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为追寻音乐中的沧海一粟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省内外的大型文化艺术活动中总能听到崔炳元的音乐作品。《轩辕黄帝颂》被陕西省政府制定为每年祭祀大典的指定音乐，有网友评价其为“东方的圣咏”：《大唐》作为西安标志性音乐，在大雁塔广场配合音乐喷泉已播放3000余次；为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所写的《秦腔吼起来》作为“暖场”音乐，将陕西独具特色的人文气质展现于世人面前……

崔炳元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从1984年至今已创作各种体裁声、器乐作品300余部（首）。2013年5月，由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陕西省委宣传部主办，天津交响乐团、江苏交响乐团、陕西爱乐乐团联合承办的“长安回响——崔炳元交响乐作品音乐会”全国巡演，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Ⅱ向。当管弦乐序曲《九曲秧歌黄河阵》拉开音乐会序幕时，音乐传递出不仅是秦地传统文化的热烈奔放和宽广厚重，更让笔者感受到作曲家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不懈努力。

在音乐艺术中，如何在作曲家独具个性的艺术音乐创作与公益性、社会性的文化艺术活动之间找到契合点？无论是对于原创作品的推广，还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艺术音乐在公众范围内的影响力，崔炳元都做出了诸多尝试。他在这样的历程中成熟了自己的创作，实现了内心深处对音乐艺术的追求。

访谈时间：2015年1月13日

访谈地点：西安音乐学院5号教学楼421工作室

刘蓉（以下简称刘）：崔院长，一直以来很关注你的创作，审视你的创作年表，发现你对仪式、广场等公众性很强的音乐创作投入很多，这是一种刻意追求吗？

崔炳元（以下简称崔）：作为艺术家，个人追求有时要顺应社会需求，要在现实社会中寻找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艺术创作能够服务于社会，并得到社会的认可，我认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以逆向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艺术家所处的专业领域和社会发展空间中，所有相关事项都和他没有关系，能说他重要吗？作为音乐家，在你所处的环境中，所有的文化事项都有你的参与和介入，甚至有你的主导，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可以用自身的创作影响所在区域的艺术发展。所以说只要有这样的可能，有这样的邀请和委托，我都会认真的接受和完成。一方面完善自身创作，另一方面也积极介入了地方文化建设，是一件两全其关的事情。

刘：你在创作上非常勤奋，不到30年的时间，创作了各类音乐作品3∞余部（首），涉及到几乎所有的音乐体裁，审视这些作品，不难发现你不同时期创作上重心和题材上的转变。我个人以为1984年创作的钢琴组曲《西藏素描》是你小型室内乐创作最具影响力的作品；1998年创作的琵琶协奏曲《弦颂》是你涉猎民族管弦乐创作的开始。进入新世纪以后，应该是你创作的旺盛期，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成功率都是最高的。交响组曲《轩辕黄帝》《大唐》、交响序曲《九曲秧歌黄河阵》都能反映出这一时期你在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西方创作技法运用上的娴熟和老成。

崔：你归纳的比较准确，这几首作品基本能反映出我一步一步走向成熟，同时也一步一步走向中国思维深处的标志。

钢琴组曲《西藏素描》是我就读中国音乐学院期间，在金湘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当时学院组织去西藏采风，回到北京后，便萌生了很强的创作激情和冲动。当时金湘打算写一部钢琴组曲，也建议我写同样的体裁，以期用室内乐这种可行性比较高的形式，通过多声思维方式体现我们对西藏音乐材料的处理和对西藏精神的触摸。这部作品于我，并不仅仅是在第四届全国音乐作品（室内乐）比在中获奖，而是我在音乐创作中形成多声思维的标志。你应该知道，对于中国作曲家，旋律的领悟和感受相对比较容易，但在接受系统作曲理论学习之前，对多声思维模式的建立却相对比较困难。我在中国音乐学院学习期间，得到了金湘、黎英海、罗忠镕、施万春等作曲家的悉心指导，在对西方创作技法的理解与运用方面受益匪浅。最初这首作品的标题是《川西高原素描》，三乐章组成。第一乐章“谐——牧歌与对歌”，这是一幅富有诗意的高原的咏唱，空灵而委婉；第二乐章“雀——寺院的佛事”，重在写意，音乐能听到远处的铃声、鼓声、诵经声，传递着宗教的神秘和情感的真挚：第三乐章“卓——村民的舞蹈”，在西藏民间歌舞的韵律中，表达出藏族人民对生活、对家乡的热爱。

获奖之后，中国音协邀请来自海内外的华人钢琴家们演奏这批具有现代风格性的中国钢琴作品，并拟定出版CD唱片。当时由旅居美国的中国钢琴家李民铎弹奏这首作品，他建议作为中国风格钢琴作品，不如直接改为《西藏素描》。因为面对海外的听众，没有必要如此准确的地理定位，西藏是一个大的地理概念。不必在意是四川西部、云南北部还是甘肃、青海的藏区，考虑到以上因素，我接受了钢琴家的建议，将作品改为《西藏素描》。

