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变革的有利因素
时间：2021-01-31 07:53:5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对外交体制进行了全面变革，从而实现了外交体制的现代化转型。变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三个有利因素是：统治集团中形成了浓厚的变革氛围；清政府前期现代化事业卓有成效；中外交往不断扩大：
关键词：清末新政时期 外交体制变革 有利因素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6)03—61—5
中国现代外交体制是清政府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它的最初建立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由于缺乏合适的生成机制，这种体制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传统性与现代性杂糅的先天缺陷，并且，由于它与生俱来的屈辱性，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清政府对它的变革也仅仅限于局部调整。然而，这种情况在清末新政时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短短十年间，清政府对其进行了全面变革，从而完善了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现代外交体制，实现了外交体制的现代化转型。对于这次变革，学界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的变革主要取得了以下成就：第一，设立外务部，这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现代西方外交部性质的第一个专门的常设国家机构。第二，通过修订总理衙门时代的旧有制度，制定一系列新的规章，严格了出使大臣及使馆参随人员的选用标准，建立了全新的使馆武官制度，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出使经费监管机制，建立了一支高效、稳定、正规的外交官队伍。第三，完成了国歌的创制，完善了宝星制度，结束了中外有关觐见礼仪的争论，以前所未有的规格与规模进行了次数繁多的仪式性外交活动，从而完成了中国标志性外交礼仪和仪式性外交礼仪的制度化。第四，通过创制地方交涉使制度，消除了旧有外交体制中地方外交机构涣散无序、外交人员素质不高的弊端，实现了中央与地方外交事权的统一。第五，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外交人才培训机构——储才馆，将理论知识的传授与实践技能的培训并重，重视提高外交官的业务素质。清政府的这次改革不单单是对旧有规定的修订、完善，更多的是旧机制的割舍与新体制的创建。通过这次变革，中国外交体制完成了现代化转型。
学者们普遍认为，对许多国家特别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外国的侵略与挑战和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常常成为引发大变革的动因或催化剂”。不可否认，正是庚子惨败直接导致了包括外交体制变革在内的清末新政的发生，然而，催化剂毕竟只是起到催化的作用，真正推动这场变革深入进行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因素还在于中国社会自身发生的变化。
首先，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的成功变革得益于庚子惨败后清廷统治集团中形成的积极学习西方、救亡图存的变革氛围。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是清廷顽固守旧势力以坚决排除现代思想和现代技术的途径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后一次努力。然而，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太后、皇帝逃离紫禁城，这种最传统的御侮方式最终失败了。清政府不得不诛戮“联拳抗洋”诸臣，派遣“近支天潢”出国谢罪，允驻军，拆炮台，颜面尽失。严酷的现实不能不使统治集团有所震动。
对最高决策层而言，早在1900年西狩之初，慈禧太后、光绪帝便感到“频年所全力经营者毁诸一旦”，要求内外臣公“随时献替，只陈毋隐”，以求“集思广益”，“救弊扶衰”，表现出变革之意图。同年12月31日，两宫为了“变通治法，力图自强”，再次下诏求言。翌年1月29日，最高决策层终于发出了全面变革的诏书。诏书明白指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至富强”，决定今后“壹意振兴，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同时，诏书再一次要求大臣各抒己见，条陈变法，并将所议之范围扩大到“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范围之广，前所未有。这一诏书不仅再一次明白地表现了最高决策层进行变革的意图，而且间接提出了效法的参照系，在客观上吹响了清政府学习西方、进行变革的号角，成为新政的宣言书和动员令。
