恬淡清雅,娴静天成
时间：2021-02-05 08:02:2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任何一件成功的书画作品，首先让读者感受到的是艺木家独特的艺术语言，而艺术语言的丰富性，往往表现出艺术家才智与个性的多侧面，从而在艺术作品的背后，我们会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思想的艺术家自己。就艺术语言而言．初看时，大同小异，仔细品味，却又各自迥异。正像我们平时讲话交流，虽然用的词句一样，但音调各异，熟悉的人单凭声音也能辨别出张三李四。而喜欢用什么腔调讲话的人往往是本人修养气质的自然流露。
读陶佛锡先生的书画作品，我能感受到他那种谦谦君子、恬淡静雅的艺术风韵。我与陶先生同事多年，并未听他对自己的名字“佛锡”有何含意作过解释，但从其艺术作品中，总还能品出一种淡淡的禅意。
陶先生生于京都，幼承家教，喜好书画，绘画师从其舅父——当代著名国画家任率英先生．书法受教于当代著名书法篆刻家金禹民先生。这种师出名门的艺术成长过程，决定了陶先生走的是一条较为传统的艺术道路，有较为深厚的传统功底。而在传统基础上寻找自己的艺术语言，正是众多艺术家的成功经验。
陶先生书法以小篆见长，兼通隶、楷，这在当今书坛尚属“少数派”。尽管古人认为“古大书家，必通篆籀”。（明代丰坊语）但当今识篆者仍是寥寥，即使小有名气的书法家、篆盲者也屡见不鲜。陶先生独辟蹊径，甘愿在篆书上下苦功夫，也实属难能可贵。篆书自秦以来，在中国书坛日渐衰减，这也是中国文字发展遵循“以趣约易”原则演化的必然，由繁到简的结体，由慢到快的书写技法，是和社会进步分不开的。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或者说是艺术语言，它自有它的生命力。篆书自“二李”（李斯、李阳冰）之后，确实有过冷寂，但并未绝迹，特别是清代邓石如“开一代书风”，曾让篆书再度辉煌。清包世臣曾有诗曰：“斯冰骨既折，千载绝妙迹。吾皖产布衣，壮观顿还昔。”陶先生正是追随邓石如，孜孜以求，志在篆书领域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石如篆法，以二李为宗，纵横捭阖，得之史籀，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字体微方，与秦汉当额为近”（《清史稿：艺术传》），陶先生在学邓氏方面，注重在他的“玉箸”风格基础上，再参以自己的追求。在用笔上，追求笔笔中锋，藏头护尾。陶先生在中锋用笔的运行中，以墨法的干湿、虚实和用笔的运笔的徐疾、顺逆，使粗细一致的线条平添了另一种节奏，特别是多用中锋逆行变圆润为干涩，显得笔力苍劲拙朴，如老枝纵横，傲雪生香，平添了几分《琅琊刻石》的金石意味。如禅联《烟霞清净尘无迹，水月空灵性自明》则用笔含蓄，用墨湿润，笔笔垂露，给人以雨后青山苍翠欲滴的觉，和文意中“清净尘无迹”遥相呼应。可以说，从笔墨到内容形成了和谐的统一。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些看似一致的线条中，笔墨的反差同样会造成不同的艺术效果，形成不同的艺术语言。陶先生使用长锋羊毫，这似于邓氏相同，追求“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入圆时更觉方。”起笔先是蓄势，藏锐于圆，故得浑厚朴茂之劲而无“怯薄”之疾。刘熙在《书概》中说，“篆之所尚，莫过于筋患其驰，亦患其急。欲去两病，趋笔自力有诀也。”看来陶先生对此是深有感悟，故在线条的用笔上不激不厉，驰张有度，使线条处理如老僧补纳，平和静穆中又见清刚飘逸。
清评邓石如篆书是“稍参隶意”。如将邓氏小篆与李阳冰、李东阳、王澎、钱坫、孙星衍、杨沂孙等篆书作品相对照，可以明显感到，邓氏确实使不少弧线改为直线，使有些结体变圆为方，或增加了方势。在用笔上，使不少长划“笔到即收”，出现露锋。这都是他“不以少温为归”，守成法而不拘于法的结果。陶先生在这方面似乎并未一味追随，而是根据自己的审美需要，采取的折中笔意，故在结体上。既不像“二李”的一味圆转，也不像邓氏的方形外露。追求的是肥瘦相和．骨肉相称，含蓄蕴藉，和平大度、篆书虽然线条相对单纯，但在结体上．通过线条分割，点划避让，使之变呆板以灵动，铸均衡以神韵，从而“婉而通”，以达到气贯全篇。这确是修篆者的功力所在。如果说，从甲骨文到小篆，其审美的主要意味在其空间构成的话，那么均衡化，对称化，使小篆成为一种静态美的典范。但静态美把握不好最容易出刻板、僵硬、松散现象，以致神韵全无。这多半是对点划机械分割的结果。陶先生承继秦篆的上收下放、上紧下松的结字特点．这种总体构成模式，远比某些篆家（如钱坫）“平均分割”要显得灵动。“玉筋垂拱”般的长线为书者提供了更多的抒情空间，或遒健、或婀娜，或飘逸，或苍劲，这也是书家最见功力点睛之笔。应该说，陶先生在这方面发挥得较好，从而形成疏朗与坚实、空灵与丰厚的强烈对比，给人以峨冠博带，大袖生风之感。同时为整篇作品的贯气起到了一定的协调作用。