刘：你早期的作品多为室内乐和歌曲创作，涉猎大型乐队作品是从《弦颂》开始的吗？

崔：可以这样说。琵琶协奏曲《弦颂》是1998年为了迎接建国50周年而创作的。当时我在陕西歌舞剧院歌舞团担任副团长，分管创作和乐队。从1984年创作《西藏素描》到这个时期，已经过去十多年了，虽然也写了一些作品，但都不尽满意、、所以，这部作品在创作时，我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同时十几年素材和经验的积累也很充分。第一稿是为民族交响乐队和琵琶创作的，其中我运用西安鼓乐、秦腔等传统民间音乐素材，所以说，这部作品的创作实际是我运用多声思维处理中国民族元素的一次尝试。作品选择了隐喻性标题，“颂”是具有很宽泛的含义，我是希望通过作品颂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和人文品格。最初我写了四个乐章，素材选取以西北区域民间音乐为基础，运用西方作曲技法对素材进行解构和重构。比如第一乐章，我在西安鼓乐“垂杨柳”的音调中揉入了敦煌琵琶古谱的素材，不追求传统协奏曲首乐章双呈示部主题“亮相”，而是强化琵琶音色下主题音调的旋律性特征，很好的保存了中国音乐线性发展的风格特征。这样的处理，主要考虑尽可能符合中国音乐审美情趣。再比如对秦腔素材的运用，并不以原始曲调作为动机，而是使用秦腔音乐中最具特色的“四度音组”和特性音作为动机加以发展，来确立作品的民族风格：强化打击乐和管乐声部的戏剧性效果展现历史的沧桑。

刘：《弦颂》在当时受到不少业内人士的关注，我看过一些评论，对这部作品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其中也有乐评指出这部作品中的某些段落更像舞剧音乐，律动性过强。你如何看待作品首演之后的学界的评价？

崔：呵呵，像舞曲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如果好听的音乐能让你跳起舞来，那也是一种别样的艺术效果啊只要我的音乐能入了你耳了，对我就是一种欣慰、当然，我更希望能够入心，入心就更精彩了 这当然是玩笑，其实我还是听取了各方人士的意见，将原有的四个乐章精减到之后的三乐章结构。这部作品后来也有乐团演奏过交响乐队协奏版本，效果也很不错。

刘：《弦颂》创作之后，你几乎每年都会参与各类社会文化艺术活动的音乐创作，第五届大学生运动会、第四节城市运动会、黄帝陵公祭大典等等，创作上的重新定位应该与你当时所处的职业和环境有关吧。

崔：1989年我从战斗文工团调到陕西歌舞剧院，作为专职作曲，我最初被安排在歌舞团，后担任副团长，2005年岗位调整，又担任陕西乐团团长 作为省级地方乐团.一方面应该服务于地方文化建设，弘扬传统音乐文化精神；另一方面，随着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积累，我个人的创作空间也再不断拓展，来自于各方面的邀请、委约逐渐增多。我当时想，我个人在创作上的努力也会带动乐团知名度的整体提升，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机制

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我比较满意的是一系列以轩辕黄帝为素材的音乐作品 轩辕黄帝是世界范围内华人精神世界的始祖，因此，黄帝陵每年祭祖典礼都是最高规格的国家祭祀活动，从1997年开始，这些活动我都有参与、2002年，陕西省成立了“规范祭陵委员会”，委员会的组成是与祭陵活动相关的各领域专家，涉及到考古、文学、绘画等方面，音乐方面最初邀请的是赵季平 当时他担任陕西歌舞剧院院长.由于他个人创作和行政管理事务繁杂，无法脱身，便把这件事情交给了我。

专家组先后赴湖南、山西、山东等地采风，在全国范围内了解各类民间祭祀大典的基本情况，作为专家组成员，我当然主要关注的是祭祀中的音乐。通过这样一次全国性的考察，我对国内公祭音乐的整体印象是杂、乱、窄、俗，所用音乐与民间祭祀没有本质性的区别。我个人认为，作为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主办的公祭活动，与民间祭祀应该截然不同，无论是炎帝、黄帝还是孔孟老庄，都已在传统意义上凝练成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因此，音乐应该具有能够承载这一宏大叙事的宽度与广度。通过相关案头工作的准备，我对轩辕黄帝音乐有了基本定位：它既不能是纯粹祭祀性音乐，也不能是某种张力十足纯粹的“伪激情”音乐。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将音乐整体定位在民族亲和力上。黄帝陵祭祀音乐应该在华人范围内极具文化认同感，能让从海外归来的游子在听觉上达到某种传统的认同和归属，除了祭祀大典音乐以外，我还创作了六段背景音乐，配合相关的陵园历史材料的朗诵，以期在音乐中使前来祭祀的人们能够梳理思绪、调整心境，优化祭祀环境。

