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离散居,归去来兮

摘要：在《庄伟杰短诗选》的34首当中，“来去家园”的流散主题表现得最为充分与突出。具体而言，表现为怀乡叙事的建构、家国想象的呈现、存在焦虑的剖白与抵抗这样三种维度。它们都是作为流散人的诗人在经历流离之愁痛后的真实书写，既有对人生困惑的追思，也有对梦中家园的追寻，更有对终极关怀的追问。从这个意义上说，庄伟杰的诗歌虽然吟唱的是他作为一个海外赤子的心声，但也可以说是一批海外赤子的心声，更可以说是一代海外知识分子的心灵写实。

关键词：《庄伟杰短诗选》；来去家园；心灵写实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63（2012）2－0058－05

2011年7月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英文对照的《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其中一辑为《庄伟杰短诗选》。庄伟杰，闽南人，旅澳诗人、书法家、评论家、编辑家，澳洲华文诗人笔会会长，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其人诗文书画皆工，著作颇丰，除发表过大量学术含量极高的评论文章外，还出版了十余种诗集、散文诗集、书法集和学术论文集，主编过四十多部书籍，并获中国“冰心奖”等多种文学艺术奖。庄伟杰尝戏称自己的写作呈放射状，吟诗作对、评论诗文、挥毫泼墨、传道授业皆有，但其用力最多、下笔最勤的应该还是诗歌创作，相应的，其诗歌成绩亦最为突出，有诗作编入大学教材《海外华文文学读本》。新出的《庄伟杰短诗选》虽只收诗34首，只是其丰沛的诗作海洋中的一滴水，但薄薄的小册子中无一不精巧细致、内蕴深厚。

就艺术风格而言，庄伟杰的这34首诗情感真切感人，善于抓住典型性的细节展开抒情。诗人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与感受力，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那些细微的场景，并精心选择最具有包蕴性的一瞬间，将之凝炼成诗句，赋予其永恒的美感。有时诗人以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来构造诗境，使得诗境浑融圆满，如《蝶恋花》、《密度的思念》等诗。有时诗人纯粹用白描手法，对眼前定格之景精描细作，如《飞向秋天的白鹭》、《睡莲醒来》等。

从主题来看，有研究者曾对庄伟杰散文诗的题材类型进行了总括，指出“从他出国留学并定居于澳洲以及之后又往返于澳中两地的历程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精神放逐’系列，二是‘来去家园’系列，三是‘藏题实验诗’系列。这三类在诗体风格、表现形态和话语方式上虽有所不同，文本也具有多种言说的可能性，但具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内涵与生命质点，那就是对生命个体的大情感投入和对人生漂流的大忧思展现”［1］。在这本《庄伟杰短诗选》中，34首诗歌中“来去家园”的流散主题表现得最为充分与突出。具体而言，表现为以下三种维度。

一、怀乡叙事的建构

乡思是人类普遍的情感，怀乡主题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常见主题之一，古代的士子们或因游学，或因求仕，不得不远离自己的家乡，独自漂泊在外，承受着无尽的寂寞孤独，穷困潦倒之时遥远的故乡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与失意灵魂的安放所；即便仕途得意，故乡的父母亲人也会是永恒不变的牵挂。《诗经》中吟唱过怀乡思亲曲，东汉的失意文人发出过“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漫浩浩”、“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的慨叹，而即便是处于盛世的唐人也因“乡路渺天外，归期如梦中”而或“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或“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或独自叹惋“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古人借诗吐露乡思之情。

在庄伟杰的散文诗中，随着作者生存空间的迁移、身份的变化，原乡记忆随之产生，怀乡自然地成为其诗歌的主题。怀乡主题在庄伟杰笔下，不只是一种书写策略，同时也是一种与生存体验相伴相生的真实情感。尽管诗歌是一种以抒情为主的文体，叙事性并不强，但在庄伟杰的短诗中，诗人以情感抒发为主线，建构了属于诗人自己的怀乡叙事。诗人用一首首诗将自己走出故乡之后经历放逐、流浪又归来的经过娓娓道来。诗集第一首题名《走出》，诗人“走出国门闯荡外面世界/是从故乡出发的//走出故乡开始远行/是从乡间小路出发的//走出乡间小路进入都市/是从一座石头楼房出发的//走出一座石头楼房四处流浪/是从某个春天出发的//走出某个春天漂泊岁月/是从那年那月那日出发的//走出那年那月那日学会独立/是从母亲眼眸出发的//走出母亲眼眸感受生活/是从千叮咛万嘱咐出发的//”［2］。全诗虽是自述口吻，但诗中又似有第三人讲述一个关于离开的故事，诗人用电影拍摄的技巧，镜头从远及近，从大到小，越过故乡，跨过乡间小路，掠过石头楼房，最后停留在母亲温柔的眼眸。相信母亲的眼眸感动的不只是外出闯荡的诗人，也打动了所有读诗的人。

