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格局下我国濒危语言的保护与对策

【摘要】濒危语言保护是当前我国急需面对的一个难题。伴随着语言的消失，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也会遭到破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体系也会受冲击，可能从而引发一系列的民族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濒危语言关系的论述引发人们对濒危语言的关注，并尝试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提出适合我国语言保护的一些对策。

【关键词1多元一体；濒危语言；语言保护

【作者】肖荣钦，暨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1l级博士生。广州，510632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132-006

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与濒危语言的关系

民族问题是关系我国国家前途命运和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2009年9月，胡总书记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必须坚持一切从我国民族问题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最先是费孝通先生在1988年提出的关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56个民族之间关系的民族理论。这一理论已成为处理我国内部民族关系和促进民族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它对指导我国民族团结发展，共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费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总的来说就是肯定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多元一体的整合体，它既重视各个民族的个性特点，即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又体现出各民族在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渴望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愿望。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可体现在各族人民学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主要是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上。语言是文化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载体，因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就体现在民族语言的多样性之上。在费先生《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也指出：民族语言是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几个特点之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56个民族实际使用着120多种语言和超过60种文字，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内部语言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也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这120多种语言中，使用人口超过10万的语言有31种，使用人口在1万以上10万以下的语言有19种，余下的语言使用人口都不足万人。①由此看来，我国各种语言的使用人口较不平均。这主要表现在我国绝大多数人口集中使用极少一部分语言。

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濒危语言的界定，结合我国语言使用人口的状况和国内相关语言学者的看法，我国使用人口在千人以下的语言大都处于濒危或临近濒危的状态，使用人口在千人以上万人以内的语言也有相当一部分处于临近濒危的状态。我国具体的濒危语言大概包括以下30多种语言：阿侬语、仙岛语、柔弱语、土家语、达让僜语、格曼僜语、义都语、苏龙语、木雅语、畲语、仡佬语、羿人语、拉基语、普标语、木佬语、布央语、塔塔尔语、西部裕固语、东部裕固语、康家语、赫哲语、满语、鄂伦春语、东北克尔克孜语、京语、倈语、台湾高山族诸语、五色话、吾屯话、倒话、唐汪话、土尔克曼话等。例如满语使用者迄今为止只剩下居住于齐齐哈尔的3名年过80的老人；分布于我国东北的赫哲语，至2000年底，只剩19个60岁以上的老人会说本民族语言；位于云南麻栗坡县的普标语使用人口也只有50多人。语言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这些语言一旦消失，依附于该语言的文化、艺术、传统也将会消亡，中华民族的多样性就会被削弱，“多元一体”格局也将受到一定的冲击，继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按照我国拥有120种语言的总量来计算，我国濒危语言占了全国语言总量的1/4，也就是说，我国每4种语言就有1种处于濒危的状态。就该比例而言，我国语言濒危的问题已经相当突出，并已可能对我国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体系造成了潜在的冲击。因此，在当前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民族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人民生活相对平稳的境况下，濒危语言的保护也应该引起国家和人民的重视。

二、我国濒危语言保护的现状

我国《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义务教育法》都规定了在我国“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此外，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了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推广与发展，我国已给数十种没有文字系统的语言创制了文字，并且编制了相应的民族语文教材，开办民族语文学习班，推广民族语言文字。另外，坚持在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政策，这些都体现出我国政府对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多元性的支持与保护，从政策层面上支撑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即使如此，我国依然有一部分语言步入到濒危语言的行列。

对语言濒危这一现象的认识，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某些敏感的语言学者当时已开始察觉到中国某些民族语言衰退的现象，并且开始自觉地对这些濒危语言进行了音像录制和编写语言词典等语料存档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一批语言学者对濒危语言认识的不断深入，加上他们对濒危语言保护的大力呼吁，国内的语言濒危现象逐渐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重视。

