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的衰落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摘 要：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后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实施霸权的产物，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体现了美国的霸主地位。体系的迅速崩溃既缘于体系内部的固有矛盾，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美国作为霸主国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产生的成本与收益的逆转所导致。

关键词：布雷顿森林体系；霸权稳定论；霸权衰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3）03-0072-05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成立之初曾被誉为是国际货币合作的典范，并对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该体系并未如其设计者所想象的那样长期运行。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抛出“新经济政策”，停止美元兑换黄金。1973年2月美元第二次贬值，各国取消了本国货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该体系从194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工作算起，其历史只有24年，如果从西欧10国恢复其货币可兑性算起则不过13年，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国际经济与金融专家罗伯特？特里芬就预言了美元的这一结局。特里芬教授分析指出：若美国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则国际金融市场美元短缺，势必影响全球经济的正常发展；若美国国际收支持续逆差，虽可满足国际问对美元作为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的增长性需求，但逆差的扩大意味着美元的泛滥、国际间对美元信心的下降乃至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必将动摇。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被称为“特里芬两难”。^[1]特里芬教授从国际金融角度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的、结构性缺陷的分析，不仅被之后众多研究者所引用，其预言的准确性也为后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所证明。目前来看，从经济、贸易、金融等学科考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而从经济与政治之间相互关系的视角来论述这一问题的成果则相对较少。吉尔平曾经指出：“每一种国际货币制度都有赖于特定的政治秩序”^[2]，货币体系的改变往往也体现了各国权力分配的变化。基于这一考虑，本文拟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运用霸权稳定论中的相关理论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原因作进一步的分析，以期丰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霸权稳定论简介

霸权稳定论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观点，最早由基欧汉提出，由麻省理工经济学教授金德尔伯格奠定理论基础，再由克拉斯纳和古尔甲等人补充成形，加以完善。霸权稳定论的前提假设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秩序需要建立和维护，这时需要基于各国的实力进行权利的分配，从而出现霸权国；霸权国要恪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致力于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该理论的核心思想包括：首先，霸权的存在是特定经济秩序的保障，即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和繁荣需要霸权的维护。霸权绝对和相对势力的下滑会导致秩序的紊乱。当霸权国明显强于他国时期所形成国际经济秩序要稳定于霸权国权力下降时期所形成的国际秩序；其次，霸权国要提供整个体系中所必须的“公共产品”和“集体物品”，公共产品所特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性质决定了“搭便车”现象的必然存在，从而导致了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为了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霸权国需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同时，成本的担负会使霸权国不堪其负，最终导致霸权的衰落和霸权国的更替。

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主要指稳定的国际货币，最早将霸权稳定理论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其著作《1929—1939年的世界经济萧条》中他首次提出了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金氏认为从理论上来说，最为稳定的货币体系是“金本位”，这就要求有国家愿意用自身的黄金储备作为世界货币的最后清偿手段，也就是按照某个稳定的官价，自由兑换黄金。证券、股票市场的稳定，意味着各种商业票据都能够得到及时的贴现，通过贴现和兑换，以此来获得和保持资本的流动性。在国内市场上，一般是投资者向商业银行要求票据贴现，商业银行向本国中央银行要求票据再贴现，在世界经济的背景下，意味着必须存在一个为其他国家中央银行贴现的“最后贷款者”。也就是说必须由某一个国家来关心“公共利益”并愿意承担“公共成本”，这个国家即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领导者。处于领导地位的大国出于维持国际通货体系稳定的需要，必须允许本国黄金自由地流动，承担按照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在金德尔伯格看来，只有出现了这样的领导者，国际货币体系才能够真正稳定下来，而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部分原因则是因为英国没有能力继续发挥其世界会融领导者的作用，美国又不愿意取而代之成为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器”。金德尔伯格反复强调了“领导国”存在的必要性，但同时也用历史经验性的证据指出了单个国家作为霸权国，担负国际经济的“公共成本”的局面无法维持很长时问。

吉尔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霸权稳定论，特别是对霸权必衰的趋势作了深刻的论证。首先，他从市场机制的角度作了分析。霸权是建立在霸主国压倒一切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之上的，但衡量一国经济科技实力的标准，既不在于现有的生产能力大小或对某种技术的垄断，而是在于该国经济自我改造和全球经济变化的适应能力。这种创新和适应能力是很难长时间保有的，因为竞争机制使市场上的经济力量分布和格局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竞争优势是流动的，是不断从一国转向另一国的。新的竞争强国必然要求政治权力的再分配，老的霸主不断面临后起者的挑战。正如吉尔平所言，“市场力量的解放改变了政治格局，破坏了霸权，开创了全世界最终必须适应的新的政治环境。”^[3]从这个意义上说，霸权的衰弱是不可避免的。吉尔平又从成本收益角度论证了霸权国家是在自身的经济活动中加速衰弱的趋势。为了支付维持霸权的成本（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霸主国家的经济剩余逐渐减少甚至消耗殆尽。根据经济学中边际收益递减法则，霸权国家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与从中获取的收益是成反比的。随着公共商品的数量增加，每一单位公共商品的边际成本增加而其边际收益减少。“霸权国内消费（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和为保护这种（自由经济）体制而付出的防务开支，比国民储蓄和生产性投资增长更快”，^[4]再加上存在白搭车者，霸主国往往长时间为保证公共商品的充分供应而付出了远远超出其应付的成本，从而使霸主国在经济上逐渐无力负担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进而迫不得已放弃霸主地位，让位于其他新崛起的更有竞争力的国家。