交响组曲《轩辕黄帝》是在这部祭祀音乐的基础上完成的，由“苍茫大地”、“轩辕古柏”、“沮水之歌”、“远古回声”、“人文初始”五个相对独立的乐章构成。在一些音乐会上也被单独演奏，对我而言，这部作品是我介入大型仪式音乐的开始 这次创作实践对我非常有意义，无论是从整体人文还是个人情怀都是让我忘不掉的经历。

刘：可以理解。充分的文化考察和人文思考之下的音乐创作，必定是内涵丰富的。

崔：我的另一部交响组曲《大唐》也有着同样的创作感受2002年大雁塔北广场音乐喷泉施工完毕，管委会负责人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创作一部具有西安文化符号的作品，以满足广场音乐喷泉开放。

坐落于大慈恩寺内的大雁塔是西安的标志性建筑和著名的历史古迹，太多的历史典籍都与此地有关 它不仅是唐文化的历史遗存，也凝练了陕西以至西北人的人文品质。通过同各方专业人士的沟通和对相关文献的查阅，我将古迹遗存与人文景观作为视角，突出表现大唐历史的厚重和长安现代都市化下的繁荣、全曲由相对独立的六个乐章构成：“雁塔呜钟”的壮美、“水流梵音”的雅致、“霓裳艳影”的柔媚、“古道驼铃”的艰辛“曲江芙蓉”秀丽、“盛世雄风”的壮观。

刘：从创作本身讲，广场性、仪式性音乐与纯粹的艺术音乐之间有什么差异吗？

崔：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受众面不同造成创作上艺术追求的不同，广场音乐主要面对的是前来参观的民众，从某种意义上是他们不得不听的音乐，既然是“强迫”的听，可听性是最为重要的，所以音乐语言要注重通俗易懂。其次，音乐是一种高于语言的情感表达，非语义性的特征决定音乐必须是凌驾于情感之上的一种高级表达，公众性音乐更强调共识性的情感认同 此外，对这一类作品的演绎，演奏与录音制作都很重要，演奏是情感认同的中介，因此激情要贯穿始终，要具有煽动性，即便是在慢板乐章中，内在的律动也要让听者清晰的感受到：制作也将尽可能地精良。《大唐》这个版本是中国亚洲爱乐录制的，还是很好的版本。大雁塔管委会曾经关于《大唐》音乐做过一次问卷调查，数据结果显示，70%人群非常喜欢，20%人群没有注意到音乐的存在，只有10%人群不喜欢，我认为这样的结果是对我创作最大的认可。

作为音乐会作品，交响组曲《大唐》也被国内几位著名指挥家将其带到全国各地演出，同样也收到很好的效果。我个人对这部作品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它是我内心对古城西安的文化解读，用音乐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得到了大多数西安市民，甚至外地市民的认可，对于我而言，这就是一种创作上的成功

刘：这也是传播原创音乐的一种方式。当下中国音乐的普及太多在通俗性、流行性音乐层面，对艺术音乐的接受还存在障碍和差距，群众生活中多一些这类具有地域性的交响音乐，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尝试。2013年你的交响乐作品巡演上，开场曲《九曲秧歌黄河阵》也是一首地域风格很强的交响作品，最初也是出自于这样的创作模式吗？

崔：这部作品是2008年上海国际艺术节的约稿作品，主办方希望将黄河作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体现黄河流域的自然与人文面貌.我立刻就想到了陕北的闹秧歌。通过实地采风，我发现陕北传统闹秧歌中转九曲非常有特点，而且大有学问。查阅资料发现转九曲竟然与印度天文有着一定的关联，最初是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承载着祭天避灾、祈福平安的宗教性功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演变成兼具娱神、娱己、娱人性的民俗文化活动。这样，九曲秧歌的历史渊源、人文内涵、生存状态共同构建了我对这部作品的音乐思维：运用陕北民歌的固有的音程、音调特征为素材，以西方作曲技法为基础，充分展现音乐的交响性。其中中段主题具有虔诚的宗教色彩，类似祷歌，而首尾依然保留音乐会序曲热烈、欢快的风格

我的大部分音乐作品都是约稿，约稿作品的成活率很高首先，有既定乐团演奏，其次可以请最好的乐队录音。这实际上是音乐创作中最现实的问题，再好的作品如果不能付诸于音响，从作曲家角度讲是一种遗憾，从作品本身讲不能算是一部完整的音乐作品，因为作为音乐作品，二度创作环节是艺术得以呈现的必要手段，让人听到，这是硬道理

