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守望与文学书写
时间：2021-02-27 07:53:1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滚滚滔滔的澜沧江在勐腊县出境成为老挝和缅甸的界河后始称湄公河，在澜沧江畔，蕴藏着中原地区罕见的边境传奇与民风异俗。回族作家王毅是位具有独特表达方式的作家，他刚出版的小说集《南瓦河水静静流》，运用清新硬朗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画，让我们走进佤山，走进傣寨，陶醉于曲折故事和美感享受的同时，不知不觉被小说中深刻的使命感所感染。
首先，这部小说集在取材上充满了边地风味与民族特色。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常常把汉民族文化等同于整个中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丰富多彩的边地民族文化，造成了对边地民族文化的遮蔽与削弱。在全球化大一统的文化背景下，对差异性的追求成为当下文化发展的特征之一，因此，对边地民族文化进行艺术审视与表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王毅笔下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南国边境地区，比如，“群山环抱，树木葱茏的拉祜族的曼美寨子”、“举世闻名的金三角，那边生活着佤族、傣族、拉祜族和少量的汉族居民，与中国这边的好几个民族属于同一民族但跨境而居”、“这个很远的地方名叫多敢，是毗邻中国的缅甸国家的一个小镇。小镇位于麻栗坝子的西边，麻栗坝子是个山间河谷盆地，坝子的东边与中国云南的孟汀坝子只有一河之隔。”这些地方，“树木葱茏，有菠萝蜜、油棕树、木棉树、菩堤树等，别具一番亚热带的特色。”王毅书写着生活在这里的佤族、傣族、拉祜族、缅族、景颇族、德昂族等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生活，他们喝着“水酒”、“聂良”酒，吃着“米线”、“鸡肉烂饭”、“牛肚子果”，民风淳朴而粗犷，演绎着他们的爱恨情仇的生活，充满着与汉族文化不同的有趣元素，比如，赵岩布勒对唐诗雅的爱情告白是：“我老家的那片坟山风光很美，我们那里同一个村的人死了以后，都会埋在一起。你……死了以后……愿不愿意……跟我埋在一起？”这样的告白，诙谐有趣，别具一格，散发着生命的天然拙朴气息。
小说散发着迷人的边地民族文化魅力，值得注意的是，王毅并没有以静止的眼光来看待边疆的一幅幅生存图景，而是把时代发展与人的命运杂糅其中，“文革”时代的风风雨雨、知青激情燃烧的岁月、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开拓创新、新世纪的飞速发展与精神迷惘等，在这部小说集中均有体现，通过不同的故事与人物，把广阔的历史画面动态地呈现出来。王毅的小说开拓了边地文化的表现空间，探究蕴藏在民族文化内部的精神渊源和人文质素，表现出多元文化的艺术诉求。
其次，这部小说集的情节架构巧妙，故事完整。小说最基本的要素是故事。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认为小说起源于休息：“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小说的胚胎就是故事。故事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淘汰了它的自然性和偶然性因素，使故事的前后环节具备因果和必然的性质，这就是情节。情节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生活基础，人物性格是在人物的行为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构成的冲突中显现出来的，情节就是一系列生活事件的演进过程，是人与人之间矛盾冲突的艺术表现。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故事和事件都能写成小说，小说情节的展开必须具有可能性和必然性。可能性就是动机和原因，必然性就是事件的因果关系和逻辑推理性，这是小说情节展开的内在驱动力。小说的各种材料，往往要通过情节发展的线索来组织，合适的情节能把那些杂乱无章的一大堆想法，观察到的东西以及获得的知识都编织起来，它可以作为起组织作用的酵母。
在王毅的小说集中，几乎每个故事都曲折有致，引人入胜。《二号教授》是抽底式结构，把在人们看来小气刻薄的二号教授的真正的无私精神面貌在结尾处揭示，令人大感意外又恍然大悟，细细琢磨，又体味出这一结局实在情理之中，不由得感动、感慨、深思。《三人行》是板块式结构，马如云、耿剑飞、林明三个人的命运遭际是明显的几个独立部分，每个“板块”都可以独立成章，成为一个单独的故事。但是，它们拼合在一起的时候组成一个完整的图形，全面清晰地表现出三个人的全貌，通过三个人的友情关系与交错纠缠的命运表现出他们对于人生的抉择，进而显示出作者对这篇小说的创作意图和思想内涵、艺术特征。《南瓦河水静静流》是拆信封式结构，结构严谨、情节紧凑，作者将主人公南芳的全部经历、遭遇，都放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中展示，既集中，又节省笔墨，产生了较强的戏剧效果。此外，翻板式结构、连锁式结构、抽屉式结构等，作者都运用得自然纯熟，为小说内容更添精彩。小说情节更是运用多种技法来增加悬念，比如《夕阳西下时》中的“误会法”，《岁月如歌》中的“对比法”，《岩弥勒》中的“反应式”等，令作品的情节发展独辟蹊径、引人入胜。这些结构技巧呈现出作者极强的讲故事能力，并表现为一种形式美，使得作品更有艺术魅力。
