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抗战中的文化三杰
时间：2021-02-19 07:55:5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马来西亚先后沦陷，不少爱国进步的华裔文化名人逃亡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他们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顽强地开展抗日救国斗争，其中，陈嘉庚、胡愈之、巴人三位最为突出，可谓南洋抗战中的文化三杰。他们的事迹及作品，对我的文学思想的形成和文艺创作风格的影响很大。我永远衷心感念他们。
陈嘉庚：不愧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回顾我个人的半生经历与文学创作，最值得感念的是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在所有海外华侨中，论爱国之深、抗日之洪再无第二人能出其右；论爱乡之切、护侨之急也没有第二位能比得上他。他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华侨旗帜，实至名归的民族先锋。
陈嘉庚是福建同安人。作为他的同乡，我引以为荣。他属犬，我小他六十岁，与他同一生肖。他十七岁自厦门搭新加坡“美丰”号客轮抵星，而我十八岁从巴生港乘挪威“新伟建”号巨轮返国。他1949年5月28日在香港乘“捷盛”号轮船北上，而我1950年12月4日在丁加奴国“文字版乱”入狱；他于1961年8月12日在北京医院逝世之时，我在广西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自治区首府的一所大学任教。
同安人均重乡土观念。陈嘉庚家族的店号就有“顺安”“德安”“复安”，而我们黄家（王一桃为笔名，本名黄寿延）的店铺则起名“荣安”“联安”，都是同安的“安”。陈嘉庚与我父亲同辈，他是新加坡侨领，我父亲则是丁加奴侨领，一个“安”字，使两地侨领守望相助。
我之所以如此衷心感念陈家庚，乃因生于南洋的我能有机会比别人更直接地了解陈嘉庚的事迹，阅读他的著作，接受中华优秀文化的教育。我出生的丁加奴是马来西亚联合邦，与陈嘉庚所处的新加坡相距不远，但各方面相差巨大，简直是天渊之别。新加坡因为有热心教育的陈嘉庚而影响深远。他曾出任星洲福建会馆于1912年10月创办的爱国学校的总理，随后又三次担任道荫学校总理、两次当选南洋华侨中学董事会总理。而丁加奴则到1915年才办起中华维新学校。根据该校《历年大事记》所载，这所学校还是由发起人之一、我的父亲黄经烈赴星与林推迁磋商后返丁议决，由我的父亲作代表征询陈嘉庚高见筹备成立的。陈嘉庚一捐就是五百大洋。不仅如此，他于1923年7月11日接到我父亲函札即遵嘱代聘校长一名（乔荫冈）、教员二名（梁峻申、刘肇棠），而且人选还由新加坡道南学校校长鉴定、推介。由此可见，我后来所就读的这丁加奴唯一的中华维新学校所继承的传统，所发扬的校风均与新加坡道南学校及其总理陈嘉庚有关。只可惜后来我因环境和生活所逼，高小没读完就辍学到社会谋生了。同时也痛惜我父亲于“七七事变”前两天不幸病故，不能再与陈嘉庚共同奋斗了。
我之所以如此真切地感念陈家庚，是因为他的思想、业绩使我在殖民统治的黑暗中有机会望到指路明灯。那时候，丁加奴闭塞到连一张小报也出不了，每天只能读到从新加坡经七天海路运来的《南洋商报》或《星洲日报》。而这两份报纸又因其倾向而影响其立论，使人难以接受。其中，前者是陈嘉庚创办的后来却蜕变为“反陈”喉舌，好在以胡愈之为首的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在新加坡成立，并于1946年8月下旬委托张楚琨与李铁民到怡和轩南桥总会会见陈嘉庚，这才正式出版了义正词严的《南侨日报》。随后周恩来又委派曾在桂林办《救亡日报》的夏衍到新加坡协助陈嘉庚，任该报主笔。周恩来还为该报题词：“为宣传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从此，这份“为侨民的利益服务”报纸就成了我的精神食粮并化作我不断前进的动力。我曾在报上刊登过“征求笔友”和“征求中艺刊物”等启事，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笔友，并从进步书刊中领会到革命的真理，沿着《南侨日报》所指引的方向，跨出了人生和创作坚实的第一步。
