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中的中国模式:内涵\特点和意义
时间：2021-01-25 07:58:3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就像数年前对“北京共识”的争论一样,国内外学术界对当前的“中国模式”的研讨也是众说纷纭、歧见纷呈。中国模式既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应对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而主张“慎用”则是“惧外”的表现。实际上,中国在过去30年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外交各方面都创造性地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体制。这种体制概括起来就是中国模式。当然,中国模式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切不可将它视为无所不包的大杂烩,而中国模式的意义也只能在特定的时空中发挥作用。
关键词: 中国模式; 北京共识; 发展战略; 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D6;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6-0003-09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国内学术界最初主要是从经济转轨方式的角度来考察的,而且更多地是置于中国与俄罗斯经济转轨比较的视野之下来探讨的:认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激进模式是失败的,而相比之下,中国“双轨制”的渐进模式却取得了成功。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这里不必枚举。不过,这些成果研究的视野是比较狭小的。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以及在社会民生诸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国内外学术界开始从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和现代化战略的大视野来探讨中国发展的经验及其根源。这里就不得不提及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注:“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是乔舒亚•库珀•雷默在2004年5月7日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的,当年5月11日,他在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北京共识》报告。《北京共识》的中文版载于黄平、崔之元主编的《全球化与中国——“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雷默在其《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北京共识”的三个定理:大胆实验,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求变、求新和创新是体现实力的基本要素;超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追求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发展不对称力量是应付复杂安全环境的最有效办法。更为重要的是,雷默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发展道路,认为“北京共识”是超越“华盛顿共识”的全新的发展模式,从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反响。本来讨论的高潮很快就过去了,但没有想到的是,肇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很快席卷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都深受金融危机的袭击而陷入困境,惟独中国经济似乎独善其身,很快就摆脱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四川汶川爆发了特大地震,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在应对汶川特大震灾和举办北京奥运会中所展现出的“举国体制”的优势,令世界对中国的整个体制都刮目相看。在这种情形下,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又重新升温,国内外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模式。
一、关于中国模式之争
当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之时,处处都将“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进行对比,认为“北京共识”是“华盛顿共识”的“终结者”。结果,一些学者也是基于对“华盛顿共识”的批评而来肯定“北京共识”,使得“北京共识”一出来就是作为“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而存在,鉴于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北京共识”应取代“华盛顿共识”而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习榜样(注:何恒远:《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的转型意义》,《上海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但是,冷静的学者却对“北京共识”的提法在肯定的同时也怀有相当大的谨慎,一方面承认,在国内外许多人把中国的成功主要归结于经济发展的时候,雷默却从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关系等多个方面研究了中国模式,“事实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北京共识”的核心不在于“共识”,而在于“北京”这个中国的象征,强调中国没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以照抄照搬的样板,而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而绝不是“发展中国家理所当然应走的惟一正确的发展道路”(注:张幼文、黄仁伟等:《2005中国国际地位报告》,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学者们一方面接受“北京共识”这一概念,认为“北京共识”实际上就是“中国模式”的另一种说法,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北京共识”与早已声名远扬的“华盛顿共识”相对应而只是更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而已(注:俞可平、庄俊举:《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5期。)。甚至有学者直白地说,“要慎用‘共识’一词”,如果把中国的经验上升为“北京共识”,甚至像“华盛顿共识”那样向外推广,那就大错特错了(注:郑永年:《切莫夸大“北京共识”》,(香港)《信报》2005 年2 月15 日;庄俊举:《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研究的若干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这种谨慎的肯定一直延续到今天。当时谨慎对待“北京共识”的学者,是主张用“中国模式”的,但在今天热议“中国模式”的时候,这种谨慎开始转向用来对待“中国模式”了。这可以从关于中国模式的论争中看出这种谨慎之端倪。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论争,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是“不用论”。这种观点认为,所谓模式就是固定成形的,其内部构型也是相对稳定的。而中国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就是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从来就没有固定的路子;所以说,中国根本没有形成所谓的“中国模式”,甚至连在西方都承认的中国经济模式,国内极少的学者也强调,“我们还不能认为已经存在一个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注:陈宪:《自由市场、政府干预和“中国模式”》,《文汇报》2009年9月19日。)。对这一看法,读者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中国的发展确实没有固定的模式;另一种理解是所谓固定的模式很有可能是以西方模式为参照物的,如果不是或不像西方模式,那么就不能成为模式。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没有认同西方的政治理念,因而中国就没有模式,而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发展方式。
后一种理解的错误不言自明,发展模式显然不是只有西方一种;用西方模式作为参照物来衡量是否是模式,其本身就犯了“模式化”的错误。以中国的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为由来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是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中国的改革最初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但随着路线图的日益明晰,中国的改革转为“看清石头在哪里之后再过河”;再后来,中国的改革蓝图就更加清晰,改革也变为“埋好石头再过河”,即知道河道哪里宽、哪里窄,河水哪里深、哪里浅,从而知道应该在哪里“埋下石头”而更有利于“过河”。由此可见,中国模式的确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方法或道路,而是不拘于任何一种成法的思维方式与实践精神,是一种什么好就拿来,有多少好就拿多少的“拿来主义”。这正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
二是“慎用论”。这种观点承认中国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模式,但主张不要直接说出“中国模式”。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看来,长期以来,现代化发展模式,不只是一种发展道路,它蕴含着特定的价值取向。中国模式作为与西方模式相对的东西提出来,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模式更多的是一种价值,是挑战西方价值的价值(注:参见Timothy G Ash, “China, Russia and the New World”,The Los Angles Times,September 11, 2008。另外还可参见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关于这一种看法,郑永年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有更详细的论述。)。这显然超出了西方思维中所接受的范围,因而会被西方视为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进而认为中国模式是对西方的威胁。但是,全球化并不是趋同化,现代化也不是西方化。全球化强调的是“和”而不是“同”,现代化也不是“西化”,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应该有各自不同的路径和模式。因此,别拿西方标尺来衡量中国模式。众所周知,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功不是照抄照搬西方模式的结果,而是基于中国在发展模式上的伟大创举。在举世瞩目的成就面前,却因害怕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依据而不敢用中国的话语来概括自己的经验和发展道路,那么,中国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说明自己呢?中国又靠什么来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