（二）成本—收益原则与美国霸权的衰落

每一种国际货币制度都有赖于特定的政治秩序。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性质涉及各国的利益，各国就会努力设法影响该体系的性质，使该体系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布雷顿森林体系通常被视为霸权稳定结构下的美元本位制，是战后美国确立资本主义世界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吉尔平认为在国际体系中，“那些不断兴衰的帝国、霸主和大国统治着国际体系。这些相继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改变了这一体系，一直扩张到在进一步的变革和扩张的成本与收益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为止。”^[5]也就是说，经济成本和收益成为霸权更替的动力。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之所以愿意承担统治国际体系的责任，是因为对它们来说，“保持现状、自由贸易、外国投资和一个功能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所带来的收益大于相应的成本。霸权国家的政策在给它们自己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那些期望并能够利用国际政治和经济现状的国家得到好处”。^[6]事实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使美国在金融和货币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权势和收益。首先，由于世界各国广泛使用美元，美国可以通过发行并输出美元来获得巨额的铸币税，据经济学家统计，当前被外国居民、企业和政府持有的美元数量至少占到流通中美元总量的60%，按照这一数字进行推算，每年美国可以向其他国家征收高达120亿美元的铸币税。其次，美元的特殊地位，有利于美国筹措资本。它使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外国借债，但其偿还却能是不对等的或干脆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它向别国举债是以美元计值的，它可以通过美联储多发货币导致美元贬值，既减轻其外债负担，又可刺激出口，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此外，美元的特殊地位还有利于美国经济稳定发展。当其他国家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必须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而美国却不必这样做。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当美国出现外贸逆差时，美政府可通过印刷美钞来弥补赤字，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而将其通货膨胀转嫁给其他国家。与此同时，美国积极利用美元霸权为其霸权战略服务，“随着美国核威慑力量扩展到日本和欧洲盟国，美元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流通货币，对这种全球性结盟关系的巩固起到重要作用，并成为美国霸权的基础”。^[7]

作为霸主国，为了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美国在获取美元霸权的收益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金德尔伯格认为美元霸权的建立要求：美国必须保证资本流向可能的借方；在货币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应该扮演全球最后贷款人；维持全球汇率结构的稳定。^[8]这就意味着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不能让美元贬值，改变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以改善自己的贸易和国际收支地位。而美国之所以还乐于承担维持该体系的大部分成本，是因为权衡付出的成本与收回的好处，收益要大于成本。为了确保长期的利益，美国为支持国际经济货币体系而支付短期的和额外的经费，这被吉尔平称为“开明的自私自利”。^[9]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至60年代初这段时期内，美国的霸权收益逐渐达到峰值，通过马歇尔计划等大规模对外经济援助政策以及扩大海外军费开支等手段，不仅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顺利运营，而且为美国组建西方集团，发动对苏冷战创造了条件，同时西欧和日本的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很快危机来临了。

根据吉尔平的成本收益分析，“一旦进一步的变革与扩张在边际成本和收益上达到均衡，发展趋势将是维持现状的经济成本比支撑现状的经济能力上升的更快”，^[10]也就是说，随着霸权地位的确立，公共产品提供的重担越来越多的压到霸权国身上，同时霸权收益强大的驱动力会促使其他国家也不断的谋求霸权，从而潜在的对现在的霸权国产生威胁，迫使霸权国付出日渐增加的维持成本，从而导致霸权净收益的持续下降，最终导致霸权的衰落。

其实从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减弱，其国际收支已经开始趋向恶化。到6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的爆发使美国的国际收支更加糟糕，到1968年3月，其黄金储备降至120亿美元，只能够偿还短期债务的1/3。但这段时期内，美元霸权并未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尽管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增加，美国通过霸权而获得的政治经济收益依然可观。对此，吉尔平引证了科恩的观点来加以解释：“美国的盟国默认，霸权制度赋予美国在国外擅自行动以促进本国利益的特权，反过来，美国宽容盟国利用这种制度促进它们的经济繁荣，即使美国基本上得为此付出代价”。^[11]这是因为依据霸权稳定论的观点，霸权统治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既对霸权国家有益，也对国际体系的成员国有益，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相互收益的，成员国也可能为了维持体系的稳定而选择继续认同和接受霸权国的货币政策。这样，欧洲和日本愿意通过持有已经通货膨胀的美元，即以持有美国政府生息债券的方式向美国提供贷款，这就有助于美国维持在西欧以及苏联和中国外围一些地区的驻军，为对外援助、进行越南战争融通资金。作为回报，美国继续不仅容忍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对美国出口的歧视，而且容忍它们执行锐意进取的出口扩张战略。