我之所以如此诚挚地感念陈家庚，是因为我青少年时期受到了他影响，在丁加奴开展进步的文化活动。我十四岁那年，正是英帝国主义在马来西亚实施紧急状态条例，在全马实行白色恐怖的年头。由于此前我从他主办的《南侨日报》看到其属下的新南洋出版社的书讯，由此得到启发，在丁加奴开办新南洋书店。公开发售的书，除从香港新民主出版社订购外，绝大部分来自新加坡新南洋出版社。当时该社直接和我联系的温平，就和《南侨日报》股东之一的陈岳书过从甚密（另几个股东是张楚琨，以及与张楚琨关系颇为密切的《小城春秋》作者高云览等）。后来我们均先后来港，与时任香港新马泰侨联名誉会长会见，聚会时彼此曾忆起这难忘的往事。他比我大一二十岁，对我的上进精神赞叹不已。只可惜英殖民当局公布的一批批“禁书”书目不断在《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见报，无情的厄运很快就令我壮志难酬。
我之所以如此深深地感念陈家庚，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深沉的爱国情怀，顽强的抗日斗志，正确的政治主张，火热的生活实践不断地鼓舞着我，激励着我。一本《南侨回忆录》、一本《新中国观感集》宛若高入云霄并列的双子塔，令人叹为观止。他不愧为首屈一指德高望重的侨领，心系祖国，一心追求着民主和进步，并与时俱进，全心全意地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综览他这两部著作，我进一步领会到他继承中华民族伟大传统，弘扬现当代伟大时代精神，踏踏实实地走中国人民解放自由民主进步和平发展的爱国主义之路。历史选择了他，他选择了伟大的时代；新加坡选择了他，他选择了爱国的南侨，选择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而我，从他的《南侨回忆录》中望到了一面鲜艳的华侨旗帜——立志在旗下高歌；从《新中国观感集》中瞻仰到一位典型的民族先锋——决心在马前呐喊！即使因此而身陷囹圄也九死不悔！还要特别一提的是1947年由新加坡新南洋出版社出版，由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编的《大战与南侨》，在我看来就是一座马来西亚人民抗日斗争的纪念碑。而陈嘉庚为本书所作的长篇序言则是不朽的碑文。瞻仰于此碑前，你不能不为马共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三年八个月浴血奋战光荣牺牲可歌可泣的事迹所感动，不能不对临危受命挺身抗日即使流亡荷印仍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这位爱国侨领肃然起敬！
我之所以能在铁蹄下熬得过来，就因有陈嘉庚这坚强的抗日斗志所激励。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把这长序当做伟大的史诗来读，并不断地对这一丰碑行注目礼；也正因为这样，我才在我《马来亚·三年八个月》和《历史，并不如云烟……》等一系列抗日诗篇中和他一样同仇敌忾，把诗句化作匕首化作投枪直插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狼心狗肺。
“领导南侨捐抗敌，会场鼓励必骂贼”，“回检平生公与私，尚无罪迹污清白”，这是陈嘉庚《避难爪洼时述志诗》中的四句。句句掷地有声，扣人心弦！难怪于右任会赠他“为国争光”，而我则在此之前补题“率侨抗日”，合起来就是“率侨抗日，为国争光”，以表广大爱国侨胞对他的崇高敬意。
胡愈之：奔赴“风下之国”
的文化播种者
我1934年出世，不到四岁就丧父，从此失去父爱。而发生于1941年年底的太平洋战争，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造成的巨大创伤，更令人终生难忘。我从此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足足失学了三年零八个月，在颠沛流离悲愤交加中度过了“黑色的童年”。唯有从一台菲利浦收音机中秘密获悉逃亡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热带丛林的陈嘉庚、胡愈之、巴人、杨骚、高云览、洪丝丝等人的信息，而战前在新加坡《星洲日报》编文艺副刊的郁达夫却被日本宪兵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残酷杀害了。