200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被誉为“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迄今为止最有权威、影响最大并且最具法律效力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就包括了“语言”这一项内容。2004年8月，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公约》成员国之一。这一举措表明我国政府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与保护提升到国际的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同时也表明我国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正式与国际接轨。

三、“多元一体”格局下我国濒危语言保护的对策

濒危语言保护的大众化是当前语言保护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我国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为民族多元文化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这一课题的开展和成效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框架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发展。

濒危语言的大众化所面对的群体应该包括两种：使用濒危语言的民族群体和他民族群体（重点是指强势语言民族）。对于自身民族而言，“大众化”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民族的自豪感，使本民族知道使用和保留自身语言的价值所在，体现出我国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对于他民族而言，“大众化”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真实地接触到濒危语言，让他们感觉到这些语言的存在，并最终不知不觉地接受这种语言及其文化，甚至对这种濒危语言产生喜爱之情，并让这种濒危语言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生活中感受到我国民族文化的多元性。

下面我们将要探讨“多元一体”格局下我国濒危语言保护的一些可行举措：

1 扩大濒危语言的使用场所，为濒危语言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导致语言濒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外部力量的影响，也有来自语言族群内部对母语态度的抵触。在我国，语言濒危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强势语言占据了弱势语言原有的生存空间，弱势语言在失去生存空间后，其发展受到制约并逐渐走向式微，最终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的濒危就是由于汉语逐渐成为该民族主要的日常交际用语，使得满语在本民族日常生活中渐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长此以往，其语言活力逐渐下降，最后沦落为濒危语言。

如果政府在日常公共生活场合中注意引导和鼓励人们使用本族语言，人为地为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言，提供足够的生存活动空间，那么就可以使这些濒危语言得到有效的干预性保护。比如在民族自治区域实施双语或多语播报（例如公车播报、电台播报、电视播报等等）；使用双语或多语指示牌；在民族聚居或民族杂居的地区和学校，鼓励使用自身民族语言进行族内交流等。这种举措都能有效地提高民族语言活力，给濒危语言提供一个多元的生存空间。濒危语言的生存空间得到了拓展，本民族对自己族群语言的自豪感也会得到增强。值得深思的是，人们在某些民族地区经常能听到中英文双语消息播报，却缺少了民族语言的播报。

比如电台播报，虽然中央人民电台等都有推出少数民族语言频道，但是仅限于数种人口较多的民族语言，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播报普及度并不高。在美国，印第安人部落的语言很大一部分也属于濒危语言，比如分布在俄勒冈州Warm Spring社区的Numu语，最初只剩下不到10名母语者，但是当地政府坚持电台播报，并配有一套完整的“语言复原计划”，现在Warm Spring社区能说Numu语的成员越来越多，这些成员大多是通过电台耳濡目染地学习Numu语，并且开始把Numu语当作母语传给他们的下一代。通过美国对Numu语的保育和保护，我们可看出美国正是充分利用了电台播报这一渠道，为濒危语言提供一个广阔的使用和发展空间。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检讨学习。

2 注重媒介的推广与宣传，引起人们对濒危语言的关注

媒体是现今生活最有效的推广与宣传媒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通过媒体得知某个濒危物种、某种将近失传的文化艺术形式的状况，可是我们却很少发现有专门针对濒危语言或濒危语言保护的相关报导。媒体的缺位可能是造成人们对濒危语言关注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在濒危语言的保护中，当代社会最大众化的信息交流平台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那么，濒危语言的保护也很难引起大众的关注。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可以通过鼓励不同的媒体拍摄系列濒危语言保护宣传短片（如公益广告）、录制调查报导、深入跟踪报导、引导民间论坛或主流网站等方式，对濒危语言进行全面深入的宣传。

对濒危语言进行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除了颁布一系列法令、条例外，也非常注重对濒危语言保护的宣传，比如在2009年第2期的《教科文组织信使》①，就是以濒危语言保护为主题，并且把每年的2月21日定为“世界母语日”②，呼吁人们珍爱自己的母语。近些年来，我国对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也不断加深，并从2006年起把每年6月份的第二个周六定为“文化遗产日”，但是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语言”这一方面的宣传报导力度还远远不够，濒危语言的保护也就无从引起人们的重视。

