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与管理：设计人类学的一种实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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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过去数十年里，作为一个综合了设计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学科分支，设计人类学在设计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与实践方法，而设计管理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方式之一。在思维与行动上发展具有设计特征的各种实践方式成为了当代社会越来越重要的工作能力。这种设计能力在创意工业、政府机构、高等院校以及对解决各项社会议题具备设计创新潜力的设计学院中越来越受关注。分析讨论应用人类学的出现以及在20世纪的文化语境当中有关设计人类學的形成与发展概况，并且通过归纳与总结能够进一步突出作为一种实践方式的设计管理在设计人类学研究当中的方法论价值。

关键词 设计;管理;人类学;实践

引用本文格式 何振纪.设计与管理：设计人类学的一种实践方式[J].创意设计源，2019（3）：40-46.

Abstract Design anthropology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design with anthropology research， it is gradually forming a special method for knowing and practicing on development of design during these decades. As a practicing method， design management plays a close role with design anthropology. For designers， their ways of thinking and acting are competences more and more sought aft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re is an increasing focus from creative industries，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and design schools alike on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 on solving pressing societal issues.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emergence of applied anthropolog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design anthropology in the context of 20th century， and emphasis that design management has methodological value in design anthropology research.

Key Words  Design;Management;Anthropology;Practice

设计管理是20世纪到21世纪人类的伟大成果之一，它的核心内容是解决设计认同、组织策略、生产改革和市场研究。早在20世纪之初管理学综合理论兴起伊始，对设计进行管理的相关研究便伴随着管理学理论的扩展持续发展至今。在学科知识日益交叉渗透的今天，设计学的发展使得其研究范围亦在不断容纳于不同的领域。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设计管理是面向计划与经营的研究，从设计学的方面来看则是对思维和技巧的探索。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当中，设计与管理这两个术语的频繁应用其实已超越了设计学与管理学的范畴。在近几十年来，设计管理学迅速发展，不断整合其研究对象并构筑起越来越坚实的研究基础，而在进一步发挥其研究作用与价值的同时，亦反映出当前不同的学科间相互融通的事实，甚至打破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一般划分。就此而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设计管理亦是这一趋势的一个反映。人类学研究本来就是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代表，而近年发展快速的设计人类学将人类学与设计研究联合，将设计作为研究人类社会活动的应用人类学方法，又为观察设计管理的理论实践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一、应用人类学的发展

人类学作为一门学术学科，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科学，包括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四大分支学科，并囊括诸多细分领域。尽管不同领域研究的重点有所不同，但四个分支学科之间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之所以作为单个研究领域的人类学能涵盖四个学科分支，是因为这与北美地区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历史有关。以美国人类学的兴起为代表，早在一百多年前人类学主要是研究北美地区的土著（印第安人）文化，从而导致四个分支动态地结合在一起，其目标是综合地研究北美土著的起源和多样性。事实上，尽管人类学是一门学术学科，但人类学研究的整体性、全面性、比较性使得它所积累的知识与大众生活之间关系密切。因而，作为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全美人类学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AAA），又将人类学划分为“理论人类学”与“应用人类学”，以此突出人类学对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作用。

有关“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的提法最早来自美国语言学与考古学教授丹尼尔·加里森·布林顿（Daniel Garrison Brinton），他在1896年就任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主席时所发表题为《人类学的目标》（The Aims of Anthropology）的演讲中首次采用。应用人类学所指向的是“人类学家为非学术客户而工作。所谓非学术客户包括政府、发展机构、非政府机构、部落协会和种族协会、利益集团、社会服务和教育家机构以及公司企业。应用人类学家为一些集团服务，这些机构大都致力于推进、操作和评估各个旨在影响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的项目”。[1]1930年，英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发表一篇以《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为题的报告，将应用人类学视为现代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在此之前，尽管也出现过诸如实践人类学（Practical Anthropology）、行动人类学（Action Anthropology）、发展人类学（Development Anthropology）等名称，但最终由于应用人类学最具包容性与概括性而被人类学界所普遍接受，成为界定人类学应用实践与研究的专用术语。（图1、2）