这一震慑人心的噩耗还是胡愈之所著《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一书正式公之于众的。虽然这一真相作者于1946年底在郑振铎主编的《民主》杂志最先披露，但其时新马读者因无法读到中国内地刊物而蒙在鼓里，直到此书后来在新加坡新南洋出版社公开发行才获悉。余生也晚，对这位五四以来与郭沫若、田汉等齐名，又同鲁迅有过交往的文坛大家迟至1948年开新南洋书店时才有所了解，其时他已在赤道线上与世长辞三个春秋了。
令人欣慰的是我却从此书了解到其作者，并读到他在新加坡主编的《南侨日报》和《风下》杂志，还读到他为整个“风下之国”——西起锡兰东至菲律宾，中间包括印巴缅甸、泰马印支乃至印尼的小读者写的充满幻想和憧憬的长篇童话小说《少年航空兵——祖国梦游记》。我记得很清楚：此书为32开，足有一寸厚，封面是以深绿色为底色，书名则是十分抢眼的粗大的宋体字，一直横排过去。作者沙平，不是别人，正是这鼎鼎大名的胡愈之。
感谢胡愈之，让我这华侨少年第一次于“月明之夜”乘着“洲际航空列车”随着“吃风团的出发”，“梦游”了我这第四代华侨日思夜想的“祖国”——这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地大物博人杰地灵的祖国！在全书二十章“题记”的格言警句，诗词谚语中，我走进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从诗经楚辞、春秋百家到陶渊明李白一直到现代鲁迅……多少年了，远在天边的白云故乡竟成了我近在眼前的新桃花源，而且是可触可摸可亲可近！
而在此前后，我一直受到我的这位人生启蒙者的潜移默化。从他主编的《南侨日报》，我不仅读到了“中外电讯”“祖国要闻”，还读到了“南洋要闻”，尤其是“马来西亚要闻”，使我敢于直面人生，针砭时弊。从他创刊的《风下》杂志，我进一步听到他的“哲学漫谈”和“时事专论”，而获得了真理和实践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而那《每周一课》、《笔谈》、《信箱》等栏目更是我人生的良师益友。
在这几位文化名人革命先锋的影响与感召下，我向往民主自由，追求文学创作。念高小时就获邀当《马来亚少年报》的通讯员，在《星洲日报》发表文章，后来还在《南侨日报》刊登“征求笔友启事”，结交了许多思想进步、行动向上的笔友，开办新南洋书店。对此，连丁加奴联邦调查局和吉隆坡最高政治部总部的英国要员也觉得无法置信！1950年12月4日，我被他们逮捕时，他们核对我的身份证，一口咬定我绝对不是1934年6月9日出生，于是用警车押送我到州立中央医院作X光验骨，结果自然是他们自打嘴巴！丁加奴联邦调查局一再追查我“幕后的操纵者”，经一年多的内查外调，竟一个也没有查获。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幕后的操纵者”就是我在马来西亚十八年来一直缘悭一面的胡愈之！他们怎样也想不到“紧急法令”实施前二十天，胡愈之早偕夫人沈兹九乔装成富商带了一辆小轿车，上了开往南纬的英轮。一到仁月即把车变卖，然后到海边佯装游泳，再乘小轮船开往大连，回到解放区去了。
十八岁辍学走进社会的胡愈之，长期从事进步文化出版活动。1925年“五卅”反帝斗争中即在商务部印书馆编《公理日报》并写《五洲事件纪实》。1927年3月21日还赶上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因在《商报》发表了抗议信，于1928年初被迫流亡法国。后入巴黎大学攻国际法，并自学《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学成归国途中访苏，写了《莫斯科印象记》，指出未来世界属于社会主义。他1933年9月入党，先后编《东方杂志》《世界知识》《月报》《生活周刊》等。1935年后同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建立救国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并被派到新加坡协助陈嘉庚办报，坚持反法西斯斗争和争取和平民主、争取祖国独立解放活动达八年之久，是一位在印度尼西亚长期为争取民族解放、独立、自由的文化斗士。
我一直仰望这位在南洋抗战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我国一代文化名人。有幸的是，回国后，我终于有机会在北京登门拜访了这一生难忘的恩师。
巴人：深入南洋华裔的垦荒者
在太平洋战争前后，马华印尼文化艺术领域中，影响巨大而又深远的还有巴人。