《走出》是怀乡的开始，《浪迹》是通往怀乡的旅程。诗人流离的他乡是澳大利亚的悉尼，“这里的天是蓝的，海是蓝的/连白皮肤的眼睛也是蓝的/一年四季都倚靠在湛蓝的背景中/而我似乎笼罩着一种蓝色的忧郁”（《悉尼的颜色》）。诗人走出本是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在那里，“梦的天空/变成纯蓝一片/我枕着的空间/一枚银色的钻石/旋舞”（《浪迹》），但到达梦想之地后诗人发现“梦在浪迹后 蓦地/消失/剩下 不能永存的/记忆”（《浪迹》），“每一个白天无论是阴是晴都很白净/让我在梦里乡关静卧成李白的月光”（《悉尼的颜色》）。“不算家的家是每天的归宿”（《无题咏叹调》），纵使他乡的天、他乡的海再蓝，入梦的还是故乡的那一轮明月，抹不掉淡不下去的原来是思乡的情怀。《风中之歌》写诗人一个人出发，经常在“风中奔跑”，行在旅途的他寄望的是“让灵魂里的风插上翅膀”，因为风可以牵引诗人找到自己的家自己的根，故乡的味道是那般的熟稔，让诗人魂牵梦绕，情不自已。整首诗中诗人连用了常常、轻轻、往往、微微、缓缓、默默、淡淡、徐徐、静静、深深这类的叠词，在平淡舒缓的节奏中吟唱一曲绵长的怀乡曲。

在《浪迹》的途中，回忆是打开故乡之门的那把锁钥，《想起》是回忆的一再复现。对于流离在外的人而言，回忆是心灵的慰藉，那些进入回忆的时光是值得一再回味珍惜的时刻。流浪久了，有时候会让人以为已经忘记了故乡的那些草木人事，但孰不知故乡的一草一木早已被深深地刻进脑海，也许暂时沉入时光之河的底部，然而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或随内心一念而转便又会浮现。在浪迹的游子心中，有关故乡的回忆是温暖的，“想起家以及那个海边村庄/心底有一股暖意像灯光/每一盏有每一盏的瑰丽/每一线有每一线的缤纷/但笑看另一个世界的悲欢离合/想起的是老祖母曾编织的童话//想起地瓜藤和青石板铺成的路/黄昏中 飘动的花头巾/无意间触动故土的血脉/涌起好多好多的叹息/留下太深太深的思念/想起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想起》）。进入诗人回忆的那些故乡的景色都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风景，但正是这些小小的风景组成了一幅幅温暖的图景，撩拨着诗人的心弦。故乡的美丽存在于诗人的记忆中，也许这些记忆中充满淡淡的忧伤，但也还是令人怀想的，有足够的温度给人以慰藉。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唯有这样的人方可还乡，他早已而且许久以来一直在他乡流浪，备尝漫游的艰辛，现在又归根返本。因为他在异乡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还乡时得以有足够丰富的阅历……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在这部《庄伟杰短诗选》中，作者从《走出》去《放逐》、去《浪迹》，到《想起》，经过一番《心路》历程之后，终于明白，“倘若露水已然打湿脚步/就把心回放到故乡的手掌里//归来吧/既然异乡的月亮令人黯然神伤/何必把根移到外面世界//归来吧/与其让记忆和时差错位/不如以水的方式探询幽渺岁月”。“踏浪而去凌空而来”的诗人，在做出归来决定的时刻敏锐地感受到“幸福的风景就在此刻抵达”（《归来吧》）。就这样，怀乡叙事变得完整，而诗人的情感也得到了圆满。

有意思的是，这本短诗集从《走出》开篇，到《背影》收卷，不知道是一种巧合还是诗人有意识地安排。诗人走出国门闯荡外面世界是在母亲的叮咛声中出发的（《走出》），而走出之后绕过半个地球再度归来，只能“伫立 母亲遗像前/有许多话儿 想跟她老人家/聊聊 却不知从何说起”(《背影》）。故园的记忆与家的记忆重合，而家的记忆常常又和对母亲的记忆叠加在一起。诗人走出之后再度回归，故乡依旧，而母亲已经不在，家园记忆一下子缺失一角，只有满满的遗憾填充其中。这种物是人非的痛苦正是无数海外游子都曾经历过的情感，而对失去的母爱的回忆也是怀乡叙事在当下的另类延展。