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作为英国人类学结构功能论的创建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二战后英国人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其理论研究主要受到了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 W. Russell）、阿尔弗雷德·怀海德（Alfred N. Whitehead）等人的影响。他主张以科学与实证的方式，找出社会运作的结构与各种功能，进而相互比较，以获得普同性的社会特质。他假设所有社会都可以切割成许多部分，每个部分的发展乃为了适应整个环境，即生态、文化和制度上的充分圆满。结构功能论因而尤为强调结构、功能以及一切事务的过程，从而避免各部分之间的冲突与摩擦。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影响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迅速攀升，与当时的世界格局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殖民主义体系开始受到挑战，并由原来的直接统治向间接统治转变，许多殖民地的下层管理职务开始由符合宗主国需要的当地人所担任。此时，形成了理论与学术人类学向应用人类学过渡的需要，应用人类学家应运而生，为殖民地的管理者提供服务，不但培训殖民地官员，同时训练由当地人担任的下层管理者，以使他们融入西方的文化体系当中，接受西方价值的洗礼，增强其与殖民地官员以及宗主国的沟通与联系。

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担任东加皇家学院院长兼教育主任时，便从事过殖民地土著的教育改造工作，以使其适应当时的西方文化和政策，减少因文化矛盾而造成的殖民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各种冲突。从这个阶段开始，人类学研究在殖民地社会得到逐步的应用并发挥着相当的作用，对殖民地社会文化变迁的关注有助于缓解文化变迁所带来的种种压力，避免了殖民地社会不必要的失调和离析，由此为将来进一步研究文化变迁的机制、模式和结构等奠定了基础，从而奠定了应用人类学在人类学的社会实践层面上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应用人类学涉及到将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理论应用到社会实际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方面，因而其范围广泛，所牵涉的范畴殊多。人类学家约翰· 范· 韦利根（John Van Willigen）曾列举了比较常见的应用人类学所涉猎的领域，具体包括农业、酒和麻醉品使用、刑事诉讼和法律执行、文化资源管理、设计和建筑学、发展政策和实践、灾害研究、经济发展、教育和学校、工作和劳动、能源提取、环境、评估、渔业研究、林产和森林、老年人服务、政府和行政、卫生和药品、住房、人权及种族歧视与种族屠杀、工业和商业、土地使用和土地认领、语言和行为、媒体和广播、军事、传教、营养、政策制定、人口和人口统计、娱乐、宗教活动、再定居、社会影响评估、培训计划、城市发展、水资源开放、野生动植物管理、发展中的妇女等方面。[2]

1941年，为了满足对应用人类学的需求，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与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人成立了应用人类学会（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标志着应用人类学在美国人类学界的正式确立。时至今日，美国现有多达40所大学开设了应用人类学专业，从学士到博士学位都有这个专业的设立，而且除了应用人类学学会之外，另外还有十多个与应用人类学相通的组织，如全国实践人类学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actice of Anthropology）、实践及应用与公共利益人类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Practicing， Applied and Public Interest Anthropology）、实践和应用人类学项目联合会（The Consortium of Practicing and Applied Anthropology Programs）等。随着应用人类学地位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许多新版人类学教材甚至已将其列为人类学的第五个分支。（图3、4）

二、设计人类学的出现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全球化经济的持续发展，应用人类学又得到了持续的发展。服务于社会事务管理的人类学家，在跨国公司与产业经济的流通中，其工作重点不再是研究某一文化，也不是关注某一组织，而是用他们所掌握的人类学知识和方法为雇主和顾客服务。自20世纪末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及公司雇用人类学家从事不同的工作，包括帮助公司了解工作场所或劳动组织、调查市场和顾客的需求等情况，以及为各种组织进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社会的需求进行评估、调查项目的社会影响等。应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由此扩大到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即所谓“新应用人类学”。在应用人类学的背景下，医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发展人类学、都市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较小的学科分支陆续开门立户。许多应用人类学分支除了偏重学术圈以外，还针对政策和实践环境展开研究，包括设计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经济人类学、企业人类学等。其中的设计人类学（Design Anthropology）分支，核心目标之一是将人类学（Anthropology）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具体的领域中，以寻求在对象的计划、组织、运作等方面获得有效管理的价值。