巴人原名王任叔。早在“皖南事变”后，他作为新四军培养干部和社会科学大学的主持人立即奉中央领导人之命经香港赴新加坡，在那里与胡愈之等人从事进步的文化活动。正搞得如火如荼时，不料狮城风云突变，日本帝国主义丧心病狂地发动太平洋战争，他不得不在新加坡即将沦陷之际与胡愈之、郁达夫等流亡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丛林，转入地下搞抗日救亡活动。至今，我还保持杨骚儿子杨西北转送给我的一张他和杨骚当年合影的黑白照片，只见他蓄着比胡志明胡子还长的胡子，使人联想起反“围剿”中留着长须的周恩来，心中的敬意不禁油然而生。
我是在胡愈之于新加坡战后出现的《风采》周刊“认识”巴人的。第一印象是他刊登于1947年8月9日至12月27日的《风下》第48期至107期上的《领人们》。那时候的我已经是《风下》的一名读者。后来又从我新南洋书店的书架上进一步“认识”他，那就是1948年作于香港随后正式出版的《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等到我1950年12月4日入狱后，他又在香港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上发表了一篇《在外国昨晚里》（详见该刊1951年1月至4月、第54期至57期）。而此前，我的新南洋书店就是《文艺生活》在马来西亚加奴市的经销者。后来此刊与《风下》《周末报》《爱华周报》等全被列为“禁书”，我因之被殖民者投入监狱。
和胡愈之的《少年航空兵》一样，巴人的《邻人们》《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对我起到了启蒙作用。不管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乃至创作上，这些作品都是我隐形的良师。在马来西亚英殖民当局颁布“紧急法令”风雨欲来时，胡愈之早于该法令颁布前20天携夫人沈兹九乔装离星辗转北上大连进入解放区了。印尼椰城的巴人更早在1947年就被荷兰殖民者当局逮捕并驱逐出境。
和胡愈之后来的境遇不同的是，巴人于印尼独立后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往雅加达，出任中国驻印尼首任特命全权大使（1950—1952年），而胡愈之则因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英殖民当局变本加厉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而无法南下以致常驻北京。恰恰就在这两年，我厄运当头，被关押于丁加奴监狱，以及吉隆坡最高政治部总部、恰保集中营、巴生遣送营，只能南望印尼高挂的红白旗和北望胡愈之所在的北京飘扬的五星红旗……而马共领导的马来西亚民族解放军的三星红旗，只能在我的梦境中和伤口中浮现。
40年代末，巴人被荷兰殖民者驱逐出印尼，50年代初即被新中国委派重返椰城。在马来西亚英殖民地狱中的我年满18岁即被遣返中国。
在政治上，巴人23岁即加入中共，25岁参加北伐战争，而最为人称道的是1927年第一个将蒋介石清党密令消息报告给周恩来。在思想上，他18岁即受五四运动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影响，从《新青年》中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作为上海孤岛时期抗战文学活动的领导人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参加编辑《鲁迅全集》二十卷本的工作，更不用说后来在印尼出生入死的一段经历了。正是他和一些进步文人为了逃避日军的追杀，从新加坡冒险逃难到苏门答腊，启发了华文文学的热潮，而使印尼文学艺术的天空云开日出，迎来了“光辉灿烂的日子”。六卷本的《巴人文集》以及《印尼社会发展概观》《印度尼西亚近代史》等就是留给后代的一大笔精神财产。难怪至今印尼苏北的人们会这样深切怀念他。
巴人给我的教益是多方面的，除了以上所述，他的《文学初步》（后易名为《文学论稿》）是指引我文学阅读与写作的“初步”，和艾芜的《文学手册》对我的文学启蒙一样立竿见影，后来还成为我在大学教写作的不可多得的参考书。他的《印度尼西亚之歌》也一直为我所喜爱，只可惜相见恨晚，到80年代才始得一见。至于他的回忆录，更是我生活和创作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