另外，除了媒体的宣传外，其他媒介宣传手段也应该得到鼓励与提倡。例如某些活动或某些品牌常常喜欢采用一些动植物作为品牌的标志，如熊猫就曾成为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标志，同理，某种濒危语言的文字或语言符号也能担当品牌标志。充分利用媒介的宣传，一方面可以引起人们对濒危语言的关注与重视，另一方面也能够增强濒危语言使用者的民族自豪感，使濒危语言使用者更懂得爱护自己的母语。

3 适当的商业化，引导濒危语言走向大众文化领域

濒危语言保护的商业化不同于媒介的宣传，后者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的推动来宣传，偏重于公益性的，而前者则是最大限度地发掘濒危语言的商业价值；后者是被动的，前者是主动的。

语言是一种资源。既然是资源就具有价值，有价值就可以推向大众市场，使语言的价值得到最好的实现。因此，我们要充分挖掘濒危语言潜在的市场价值，使其走向大众文化领域。我国对濒危语言的保护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学者的语音存档和编写词典、教材，以音频或文本的方式对语言进行记录。而这样的记录大都只是停留在学术层面，没能让濒危语言冲出学术殿堂的篱笆、走进大众文化领域，因此，语言作为资源的价值也就无法得到体现。

近年来，少数民族语言的市场价值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例子来体现：第一，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最近几年的“青歌赛”加入了原生态唱法，被选送的原生态歌曲绝大多数是属于少数民族歌曲，其在舞台上的表演形式都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态；第二，2008年北京贝依国际文化有限公司等发行了全球首张壮语音乐专辑《贝依》③，该专辑一共收录了15首歌曲，其中8首歌曲歌词为纯壮语填词，7首为壮汉双语填词。前者是把民族歌曲原生态地搬到艺术舞台，是民族歌曲与表演大舞台的结合；后者是用民族语言填词，谱入现代流行摇滚的乐曲，是民族语言与流行音乐的结合。二者在大众群体中都得到不错的反响，在体现出语言价值的同时也成功地把少数民族语言领进了大众文化领域。在这种商业形式下，民族语言被赋予了全新的活力。

以上两个少数民族语言价值得到体现的例子可以说明民族语言“大众化”的可行性。因此，作为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语言也能拥有大众流行的元素，只要合理地发挥濒危语言作为资源的商业价值，濒危语言也能走出枯燥的学术殿堂，走向大众文化领域。把濒危语言打造成大众文化，这一方面实现了语言的资源价值，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民族“多元一体”理念的“多元”体现。

4 加强学校教育，夯实濒危语言保护的基础

学校教育对濒危语言的保护起到关键的作用。学校教育在濒危语言保护层面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培养学生正确的语言价值观，向学生灌输濒危语言保护意识；二是在民族地区落实“双语教学”政策，在非民族地区尝试把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言）引进课堂。

语言价值教育的第一步是培养学生正确的语言价值观。虽然我国现在推广普通话教育，但推普的目的不是为了抑制方言或其他语言的发展。我国《宪法》等法律法规也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因此推广普通话与语言保护，特别是濒危语言的保护二者并不冲突。而培养学生正确的语言观，使学生明白“语言无分贵贱”，让学生知道每一种语言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这是学校语言价值观教育的首要方面。另外，课堂教学中，我们都习惯向学生灌输环境保护意识、动植物保护意识，比如宣传我国国家动植物保护名录等，这些都体现出人们对自然保护有较强的意识。我国也有一批濒危语言名录①，因此，在课堂上也要注重对濒危语言保护的宣传。这是我们在学校教育和语言保护工作中一直忽视的问题，也是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我国在民族地区现行实施的“双语教学”政策，其目的是为了使民族地区的学生能够在学好自身民族语的同时能够熟练掌握汉语。可是由于教学重点的偏颇，加上对“双语教学”政策的目的认识不够明确，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民族地区学生在熟练使用汉语的同时，渐渐放弃了自身民族的语言。如果一种语言遭到本民族人们的抛弃，该语言就很有可能变成濒危。“双语教学”的操作失误也是导致一些语言内部年龄断层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反省。此外，政府教育部门、学校等也可以考虑在非民族地区实施民族语文教育的可行性，例如可以尝试把民族语言作为一门选修课，为那些对民族语言感兴趣的学生提供学习培训的机会。