在陶先生的篆书作品中，尚有部分甲骨文、大篆、虽然数量不大，却也足以表现书法家的审美情趣和笔法的功底。扇面“言事有高识”是用甲骨文笔法创作的作品，他一反小篆圆转笔法，采用笔锋藏露结合，线条多用折笔，使作品带有明显的金石趣味。再加上结体简洁，疏朗清峻，由此可以看出，陶先生对作品在书写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颇具匠心。
此外，陶先生的隶书作品以《张迁碑》起家，取其方峻之势，并兼收《史晨》阴柔之美，方圆兼备，朴拙中仍见尔雅。楷书作品胎自柳、赵，追寻“柳骨赵筋”，既见柳体的挺拔刚健，又见赵体的圆浑秀逸。但总的说来，隶、楷作品还未能形成鲜明的个体特色，远不如篆书作品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
陶先生在书法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时，其绘画艺术也显示出较高造诣。赵孟頫有诗曰：“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书画同源”历来被当做中国书画艺术的一个本质性规律，这是因为二者在艺术情趣、表现技法、欣赏要求等诸多因素方面是相同的。陶先生自幼受其舅父任率英先生的影响，很早就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任率英先生是一位平民意识极强、且有极高社会责任心、在美术界享有较高威望的著名国画家。他以工笔重彩仕女和刀马人物见长，并著有《怎么画刀马人物》、《怎样学习工笔重彩人物画》等专著。五、六十年代，他的不少年画曾遍布全国城乡各地，有些年画一次发行曾达1700多万张，任先生的画之所以能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是他一改明清以来仕女画靡弱的画风，专取材于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如穆桂英、梁红玉、花木兰、嫦娥、洛神等，赋于健康明亮的色调，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表现了作者“主观审美意识和时代美学观点的沟通”（孟庆江《把美好带给了千家万户》）．陶佛锡先生正是承接了这一优良传统。在笔下塑造了不少人们喜爱的形象。早年，在我的印象中，陶先生曾搞过不少报刊插图、题图和尾花，还设计过一些书刊封面。虽然多为黑白两色和白描，但其简洁清爽，具有浓厚装饰意味的构图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次收录到选集中的绘画作品，主要有三类：一是工笔仕女画：二是半工半写意的硃绘《钟馗降福图》：三是佛菩萨圣像。这些作品仍然承继了任率英先生的艺术风格，带有浓重的民间画风，雅俗共赏，具有广泛的民众性。中国画最讲究用线，因为“线是联系笔墨语言和真实形状之间的中介因素”,“中国画用线既非主观上的随意行为，又非客观的模仿过程，它是历史上多年沉淀的、共同的视觉规定。”（毕建勋《万象之根》）因此，线条既可完成对描绘对象的形和神的表达，也可表现对象质感，还可表现作者的情感和笔墨意趣。陶先生由于有较深厚的书法功底，故线描功夫很深，用笔轻、重、疾、徐、顿、挫、转、折，驾驭自如。仕女画和佛像多用“高古游丝描”，以表现轻柔丝绸衣物的质感和人物娴静典雅的情趣。有时也用“兰叶描”来表现飘动的衣带，以产生强烈的动感。《钟馗》则多用“铁线”和“折芦线”，塑造其刚强威严之势。陶先生在用色手法上主要是“填、染”两种，色调亮丽明快而又不失典雅。不管是“远观其势”还是“近观其质”，其协调统一的格调均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察之者尚情，拟之者贵似”，对一种传统的程式，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便很难画出自己独特的风貌。应该说，陶先生在绘画选材上是极传统程式的。特别是《钟馗降福图》之类，自唐代五道子始．几乎历朝各代画家均留下过此类题材画作。单近代一些著名的绘画大师，如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等，都有许多笔简意深、状物传神的精妙钟馗画作品传世。钟馗这个“似人、似鬼、又似神”的特殊形象表达方式。