与最高决策层的倡导相呼应，随着国内局势的好转，京内外、国内外官员陆续条陈上奏。他们条陈的主导思想在相互之间及与最高决策层之间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以刘坤一、张之洞为例，他们发出了国势“危如累卵”，“穷而不变何以为国”的感慨，提出了“整顿中法，以行西法”的变革思想。其变革的决心、效仿的榜样一目了然。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统治集团在指导思想上的集体转向固然与最高决策层表率于前关系密切，但是有一点不容忽视：庚子惨败改变了统治集团内部变革与守旧势力的对比。正如有的论者所言，步人近代后，面对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始终划分为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别。庚子惨败使顽固守旧势力遭受了致命打击，为甲午战后一时失势的洋务派重新进人权力核心提供了契机。这派人物一贯主张“借法自强”，他们这一次的得势是在统治形势更加严峻，最高决策层倡导西法、主张变革的形势下发生的。于是，他们便无所顾忌，大胆地举起了效法西方、进行变革的大旗，他们的变革决心不单单是一种迎合，更多的是真实意图的表露。
在整个统治集团认可变法的基础上，为了“重申诰诫，示天下以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慈禧太后又在批阅刘、张的会奏后发布“懿旨”：“自经播越，一载于兹，幸赖社稷之灵，还京有日。卧薪尝胆，无时可忘……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如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它策。”痛定思痛，一句“舍此更无它策”将这位曾经仇视变革的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变法决心展示得淋漓尽致。
吉尔伯特·罗兹曼曾在《中国的现代化》里言到：“《庚子协定》也使顽固保守派中最排外的人士深信，中国迫切需要推行彻底的制度性变革计划。”经过义和团运动，祖宗留下来的传统的内驭外驾之法最终被证明无济于事后，统治集团特别是决策层终于清楚认识到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彻底抛弃了传统的保守的御侮方式，在挽救统治危机的方式上达成了一致，他们开始大规模仿效西方，全面变革，整个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日渐兴盛的变革氛围。“朝廷知不变法不足以定人心也，不变法不足以救危亡也，不变法不足以为外邦观听也。遂下诏以定国是，举戊戌之新政，行之于辛丑……朝廷求治之心可谓盛矣。”这不单单是这一时期外交体制变革，也是整场新政变革得以全面展开的思想保障，是一股强大的变革原动力。
其次，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的成功变革也得益于此前清政府卓有成效的现代化改革事业。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曾国藩、李鸿章就对开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做了长远打算：“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肆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他们的努力最终为清末新政时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
下表是对外务部侍郎层构成人员洋务背景的考察。其中的梁敦彦、唐绍仪便是清政府派赴留美的幼童，其余接受新式教育、有留学背景的毫无疑问也是清政府实施近代教育，鼓励留学政策的受惠者。
如果再把考察的视角扩大到参议层，1901年，外务部参议以上的9位官员中新型知识分子只联芳1人。1905年，达到4人。到1910年，除奕勖、那桐等4人外，其余均是新式知识分子。
据颜惠庆回忆，在他进入外务部之时，外务部的官员大部分“都在国外学习或在驻外使馆工作过……即使是较高的官员，他们中有些人可能连一句外国话都不会讲，但思想也都比较开明，对外部世界较为了解，这与其它各部官员迥异。”清朝灭亡之后，民国建立，所有的部门都重新命名改组，外务部虽“改名外交部，置总长、次长等官，但丞参以下各官及各司、各股、各差使均仍其旧”，主要原因便在于这些官员“谙熟自己的职责、业务”，能够胜任外交工作的需要。
“为政之道，首在得人。”“欲采西法之长，而不资诸曾游海外亲见西政之人，与夫平日博览群书考求西法之人，是冥行者，必迷其方也。”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的变革与整场变革保持了一致的运动方向，即学习西方，完成传统体制的现代化转型。现代化的外交体制必然需要现代政治人物来运作。清末新政前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开展的现代化改革造就了一大批接受新式教育、具有开放眼光的新型知识分子和新式官僚，他们满足了新政改革对人才的需求。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和新式官僚酌加入又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向更深层面的发展。没有新政前清政府卓有成效的现代化改革事业就不可能有新政时期外交体制变革的成功。
最后，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体制的成功变革还得益于不断扩大的中外交往。