二、家国想象的呈现

对于离开故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而言，有时，故乡已不是一种具象。因为离乡多年，遥远的故乡早已不再是当初的模样，游子们即便回归家园，也很难将现实的故乡与记忆中的故乡完全重合。故乡的地理范围在游子的记忆中会模糊，空间范围会扩大，直至被纳入民族国家的想象中并从部分代表成为完整替代。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故乡在海外游子的心中俨然是其家国想象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可以重合的部分，故乡的存在是一种抽象的美学资源，一种与民族记忆、文化想象密切相连的符号。而在文学创作中，这种美学资源与文化想象的完成就通过一系列的意象以及梦境得以实现的。

在《庄伟杰短诗选》中，与家国想象有关的意象大致有这样几类：一是像唐人街之类的人文景观；一类是像汉字、茶、唐诗、宋词等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类的意象；还有一类是蝴蝶、灯、落叶、睡莲、水、蜜柚等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这几类意象不管是单独出现，还是一起出现，表达的情绪大都是正向的、积极的，让人感受到暗蕴的情感张力与温度。

比如唐人街，海外有华人的地方几乎都有一个叫唐人街的区域。唐人街的华人的生活未必是最好的，像“美国华人社区便分化为两个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郊区华人（定居于环境优雅的郊区的中上阶级华人）与唐人街华人（住在拥挤的市区贫民窟的贫穷华人）”［3］，但不管如何，汉字、乡音和传统中华文化使得唐人街对海外华人来说具有永远的吸引力。在诗人眼中，唐人街是一个亲切的、负载着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地方，它“守护着唐朝的梦/让孤旅者溅湿那双黑眼睛”，“方块字的魂魄在这里栉风沐雨/凝固的岁月在追梦中发芽”，“久违的乡音丝绸般袅绕耳际”（《唐人街写意》）。又比如茶，可以“让紧张的日子舒缓一脉温馨/而持久的韵味让人的呼吸和思考扩大了空间//渐渐地 把我们引向了洗净尘埃的化境”（《茶韵之妙》）。2009年下半年“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进行了抽样系统调研，据其最近公布的“中国文化符号调查报告”阶段性成果显示，在270项候选中国文化符号中，汉语（汉字）、书法、古典诗词、茶进入“全国大学生眼中最具推广价值的中国文化符号”前10项［4］。诗人爱用这些意象入诗也正是因为这些意象虽普通，但已凝固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与中国、中华文化和中国人密切相关。

而有时诗人也爱写叶子，无他，只因“一枚叶子 有它自己的归宿/如同一个人 如同一片阳光”（《一枚叶子》），叶落归根与人回归家国意味相同。写灯，是因为灯“在黑夜里 引诱我的思想涌动微澜”（《内心的鳞片》）。写梦境，蝴蝶则是梦中的常客。诗人自比蝴蝶，“从先祖庄周的梦里飞出/千年之后 又飞回到原点/穿梭于那个本来眷恋的花园/翩然起舞 缠绕着一朵艳/构成了一种生活美学”（《蝶恋花》）。冬夜中诗人也会“倏然看见一只蝴蝶朝我飞来/翅膀擦亮了一道斑斓弧线/把淡淡花香融入城市的一角/仿佛庄周梦中的天使光临”（《密度的思念》）。这只蝴蝶，无论是庄周还是蝴蝶，其生活终究离不开最初的那个原点，丢不掉那份眷恋。诗人就是那只蝴蝶，脱离故乡的怀抱后，最终选择回归故园，因为在那里才能有自由飞舞的空气与多彩的美丽。