关于设计人类学的出现，可以追溯至20世纪以前。伴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形成，其实已有人类学家对研究目标所涵盖的设计与艺术生产展开专门的田野调查。到20世纪初，则有越来越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的专家学者投身到工商业的研究领域当中。20世纪早期的这些与设计人类学研究的形成发展密切相关的学者，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与物质生产和管理方面的问题。这个研究趋势的出现在20世纪中叶变得日益清晰，从而使得人类学家在商业管理与工业生产方面的专门研究中的角色变得日漸重要起来。特别是在人类学家劳埃德·沃纳（Lloyd Warner）与心理学家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以及来自哈佛大学与芝加哥西部电力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mpany）的团队所共同合作的项目诞生后，极大地提升了人类学在工商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学家向工商业文化的研究聚焦已经陆续为现代商业带来了价值变革，并且对迈入新世纪后的全球化产业文化与技术应用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关注并参与到人类学研究与设计实践当中，对于设计人类学的定义也不断得到了补充和扩展。例如澳大利亚斯维本大学教授唐瑞宜（伊丽莎白·滕斯托尔）[Elizabeth （Dori） Tunstall]在谈到定义设计人类学时指出设计人类学作为“……一个寻求理解设计过程与人工制品，并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定义的领域，它关注设计如何将价值转化为有形的经验”。[3]同时，它的定义又并非是唯一的，例如施佩尔施耐德（Sperschnieder）、魁基耶斯卡德（Kjaersgaard）和彼得森（Peterson）在2001年《设计人类学——当彼此吸引》（Design Anthropology-When Opposites Attract）一文中将设计人类学定义为通过把原本就存在的事物重构为新事物，去理解原先存在的事物。[4]乔西姆·哈尔斯（Joachim Halse）在其讨论设计人类学的博士论文中则将之界定为根据设计文化描述使用文化[5]，而宝拉·格雷（Paula Gray）在讨论商业人类学时又将设计人类学定义为受民族志研究方法启发，为消费者和企业设计的新产品、新服务和新系统。[6]

尽管设计人类学的定义仍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但从其形成的渊源仍然可看到其最初的共同点。作为应用人类学分支下的交叉领域，设计人类学不被称为人类设计学，这本身便透露出其人类学研究的发生背景。它是综合人类学理论与学术研究各分支的知识并应用于实践方面的发展。但在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的今天，要完全厘清设计人类学的实践原理并不容易，只有在面对问题和总结问题时有一些操作模式。除此之外，当今的设计人类学研究已经步入至开发各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上去。

三、設计人类学的应用

在基本的理论与研究模式上，由于民族志能够促使研究参与者对其研究对象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致使其理论方法在起步阶段仍有必要性。民族志（Ethnography）作为人类学最为主要的研究方法，既是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查对特定民族文化做系统描述的方法，同时又是田野分析研究的方法基础。田野工作（Field Work）要求人类学家学会当地语言，掌握采访、参与观察以及搜集分析现存资料的能力。按照人类学早期的民族志研究传统，往往需要人类学家在研究对象的所在地进行长时间的观察记录、搜集各种相关资料方能展开其研究。在应用人类学骤起的今天，其研究性质的阶段性和个案化决定了研究时间不会很充裕，这令在应用人类学影响之下的民族志实践必须面对许多新状况，因而在限定研究对象、规划研究地点、搜寻研究资料等诸多方面都必须更为集中于应对实质的问题上。

设计人类学的民族志实践更加重视研究对象的准确性和田野调查的时效性，从而更加注重对研究的设计。正如人类学家佩尔蒂·佩尔图（Pertti J. Pelto）所说：“研究设计是将调查的基本要素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效的解决问题的程序。”[7]一个优良的研究设计，可以帮助人类学家在进行民族志构思时厘定每个研究步骤以至形成一个实施顺序，为研究整体的知识生成与理解提供能量。有效的研究设计将帮助他们减少不必要的努力，衔接好理论与方法，指导设计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者，并确保能找到合适的支撑点。民族志试图尽可能地涵盖一种文化、亚文化或者涉及项目的所有领域，但这难以实现。尤其是在应用性研究中的民族志实践，相较于一般的学术性民族志更受限制，不但受到时间上的限定，而且受到资助方或雇主的约束，但回归到人类学领域本身，像设计人类学这类囊括应用于一身的研究，在基本理论和方法上一般仍依照人类学的基本概念进行限定。首要的是对于人类学中“文化”概念的理解;其次是对当中的“整体性”“多样性”“功能性”“情境化”“价值化”“主位观”“客位观”“微观”“宏观”等概念的解释与运用。