刘：前不久你刚刚完成歌剧《貂蝉》的创作，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四大美女”杨玉环、西施、王昭君都已搬上歌剧舞台，能完成最后一部《貂蝉》的创作非常有挑战性，但也非常有意义。

崔：是的。你一定也了解，作曲家都有歌剧梦，可以说，歌剧是音乐创作中极具诱惑力的一种形式，也是音乐创作的最高境界。歌剧中咏叹调、宣叙调的安排，独唱、重唱、合唱以及与交响乐队的统一，所有的人物性格的刻画等等，都赋予了音乐巨大的创作空间。我很幸运.2012年接到甘肃歌剧院的约请，创作歌剧《貂蝉》。甘肃歌剧团在各方面条件都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能在中国原创歌剧领域做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感慨之余，必当全力以赴投入创作。

剧本聘请了著名剧作家，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黄维诺和甘肃省歌剧院副院长李天圣共同完成、剧情没有过多涉及历史中的宏大叙事，重点通过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歌颂人性的真、善、美 结合剧本淡化情节的诗意性结构，歌剧音乐创作我定位为抒情性、写意性的风格特点。

首先，我以不同的调式音阶作为基础刻画剧中四位角色的性格特点。王允是貂蝉的义父，在剧中也是整个阴谋的策划者、实施者，运用自然小调的升六级音阶，既表现一种阴郁与狡诈，有符合秦腔中特性音的功能特点：貂蝉直接采用了秦腔苦音音阶，应该是微调式的降六级音。这样的设计基于几方面的考虑，其一，音阶本身的悲剧性特征是对貂蝉命运的隐喻：其二，人物的音乐主题与整体西北地域性音乐风格形成统一：其三，两个音阶一升一降，既形成了对比，也暗示了父女之间的亲缘关系，同时，也将二人的主要心理特征刻画出来。因为在整个事件中，一个是阴谋策划的实施者，一个是阴谋策划的受害者。董卓的人物刻画，我则采用自然小调的下行音阶，而吕布音乐主题，则建立在大调式基础上的，彰显人物形象和性格的阳刚之气。

其次，在音乐的结构上.依据剧本的诗意性结构，我用混声合唱、重唱和咏叹调的疏离与融合来实现戏剧性、抒情性的艺术效果。比如，这部歌剧的合唱处理很有新意，合唱队不承担戏剧发展中的任何角色，代表一种客观视角，戴上面具，立于舞台上，类似蒙太奇手法。但是剧情的发展和戏剧性的冲突很多时候是需要合唱队来完成的。实际合唱队和交响乐队共同承担贯穿全剧音乐的功能、

这部歌剧在甘肃、上海、武汉等地公演，社会反映还是很好的，希望能尽早与西安的观众见面 这是我的第一部歌剧，我投入了极大的创作热情和诸多的技术手段，虽然赞誉不断，但我还是认为有很多不足之处，有待在下一部歌剧中得以改进。

刘：期待能够尽早看到《貂蝉》的公演。听你的介绍，《貂蝉》的音乐风格也是具有西北地域性的，如此选择，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崔：选用素材，是作曲家很主观的事情，想表现一个音乐形象，可以选用任何素材，也可以“无中生有”地创作一个主题作为素材。就中国作曲家而言，或多或少地都对创作对象的生成环境、所处的历史时代感兴趣。如歌剧《白毛女》《骆驼祥子》等都程度不同地使用了河北民歌《小白菜》作为主题素材使用，但所达到的艺术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刘：新年伊始，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吗？

崔：我现在正在创作一部交响音乐作品《唐诗之路》，是浙江交-向乐团的委约作品。浙江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考证.唐代诗词中有一千多首与浙江地域性有关系，他们从中选择了十六首，在全国范围内约请作曲家，拟定创作一部“咏诵交响套曲《唐诗之路》”。“唐诗之路”的概念是一位浙江学者提出的，指的是晋唐以来文人墨客往来频繁、并对唐诗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线路。据统计，在《全唐诗》收录的2200余位诗人中，有400多人游览过这条风景线 李白、杜甫也都曾经乘舟溯剡溪而上，饱览了“山色四时碧，溪光十里清”的美景，留下了《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千古绝唱 我创作其中的六个乐章，目前已完成前三个乐章的音乐部分.这是在歌剧《貂蝉》之后，再度创作的一部大型声乐体裁的作品，我将之前的经验借鉴性的运用到这部作品的创作中，领唱、合唱队和交响乐队浑然一体，效果应该也很不错，预计将在2015年春节之后首演

刘：正如你所言：作曲是非常艰辛的，因为需要长途跋涉，长期寻找才能得到沧海一粟。希望你的沧海一粟能够给更多的爱乐者带去精神享受。非常感谢崔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