但随着越战的军事升级和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美国维持霸权的成本越来越高。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国内经济及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不仅国际收支逆差进一步增加，还首次出现了巨额的贸易收支逆差，黄金储备急剧减少，国内失业率剧增。这就是吉尔平所说的导致边际成本高于边际收益的外部因素：不断增加的政治统治成本。如果扩张是有利可图的，国家就会努力这样做，然而，扩张者往往付出的太多，防务开支的增加意味着维持现状的成本比现状带来的收益上升得更快。因此吉尔平认为美国在70年代地位下降的原因就是美国的政治统治成本出现了快速的上升：欧洲日本的经济竞争、苏联的军事挑战、通过耗费本国财政储备资助世界经济增长、向全世界提供自由的贸易体制与货币体系大大损害了美国的国力，使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了削弱。^[12]

（三）霸权体系内部合作基础的削弱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合作是脆弱的。在黄金—美元本位制之下，其他国家必须服从和维护美元，只能被动地购入美元来抵消美元的过剩，或者抛出美元来平抑美元的不足。固定汇率制约了各国利用汇率变动灵活调节国际收支和经济活动，而美元的过度泛滥必然在国际金融合作的利益分配和责任分担上产生矛盾。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不能从这一制度安排中获益时，体系性的崩溃就无可抑制地爆发了。美国不可能以牺牲其他相互依赖的国家为代价长期获利。13

到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欧洲、日本经济的复苏，西方阵营内部三足鼎立的态势已初步呈现。这时，霸权体系内部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基础正在不断受到削弱。随着美元日益溢值和美国贸易地位的恶化，欧洲和日本开始认为，美国滥用了美元优势赋予它的政治经济特权。美国的经济伙伴国越来越担忧通货膨胀、反复无常的货币投机以及由于世界货币供应过度扩大而引起日益严重的货币动荡。欧洲和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也使得他们认为有足够的权力和能力去要求美国采取紧缩政策。正如斯贝茹所说：美国因处于支配地位而享有的特权对于一个萎靡不振的战后欧洲来说和日本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一个已经复苏并且有了新的活力的欧洲和日本来说，则变得越来越不能容忍了。14

从国际收支的协调机制来看，任何一个由n个国家组成的、资本可以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的固定汇率区都要面临“n-1问题”：在一个由n国组成的货币体系里，n减一个国家可以自由改变它们的汇率，只有一个国家不能改变它的汇率，因为它的货币是所有其他国家货币价值挂钩的本位。15这是以固定汇率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存在的潜伏的政治冲突，如果要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必须在n-l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国家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吉尔平称之为“宽厚的忽略”），16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l国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们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第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掠夺性的霸主”。17

很显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固定汇率区中，美国成为“中心国”，其他国家成为“外围国”，需要担负维持与美元固定汇率的责任。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欧洲和日本在美国的援助下经济快速发展，随着它们综合国力的提升，它们就有了和美国叫板的资本，甚至不肯承担维持本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责任，直接导致美元地位的恶化。于是，为解决“n-1问题”，美国最终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尼克松在1971年8月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单方面地把黄金同美元脱钩，从而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吉尔平和斯贝茹在论及美国的这种行为时都提到了美国的“失望”，认为是由于存在白搭车者，霸主国往往长时间为保证公共商品的充分供给而付出了远远超出其应付的成本，因此霸主国对‘白搭车者’感到不耐烦和失望。白搭车者一方面从经济上加重了公共商品的成本负担，削弱了霸主国的实力，另一方面又从道德和信心上使霸权国感到沮丧，失去了管理这种体系的意志和能力。实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它的霸权，只是试图通过减少其外交政策中承担的义务来降低成本。美国从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出发，通过放弃和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游戏规则”，“摆脱这一体制对美国利用其经济实力影响国际货币政治所作的限制，”18以重新建立能够获取最大利益的霸权体系，继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建立的牙买加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体现了美元的霸权地位。

参考文献：

[1] （美）罗伯特·特里芬：《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

[2] [7][9][11][15][16][17]（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139、11、106、158、160、160、108.

[3] [4]樊勇明：《霸权稳定论的理论与政策》，《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9期.

[5] [6][10]（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和变革》（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56、145、11.

[8] 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和现实经验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4页.

[12]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流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3.

[13] 赵葆珉：“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霸权的式微”，《当代经济科学》2009（2）：37.

[14] （美）J·E·斯贝茹：《国际经济关系学》，储祥银等译，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9：50.

[18]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林茂辉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1992：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