在人类学与设计活动联姻的过程中，民族志方法在开启研究项目的蓝图时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来自丹麦的设计人类学家梅特·杰克斯加特（Mette  Kjarsgaard）与托恩·奥托（Ton Otto）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与设计潜能》（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and Design Potentials）一文中便谈到了民族志预示活跃设计（Ethnomethodologically informed design）的形式。[8]178在这一类研究的实践当中，人类学家与设计之间处于一种各司其职的状态。在这类合作活动里，参与研究的人类学家主要是对设计的使用者进行调查，并且通过分析相关资料总结出设计使用者的需求及其特点，然后再将相关研究结论传送至设计环节。人类学家在这过程中完全扮演着一个田野研究的角色，但不参与到实际的设计活动之中。文中又列出人类学家直接参与设计的合作方式，在这一类实践当中，人类学家参与到设计师与使用者的设计项目里，像一个由设计师与使用者共同组成的“设计工作坊”，针对一个主要的命题展开设计研究，人类学家在这个“设计工作坊”内起到了联结使用者与设计师的中介作用，帮助二者之间的互动，观察并及时发现他们的需求。在前一种实践形式中，人类学家往往只是一个田野调查者，除了完成调研工作以满足设计师与客户的需求外，并不需要发挥人类学研究的其他能力。而在后一种实践形式中，人类学家参与创造了一个发掘需求与满足需求可能的田野情境，激发了设计效能的发挥，但仍然没有参与到设计形成的整个过程。于是，他们提出以“设计人类学”命名的第三种实践形式。

在设计人类学的实践形式里，人类学家需要完全参与到整个设计活动当中。既不仅是替代设计师去完成有关使用者的田野调查任务，也不只是作为设计师与使用者的中介，而是全程跟进设计的研究与实践，并且站在整个设计活动的角度，对设计项目的架构以及功用进行全新的审度，以致优化甚至重构项目中的设计与使用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提升设计项目的实践意义。“设计人类学不仅仅需要有使用者和设计师参与其中进行实践，同时也需要设计过程有其自身的脉络。它透过观念与再观念化，使用、设计的实践与脉络，并在这些面向之间关系交叉点上运作。在设计过程中，设计人类学家既是局内人，也是局外人，在设计过程中同时平衡着主客位的观点。”[8]181因而尽可能地提升人类学在设计项目中的反思作用与设计价值，这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具有实践性的设计人类学。

四、管理设计作为方法

人类学家阿里森·克拉克（Alison J. Clarke）在《设计人类学：21世纪的物文化》（Design Anthropology：Object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谈到了设计人类学学科的知识体系问题。[9]书中认为，设计人类学带给思想家及实业家们在理论学术化及制造生产化下，我们所处的现代物质及非物质世界重要的影响元素包括了其仪式、美学以及交互三项要件，而现代设计作为关于存在物与人之间的空间、互动与意义下的总称，当设计师在从事造型制作的专业过程之时，他们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可能与社会学研究的相关主题有关。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与设计相关的法人团体以及设计人类学的兴起，已反映出人们对于设计师以及专业的设计管理团队所取得的许多成果有了新的認识，而拥有专业的设计人类学背景出身的人类学家，不但将他们的研究目光投注在设计产品与工业生产的研究上，而且在商业消费及品牌应用方面亦逐渐成为主角。人类学家鲁西·萨奇曼（Lucy Suchman）所参与斯诺帕克研究中心（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PARC）的设计开发项目便是一例。她的创意构想成为整体设计发展策略及研究的一部分，在人类学研究的背景内通过商业媒体的运作重新塑造其商品的价值。（图5、6）当设计思维在人类生活和工作的方式中变得越来越被广为接受时，对于设计人类学家的需求自然也就越来越多，有关重塑设计活动实践价值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必要。但当越来越多的任务赋予人类学家承担之时，是否只有人类学专业的人才能够参与设计工作？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专业的人类学家自然能够透过田野工作有效地掌握使用者的经验并形成调研结果，或者在对物件使用的脉络以致生产的呈现能够进行十分精到的资料搜集与整理，尽管他们可以以此为出发点分享设计师的一些职能，但他们终究不能替代设计师的角色，这攸关人类学本身的学术本源与学科特色。设计人类学家能提供给设计师更丰富的资料与洞察力，在设计上能够更加满足使用者或是消费者的需要。在一个设计活动或产品品牌研发团队当中，设计人类学家不但对设计师而言，对于其他团队角色来说也同样是处于提供探索资源与优化意见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设计人类学家的能力更明显地展现于管理设计的效能上，而且人类学家在不同的设计活动或项目个案中也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既可以是合作设计师，也可以是设计的使用者，甚至是计划的管理者。