三、存在焦虑的剖白与抵抗

我们知道，相较于其他文体,诗歌的私语化写作倾向更为明显。无论是“诗言志”还是“诗缘情”，诗人借手中的笔畅述胸中幽情，抒写自我怀抱，或慨叹历史，或感怀人生，其中莫不渗透一个“我”字。情是属于“我”的感情，志是属于“我”的怀抱。庄伟杰诗歌中属于“我”的感情除了怀乡之外，还有一种对自我归属的迷惘与现实存在的焦虑。实际上，怀乡与迷惘、焦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根本原因是人在异国的孤独或失意。尽管从这部诗集入选的诗歌来看，孤独一词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不过在字里行间还是隐隐透出来，那是一种因失去精神家园失去温暖庇护而生发的源自内心归于灵魂的孤独，同时伴有一种因孤独而来的存在的焦虑感。如《放逐》一诗，写晦涩的夏夜、稀薄的空气、疲倦的温情，都在诉说着难以言明更无处安放的孤独。而这种孤独是因身处边缘、找不到人生定点而起的孤独，注定在异国他乡不可能得到解决与释放。诗人曾“梦想张开翅膀/放飞 在城市上空/踮起脚尖 翘首/胸中之笔跟着拔节”，但最后也只能“深夜 买醉街头”（《买醉街头》）。诗人想知道“是谁 抢劫我翡翠的梦/让我在远近处或高低处徘徊”，但这注定是一种没有回应的提问，因为“蚕儿听不懂我爬跋的疼痛/我听不懂蚕儿疼痛的爬跋”（《周末时分》）。

孤独的人连看天空中的星星也是孤独的，“只有依稀的幻影 摇曳/黯然内心 穿梭眼花/路边的落叶 不谙人情/但在流浪者的感觉里//犹如一面面旗帜 很悲壮”（《无题咏叹调》）。落叶无心的凋零掉落在诗人的眼中既意味着时序的变化，又暗示着人年华的流逝。当理想抱负未得实现时，一个人对时序的变化、年华的消逝会更加敏感，所以诗人才会涌出一种近似悲壮的孤独感来。这份悲壮的孤独在诗人笔下四处弥漫。“他乡的路铺成回家的路/异域的语言读成自己的母语”（《唐人街写意》），道出了生存在海外的华人的痛苦，让人读来唏嘘不已。诗人有时会“想起流浪的日子想起神游的梦/我是一只飞鸟 俯仰于海天之间/每一次扑腾都隐含着忧伤/每一个姿态都拖曳一行湿漉/而作为另一种形式的船只/想起的是抵达那坚实的彼岸”（《想起》）。在这里，飞鸟是诗人的自喻，鸟的飞翔本是一种与自由相关联的姿态，但流浪时的飞鸟，失去了飞行的方向，诗人没有用飞翔这样表现轻快灵动的词，而选择了“扑腾”、“拖曳”这类暗藏挣扎、暗示沉重的词以充分表现内心的沉重与忧伤。作为另一种形式的船是可以通向自由的，但在这里船只指向的是坚实的彼岸、灵魂的归宿地。诗人如实地记录了自己在外放逐流浪的心路历程，无论是霍金，还是萧邦，或者陶潜，“他们像无数过往的行人 在/我的心路上 穿梭来回”（《心路》），相信每一个有过在异域生存经历的人都能体味诗人对生存焦虑的坦率剖白。

有研究者指出庄伟杰作为一名“边缘人”，其“常在边缘享受孤独又不断求索，‘孤独’是诗人用以探寻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家园的一个特殊视角。在他那里，‘孤独’一方面可视为其诗歌文本的状态，同时也是诗人出国后自身写作和生命方式的直接呈现。……现实世界中的诗人与文本世界中的那份孤独感，有着互为映照的内在联系。进一步说，‘孤独’具体地表现为在放逐之中的文化失落及由此感受到的悲剧性命运的疼痛”［5］。此论甚切。

不过诗人最终并未任由这种焦虑感蚕食自己，相反，他一再努力与这种生存的焦虑进行抵抗，抵抗的武器就是回归中国的庄禅，以及陶渊明式的归隐。既然“苦难是不能理解的种子/耕耘是简单而深刻的平常景致”，那么诗人追问：“当一个人远走他乡/悲壮故事 如同青涩的果子/这本身是一种禅吗？”（《一种禅》）确实，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生命情节，它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的全部人生，而生活自身就是修禅的过程，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美好，这些美好凝成的果实也就是禅。在放逐自己之后，经过一番深思，诗人有了新的领悟：“仿佛生活在别处 我侧耳倾听/发现空气、流水、栈桥、楼宇用本体/静观绿的、蓝的、白的、红的用喻体/端坐在岁月深处 保持安详与宁静”（《领悟》）。生活在别处，只要认真倾听自然的声音，内心的安详与宁静并不难得。实际上，生存的意义，无论白昼的那些万物荣枯还是夜里的晚风轻拂，“看见或听见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 在于自己是否/找到安置灵魂的庇护所”（《看见或听见》）。所以诗人写道：外面的世界“真的需要干净/更需要自由的舞蹈和歌唱/如同需要空气和情感/驱使我每天都习惯于赤裸身体和思想/沐浴或自焚 冲洗或洁亮//然后，平静地面对时间的流动/面对自己 也面对内心的骚动”（《水》）。内心平静的获得取决于思想是否自由，灵魂是否插上风的翅膀自由飞翔。因为追求思想与灵魂的自由，诗人不仅对中国的乡土田园生活进行了桃花源式的描图，还多处写到了中国隐士的代表陶渊明，如《重逢陶潜》、《心路》等。陶渊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只是由其诗歌成就奠定的，更是由其高雅的生活情趣、高洁的人格魅力决定的。诗人对陶氏人格与陶氏生活心向往之，诗写遇陶、慕陶，正是其人生姿态的表达，也是人格与情怀的象征。