张之洞曾云“欧美强盛，窥伺中国，已百年矣。中外通商交涉日繁，已五十年矣。然而自强无具，因应无方，驯至妄开巨衅，几危大局者，则皆坐见闻不广之一病，于各国疆域、政治、文学、武备茫然无知。”””“广见闻”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走出去与引进来。中国的现代外交体制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哪里需要变、如何变必然以西方模式作为参照系，这就更要扩大中外交往以“广见闻”。清末新政时期中外交往达到了有清一代的最高水平，这为“广见闻”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推动外交体制的成功变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考察清末外交体制的变革历程，我们发现，在这一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正是走出国门的驻外使节。1900年7月，驻俄公使杨儒上《变法条议》专门对外交体制变革提出了建议。他首先向朝廷指出：“奴才奉使欧美于今八年，于彼国用人行政大端，亦尝推究其本原，略规其要领。”””接着，他对比了中外使节制度的差异，提出了具体的变革方法：“出使一途本系参用西例，然略具规模，未探原本，彼立为专门之学，经考试而授官，我视之为进身之阶，或夤缘而与选。既有深通公法精究西文，而汲引无人则怀才未用，亦有未见约章不通时务，而声援既广则衔使遣行。无怪外人轻我视昔尤甚……诚取英法德俄日本诸国出使章程，翻译全部去其重复，并将历年内外诸臣所上出使条陈，一并饬下总理衙门核议，博采兼收，删繁就简，化去积习，修订新章，行见中国之才有过之无不及，出使之学以相胜而益精。”晚清外交家钱恂在即将离任时，对清廷外交体制的变革也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他针对外务部的议事规则指出：“彼东西各国法律完备、宪政巩固尚且于大小行政无不由会议而行，此会议乃各部相会，初非国会。在日本多内阁会议，在各国多各部会议。盖除各部小事件可以专主外，凡关国政无不由会议决行，所以昭大公也。况我国法律未备、宪政为始，合众智以谋之尚虞失挫，而可以秘密从事乎?”他强调：“臣昔年襄使历英、法、俄、德四国，习见彼邦政府办事之法，迨监督日本留学生驻彼最久，即与彼政府直接办事，奉命使和使义，更以代表资格相往还……此臣所亲历”””。杨儒与钱恂都是把国外的外交体制作为变革的参照物，他们用于增强建议科学性、可行性的论据也都是自己的海外经历。
当然，一些国内重臣对推动外交体制的变革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这些大臣之所以能够提出变革建议，客观上也是中外交往扩大的结果。例如，粤督陶模在1901年提出政府要设十部，外务部位居第二，采用“设大臣一人，次官二人，司员十数人或数十人不等”的设官原则。袁世凯也积极号召政府将礼仪性外交活动制度化。虽然他们没有亲身去西方游历，但是他们的立论点也是“参酌中外，变法旧制”，或是“近今泰西各邦国君亲王遨游列国，尤为习见”。又如，1910年，礼部左参议曹广权上奏朝廷，请求“饬使臣蒐译乐谱礼节，并召海内知音之士审订厘正”国乐，从而熟悉诸国国歌礼仪，确定自己的国歌。他的理由是：“各国皆有专定国乐，极致钦崇，遇亲贵游历，公使筵宴，既自奏其国乐，又必奏公使等本国国乐，皆肃立起敬，睦友邦以劳宾客，尊国体以壮声容，礼文甚盛”。
在改革者们看来，因为西方国家是这样，所以清政府理应如此仿行。他们的这种逻辑固然简单，但这恰恰反映出西方模式影响的重要性，而这种影响的产生正是借助中外交往的不断扩大。一方面，从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但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对华优势在客观上显示其政治体制的优越性，而且还以外交官、传教士、书刊为中介直接向清政府宣讲其政治体制的优越性。从“长胜军”到《局外旁观论》，西方国家的对华输出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清政府也主动打开国门，遣使出国、开设学堂、翻译西书、创办报刊，以一种开放的姿态积极探求西方文明……光绪皇帝曾认同梁启超对戊戌前中国变法历程四个境界的划分，从最初的“叠经大患，国中一切守旧，实无毫厘变法之说。”到“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耻士类，盖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恶。”再到“渐知西学，而莫肯讲求”。从而最终达到“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这其中每一步变化都与中外交往的扩大密不可分。在中国社会经过了历次对外战争以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诸多洗礼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通过和平的与非和平的途径与国人的接触空前密切，不仅统治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即使社会上的普通人士也都能够深刻感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淫。因此，无论是驻外使节还是国内大臣都能够在比较中做出选择。这种现象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是难以发生的。
步入现代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着全新的生存环境，要想稳固统治，扭转在国际竞争中的颓势，清政府必须努力改造传统观念，不断克服自身的封闭性与狭隘性，迅速适应全新的生存环境。外交体制的建立与变革无疑是清政府进行改造与调适的产物，它的成功变革首先是建立在统治阶级对西方现代制度的认同上。同时，现代外交体制作为国家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运作需要诸多现代因素的配合，没有清政府不断进行的现代化改革事业的积累，现代外交体制的构建只能是空中楼阁。正是在不断的改造与调适中，中国社会逐渐呈现出与世界发展同步的现代化趋势。而这种变化是在中外交往的不断扩大中逐步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