子”，将“聘书”和钱款一律退回。

王芸生在他临终前大彻大悟。他说，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我都不该写那篇“自我讨伐”式的长文，即《1926～1949的旧大公报》。该文不仅对自己，也对张季鸾使用了极为刻薄甚至污秽的语言，他悔恨自己也参与了那场对《大公报》可耻的“围剿”。张季鸾病重时曾说“能写我的传记者，惟王芸生一人耳”。王芸生也多次动了念头想写，但多少次又不得不放弃了。王说：“季鸾兄潇洒、儒雅、大度、宽厚，才思敏捷。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应该恰当地还一个真实的张季鸾告之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代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支笔如何忍心下得?” “对季鸾兄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在王芸生弥留之际，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嘴里喃喃地说：“寄给他(指张)，寄给他!我的白卷……”双眼已是黯然泪下。王芸生是自学成才的大知识分子，他才华横溢，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能于告别人世前，有这样极赋良知感人至深的自我忏悔的精神境界，除健在的巴金外，中国能有几人?

《徐铸成回忆录》结尾部分这样说：“我走入新闻界时，正当中国新闻事业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旧一代的报人，正努力于新闻规范化，使采访、编排、言论各方面改革趋于定型，以张季鸾、胡政之先生苦心经营的《大公报》可为代表。其贡献在力求翔实，讲求新闻之效果。新的一代，则致力于思想之奋进，对读者，偏于注入式的灌输，不讲宣传实效。在此模式(笔者按：说白了，就是斯大林新闻模式)下，你要重视新闻的客观规律，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办报观点。”他还将新闻工作这一行的领导人和佼佼者的年寿作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比较：古人说：“是故择业不可不慎也”。这话，我想想有道理。比如美术家每多长寿，因为他们经常写字作画，可以陶冶性情，且可锻炼眼神筋骨，甚符合养生之道。而新闻工作者长期俾夜作昼，饮食无定时，作息无秩序，所以易损健康。翻阅我国近代新闻史，可以无愧称为报人的，寥寥可数。王韬存年最长，六十九岁，梁任公五十二岁，戈公振四十五岁，邹韬奋四十九岁，张季鸾五十四岁，胡政之五十七岁，类多不过“中寿”。而新闻记者必须明是非，辨黑白，敢于秉笔直书，我国又一向无言论自由之环境，因而被害者更屈指难数。如宋教仁存年仅三十一岁，黄远生三十二岁，史量才五十六岁；其余如邓拓、金仲华、范长江、浦熙修、杨刚、储安平……等优秀新闻工作者，在“文革”中被迫离开人间时，有的刚年近六十，有的不到五十，正在才华焕发时期，不幸已做了古人了!笔者以为，像王芸生活到79岁，徐铸成活到85岁，就算是新闻界稀有的寿星了。

另据2001年9月22日《华夏时报》刊载《大公报》报人朱永良的长文《囚禁北大荒》披露，1957年《大公报》“反右派”运动斩获颇丰，大约三十人被划为“右派”。计有：朱沛人、毛健吾、袁毓明、赵恩源、萧凤、戈衍棣、单于越……加上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的朱启平(参加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写出《落日》名文的大记者)、萧离、徐文兰、高汾、余阅、尤在、吴永良和石文华等八人。此后，这家民营的《大公报》，就陷入时乖命蹇的厄运之中……

我们不可能与中国近代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用一个姓“资”的帽子与之一刀两断。先驱者们的精神遗产，理应受到尊崇。但这些先驱者不是圣贤完人，他们不能不受世界观、政治观、信息源的限制，缺点错误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这是可以理解并应予谅解的。钱钟书在1932年《大公报·世界思潮》上曾经借评论休谟之际，痛斥文化虚无主义。他说：假使一个古代思想家值得我们研究，我们应当尊敬他为他的时代的先驱者，而不宜奚落他为我们的时代的落伍者。换句话讲，我们应当看他怎样在他同时代人之先，而不应当怪他落在我们之后，古人不作，逝者如斯，打死老虎够得上什么好汉?(《钱钟书散文》第123页)