5 重视语言与文化的联系，尝试建立语言博物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民族语言也是一个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当一个民族的语言濒危的时候，该民族文化内部也同样会产生崩裂瓦解。相反，如果我们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为民族文化创建一个和谐发展的空间，比如建立文化保护区，合理地开发以当地文化为主题的旅游区或文化节，那么，我们在保障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同时，也能激活濒危语言的活力，使濒危的语言得到继续健康发展的空间，让语言真正发挥本身作为资源的作用，同时也能让大众接触到濒危语言。

濒危语言的出现，导致语言多样性的锐减，从而引起文化多样性锐减，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对于语言的保护，世界各国都在竭尽全力，其中有的通过建立语言博物馆引起人们对语言保护的关注。对于人类而言，以博物馆的形式接触任何一个知识领域来培养发展自身的兴趣都应该是可能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响应联合国号召创建一个“语言之家”博物馆、乌克兰基辅大学正筹建一所语言教育博物馆、芬兰赫尤里卡博物馆专门开辟了一块语言文化空间、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长期有语言展区等这些语言博物馆样式都值得我国参考学习。其实国内的学者对语言博物馆的建设也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如西南民族大学罗庆春教授就曾经提出希望我国建立一座语言博物馆。

6 鼓励设立语言保护基金，颁布语言保护有关的条例

濒危语言的研究和保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投入可能比保护某种动植物还大，而我们也不可能指望研究和保护的投入可以带来什么巨大的收益，并且这些投入的成果也不一定能在短时期内体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对濒危语言的研究和保护不只是一代人的努力就能成功的，它是需要几代人，甚至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因此，这么庞大的投入和漫长的过程，单靠政府的能力是难以达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应该鼓励设立相应的濒危语言保护基金，这个基金可以是针对某一特定语言的，或是特定区域的，也可以是开放性的，或是非开放性的。如果设立了相关的濒危语言保护基金，语言工作者（包括专业的或非专业的）就有了更多项目资金来源，对濒危语言保护有兴趣的非专业人士也能直接地投身到濒危语言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中来。学校和团体也能够透过这些基金进行濒危语言保护的教育。

尽管我国《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义务教育法》等都提到了我国“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语言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就宣读了有关语言生态保护和濒危语言保护的文件，形成了目标一致的行动纲领，我国也加入到教科文组织的《公约》当中，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关于语言保护的法律法规。在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只有总则第八条提及“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因此，制订有关濒危语言保护条例，把濒危语言保护提升至法制的框架之下是十分必要及紧急的。

另外，我国政府也应当尽快以国家的名义颁布濒危语言保护名录，像动植物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向社会公布相关的濒危语言名录和所在地区，使广大人民对濒危语言有最基本的认识。同时也规划濒危语言保护区（村），采取积极的措施保护濒危语言的生存和使用环境。

四、小结

民族问题是每一个民族国家都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它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民的幸福安康。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我国民族理论的精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中华民族实现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基石，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关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保护语言，特别是濒危语言的保护是保证我国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性的重要环节。因此，“多元一体”格局下我国濒危语言的保护工作就更显得重要。正如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耶鲁大学时说：“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的画卷。世界是一座丰富多彩的艺术殿堂，各国人民创造的独特文化都是这座殿堂里的瑰宝。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语言的多样性作为文化多样性的基础，同时也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石，也就成为了我们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