无论是怀乡叙事的建构，还是家国想象的呈现、生存焦虑的剖白与抵抗，它们都是作为流散人的诗人在经历流离之愁痛后的真实书写。庄伟杰的诗歌中既有对人生困惑的追思，也有对梦中家园的追寻，更有对终极关怀的追问。从这个意义上说，庄伟杰的诗歌虽然吟唱的是他作为一个海外赤子的心声，但也可以说是吟唱出了一批海外赤子的心声，更可以说是属于一代海外知识分子的心灵写实。

他另有一首《方块字的祖国》未收入这部诗集，但表达的意思更加鲜明。诗人写道：“写祖国的诗篇/ 牛毛般多得不胜枚举 /就像祖国身上四通八达的大路小路/ 你算不过来/ 更像现代化大都市 /密集的楼房 / 你无从盘点 //我多想写一首诗献给祖国啊（写了多年的诗却未敢轻易下笔）/但我找不到一条通往灵魂出口的线路/ 也找不到一处可以让自己诗意安居的住所// 想想还是不写的好，以免贻笑大方……搜索枯肠/ 想来思去 / 辗转反复/我提醒自己不要如此这般自我折腾 //其实 祖国就流淌在我们沸腾延续的血脉里/就在我们的五官感觉里在潜意识在梦境里/那是我们天天看着读着摸着听着书写着的 方块字 // 无论是一点一画还是一波一磔 / 所有的线条都灵动构成为祖国的形象 /哦祖国 属于我的方块字的祖国。”［6］那些身在海外的赤子始终不能抛却的乡愁在这里具化成了一个个的汉字，爱国的热情也找到了倾泄的出口。

海外华人文学创作中的离散书写既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有关，也和华人个体的生存状况相关。不管因移民而来的流离散居还是与留学相仳邻的漂泊放逐，异质文化的冲突、身份认同的矛盾都相随之产生。仅从文化交流来说，当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发生碰撞与交流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从传播角度看，人是文化传播的主体，“没有人不传播”，不管异质文化之间的流动是由强势文化到弱势文化还是由弱势文化到强势文化，文化传播发生时人是最重要的媒介，人也是对文化交流时的碰撞、冲突感受最直接与深刻的那一个。按社会学的观点，当日常生活的被边缘化程度越高，主体对自我处境的认识也就越深。这样，当一个族群在另一文化环境中处于弱势时，处于边缘性的交流主体所有的文化自身的张力与弹性就会迸发出来，成为一种抵御他国文化的武器和捍卫自己话语权利的力量，以保证自己文化与民族的独特性，保全自己不被他国文化吞噬而成为沉默失语的那一个。从深层意义言，海外华人是以传统中华文化作为载体，以此表现对文化中心主义与霸权主义的抵抗和对文化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的认可，流散的文学表征也因之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本文为华侨大学华文学院院级课题“中国诗学传统在异域的播迁与流转——以海外华人诗歌为研究对象”（HWJY201107）的部分成果）

注释：

［1］、［5］杨匡汉：《“边缘人”的来去家园》，《文艺报》，2009年4月16日。

［2］本文所引诗句，若无特殊标注，均出自《庄伟杰短诗选》，香港：银河出版社2011年版。特此说明。

［3］〔美〕尹晓煌著，徐颖果 主译：《美国华裔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4］《我国文化软实力调查表明——中医是中华文化十大要素之一》，《中医药临床杂志》2011年第3期，第200页。

［6］引自庄伟杰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c03db50100cek8.html

作者沈玲，女，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