每个得以践行落实的设计活动或项目个案背后都有着一个预设的价值目标，这个目标均牵引着一个或清晰或模糊的计划存在，这个计划的主持者或负责人本身便需要对指向计划的目标具有前期实施的基本认知。不同的项目或设计活动的主持者对于前期调研有可能出现不同认知，这与主持者本身的专业背景与经历、整个项目的约束以及时间、资金等种种条件息息相关。于是，对于计划或项目的执行者与管理者而言，如何管理团队合作中的各个环节与不同职责的成员协调运作便成为十分关键的任务，这甚至牵涉到整个项目的进程。事实上，专业的设计人类学家无法替代设计活动中其他角色的任务，而设计人类学家在当中能够发挥出来的专业程度也有所不同。因而，许多设计项目或团队尽管没有足够的人类学家身处其中，甚至完全没有，也必须重视以致学习人类学家使用民族志的方法处理整个设计管理中的问题。可以说在设计活动当中，实际的管理者或执行者能够具备一定的设计人类学素养必然是不可多得的。从设计计划实施前期的民族志调研开始，到设计计划后期的优化与提升其设计效果的整个过程中，人类学综合性的实践方法都能够贯穿其中。就此层意义上来说，对设计的管理作为设计人类学实践的一种方式也就具备了明显的方法论价值。

参考文献

[1]CONRAD PHILLIP KOTTAK. Mirror for Humanity： A Concise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 [M].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2007： 4.

[2]JOHN VAN WILLIGEN.Applied Anthropology： An Introduction[M]. Westport， CT.： Bergin and Garvey， 2002： 8.

[3]ELIZABETH TUNSTALL.“Decolonized Anthropology and Design： the Utility of Design Anthropology[C]// Participatory Innovation Conference Digital Proceedings， 2012; Elizabeth Tunstall. Design and Anthropological Theory：Trans-disciplinary Intersections in Ethical Design Praxis[C]//9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ollege Arts Association， Dallas， Texas： College Arts Association; Elizabeth Tunstall. Design Anthropology： What does it mean to your design practice？[J] Adobe Design Center Think Tank， 2008.

[4]W.SPERSCHNIEDER，M. KJAERSGAARD， G. PETERSEN.Design Anthropology-When Opposites Attract [C]//First Danish HCI Research Symposium University of Aarhas： Sigchi Denmark and Human Machine Interaction，2001.

[5]JOACHIM HALSE.Design Anthropology： Borderland Experiments with Participation， Performance and Situated Intervention[D].University of Copenhagen，2008.

[6]PAULA GRAY.Business Anthropology and the Culture of Product Managers [M]. AIPMM Product Management Library of Knowledge， 2010.

[7]DAVID M.FETTERMAN. Ethnography： Step by Step[M].Sage Publications， 2009： 7.

[8]METTE KJARSGAARD， TON OTTO.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and Design Potentials[C]//Wendy Gunn， Jared Donovan ed. Design and Anth-ropology.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2012.

[9]CLARK，A.ed.Design Anthropology： Object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M]. Wien and New York： Springer， 2011.

何振纪

中国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