历代画家都借这一独特形象。利用“谐音表意”、“托物寄情”、“缘物达志”等艺术手法，抒发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故钟馗的形象千差万别，在姿态上形成各自的独特风貌。陶先生对这一形象的把握既没有在奇特狰狞、神秘怪诞、以丑治怪、以猛治恶上发挥，也没有像《钟馗嫁妹》、《钟馗簪花》那般在“人情味”、“生活化”上挖掘，而是塑造了一位动态上高雅、平和，相貌上慈样、可亲的戏剧舞台形象。在构图上，除五只蝙蝠（蝠与福同音，取“福从天降”、“福在眼前”之意）外，不加任何背景衬托，使之“一人亮相、满台有戏”，这种高度概括，省去枝节，充分利用大片空白来强化钟馗的相貌和整体动态，在视觉上给人以强烈的逆光效果，使钟馗的形象显得更加鲜明突出，更具有感染力。单从构图看，和清代任伯年的《仗剑钟馗》相近，但人物的姿态则全然不同，多以舞台化处理，更接近戏剧中的“间离效果”，使之更加意象化。在赋色上多用朱砂单色，“以意赋彩”更增加了钟馗“迎祥纳福、扶正除邪”的象征意味。
品味陶先生的书画艺术，会给人种总体印象：即多中和、虚静、典雅；少粗放、狂怪、奇诡。特别是线条的温柔敦厚，含蓄内蕴，圆重平留带有浓重的谦谦君子风，在静思默想中能让人感悟到那种幽深清远、淡泊自然的审美情趣。这些笔墨语言的艺术特点，也许就是艺术家的个性和情趣使然。“书法犹释氏心印，发于心源，成于了悟，非口手所传。”但艺术家的见识学养，既反映在高尚的个人情志、脱俗的审美追求上，也反映在书画的继承与发展辩证统一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上。陶先生对传统的继承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在艺术追求上始终以一种恬瞻的心态，不事张扬，甘于寂寞，以达到“道法自然”的境界，故在艺术表现上，则宽裕敦厚，雍容自然，从不取媚流俗，好奇致胜。说到底，这也是一种乐于释道德境界追求。陶先生晚年曾热心于佛、道、孺传统文化的学习与研究，从事过一些佛道文化艺术活动。现为河北省佛教协会“震旦佛教艺术研究院”顾问，曾为河北省道教协会道家书画院顾问，受佛道文化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从他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那种与事无争，“即心即佛”的超脱心态。但陶先生毕竟不是出世的佛道门徒，他坚信“广结善缘、遍种福田”是为人道德修养的基本准则。所以他对公益的社会活动，从来都是十分热心，且责任心极强。他是河北省书法家协会早期领导成员之一，曾任省书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二届、三届理事。十几年来，书协每年组织展览、评奖、办班、义捐，大小活动均要驻会秘书长经心操办。应该说，新时期以来，河北省书法事业的显著发展与繁荣，均与陶先生付出的心血与汗水密不可分。陶先生历来对工作都是一丝不苟，惟谨惟慎。这一点从他的书画作品中尚能感受得到。陶先生不仅在画风与其舅父任率英先生一脉相承，而且在为人处世上也深受其影响，具有较强的平民意识．待人平易可亲，从不追求时髦的“包装”。每次赈灾义捐、文化下乡，均有他的身影出现。退休之后，热心各类公益社会活动仍依然如故。为此，1999年中国文联授予他“中国百杰书法家”荣誉称号。2001年因其历年在中国书法战线上取得突出成就受到中国书法家协会表彰，荣获中国书法艺术荣誉奖。
这里还应提到的是他的夫人张惠芳——一个典型的贤惠、温柔的东方女性，为了支持陶先生的工作，她在做好自己的工作之余，任劳任怨，包揽了家中的一切繁杂家务，左邻右舍也从没见过她发脾气是何等模样，这位“贤内助”的影响，也是构成陶先生书画风格外在环境的因素之一。
艺术家的成功与否，都是相对来说的。陶先生的书画作品曾在多种报刊发表，多次参加省以上书画展览和赴国外展出，并被多处博物馆、碑林收藏。其传略与作品被收录《当代中国书法作品集》、《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大成》、《中国当代美术家名人录》、《当代书法篆刻大观》、《中国美术选集》、《中国书法选集》等二十余部专集，并与人合著出版了四体书法《新编千家姓》、《当代中国著名书法家十人作品选》。个人专集有《陶佛锡书法绘画作品集》。应该说，陶先生的默默耕耘，成就是喜人的，陶先生至今仍信服其舅父任率英先生曾告诫他的一段名言：“持不恒、巧无能、攻之苦，拙可补”。相信陶先生的书画艺术若在晚年“变法”，一定还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