报纸要改革创新，乃大势所趋!但对中国近代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不能不屑一顾，来个一刀两断。办报人不懂办报规律，一切按“长官意志”和“官本位”体制行事，非碰钉子不可！同时当代报刊正在与电视(现在又加上香港的《凤凰卫视》《阳光卫视》)进行着激烈竞争，又在报业同行之间进行着激烈竞争。加入WTO之后，竞争必将更加激烈。最终被淘汰出局的，必然是那些忘记自己的衣食父母——读者和观众的传媒。试问：群众怎么会有非看你这张报、你这个台不可的义务呢?当然，机关报与民营的《大公报》和三十年代上半叶史量才主办的《申报》，二者的办报方针是大大不同的。但办报规律却有相同之处!诸如：赢得读者越多越好，出名记者、名评论家、名编辑和名经营家越多越好。报纸受实践检验的速度，可谓立竿见影。

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之上的独裁，低效僵死的单一计划经济，是斯大林模式在政治经济领域中的集中体现；它在新闻方面的表现，在中国也是影响深远的。邓拓主持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就是一次破斯大林新闻模式的成功尝试。报业同行不会忘记那时真正实行“双百”方针时版面上的丰富多彩，以及充满了魅力的岁月。那时的《人民日报》难道不姓“党”吗?

这里，我想起了1989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组织的关于斯大林新闻模式的讨论。新华社前副社长、高级记者李普在学术研讨会上首先发言说，当进入解放区初次听到两句话感到很奇怪，后来才多少理解了。这两句话是：报纸是不见面的指导员；报纸是公开的文件。由于报纸是“指导员”和“文件”，它就获得了一种不容置疑的特权地位，并影响到新闻政策、新闻体制，甚至新闻文体等一系列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这种新闻模式有多少合理性和多大程度上不合时宜?与会的同志说，用一个概念来概括，这便是“斯大林新闻模式”。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摒弃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党的监察和舆论监督对权力相互制约的体制；以斯大林模式形成的新闻工作的习惯性思维和特权性的宣传与新闻合一的文体，遂使报刊面目可憎，思想僵化，宣传说教化；主持政治者和评议政治者一体化；新闻管理人治化。于是形成了体制上的官本位式的衙门化。遗憾的是，这场有意义的讨论，以后没有继续下去。

芝琛兄这本《百年沧桑》，也可以说是为《大公报》正名、辩诬、平反的好书，老《大公报》人看了，会长舒愤懑如释重负。如针对“《大公报》起义”说，作者强调：周恩来多次称赞《大公报》是爱国的，是中国人民的报纸。既然是人民的报纸，人民怎么会向人民起义呢?还有“小骂大帮忙”说，“政学系机关报”说等等，作者都用铁的事实予以辩驳。为节约篇幅，本文不拟赘述。

从胡政之、张季鸾和王芸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大知识分子的骨气、才气、锐气和书生气。他们在中间道路上摇摆着如扭秧歌，但总的倾向则是两个字：爱国。为此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屡遭诟病。哲人逝矣，但他们胸中的浩然正气，笔下的壮阔波澜，将永垂史册。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如何从政治上文化上争取团结中间势力，从而获得更加众多的读者(如今对象和条件皆有变化)的青睐，仍然是所有报业和传媒面临的一个亟待回答的崭新问题。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长命百岁命中多舛青史标名的《大公报》，已经从二十世纪跨进了很不寻常复杂多变的二十一世纪。然而，厉精更始，事在人为。“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汉书·司马相如传》)。但愿这个有着勇于创新、精英辈出的光荣传统的战斗集体，焕发青春，真正做到“有容乃大，无私则公”，为推动中国的和平、发展，为我国的新闻事业谱写出更加辉煌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