再次，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既是小说作者刻意创造的核心内容，也是读者解读小说的一把“钥匙”。塑造人物形象是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无论情节的设置，矛盾的安排，还是环境的描写，都是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的。如果把一篇小说比作一件衣裳，那么人物就是这件衣裳的衣领，衣领具有统摄全局的重要作用。没有衣领的衣裳只能是奇装异服，没有人物的小说也只能是偶尔为之的探索性新潮小说，因此，成功的小说离不开人物塑造的成功。一篇脍炙人口的作品里往往有着深入人心的生动人物形象，正如唐僧师徒四人之于《西游记》、金陵十二钗之于《红楼梦》。
王毅的小说在人物刻画上拥有丰富的表现手段，从各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塑造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描写人物的音容笑貌，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通过对话、行动以及环境气氛的烘托等多种手段、来刻画人物。比如，在《李猛出国》中，李猛与自己的姐夫也是异国边境县城的头领赵三木嘎谈判，赵三木嘎提出用“斗鸡”的方式来定胜负，李猛胜利后才知道赵三木嘎是故意输给他的。原来，赵三木嘎已经意识到答应李猛的条件才是正确的选择，但是，他又是极要强，爱面子的人，虽然心里早己服气，嘴上却不承认，所以他用“斗鸡”这种独特方式给自己一个台阶下。通过这个妙趣横生的细节，凸显了赵三木嘎勇猛刚愎、不肯轻易认输的性格特征，也显示出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浓郁的边地文化特色。在这本小说集中，虽不敢说都是精品，但却是篇篇耐读，作者刻画了一个个鲜明生动的形象，充满活力与信义的小扎腊，秀色可餐、气质高贵的唐诗雅，深谋远虑、诙谐幽默的李猛，单纯热情、乐观开朗的岩弥勒，透明纯净、执着善良的南芳，自尊要强、宽容大度的李小梅等，无一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作者还刻画了“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系列、“边地官员”形象系列、“知青”形象系列，这些系列中的人物兼容了时代、身份共性与个人特性，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群落，这些人物形象代表了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的典型，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审美和认知价值。这些人物不是某一时代政治、概念的化身，而是具有生命力的鲜活人物形象。
人物形象的精神深度，代表着作品的水准。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动荡时代，作者能对纷繁的生活进行准确把握和高度提炼，让人物在文学叙事的具体展开过程中体现出文学的、美学的和艺术感性的力量，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最后，充满着使命感的精神诉求。屠格涅夫说过：“在文学天才身上自己的声音是主要的、生动的，自己特有的声调，其他任何人的喉咙都发不出的声调是主要的。”这就是要求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自我精神追求。
王毅在小说中以对得起历史和人民的创作态度，用手中的笔真实而艺术地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变迁，关注社会生活与时代需求。《一盆莲瓣兰》是一篇写得很睿智的精致短章，它揭露了官场的某些“潜规则”，深刻批判了“干得好”不如“说得好”的不正常现象；《大学生张晓强的姐姐》对人的尊严在金钱面前的软弱进行了冷峻的审视，虽然也对小人物在生活困境中的挣扎和无奈表示了理解和同情，但姐姐的形象最后在弟弟心中坍塌表明了作者坚定的批判立场；《兰华在追求》刻画了一个对别人宽容对自己严格的干部形象，兰华内心的大爱追求恰恰是作者人文关怀的体现；《岁月如歌》通过几个好朋友在几十年的岁月变迁中的人生选择，虽然也有人生无常、命运多舛的感慨和困惑，但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与公仆意识却是始终高扬的信念和旗帜。可以说，小说的叙事，与其说是一种技巧，不如说是信仰的展现。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品传递着作者内心的人文关怀与理想主义的追求。
每一部优秀的作品，都有作家伟大的灵魂在观照作品。那就是作家的人文关怀，悲悯之心，关注底层，同情弱小，以平民的视角、平民的姿态平实地进入到普通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去。王毅的小说，有坚实的生活之“根”，亦有飘逸的艺术之“灵”。他通过文字表达对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的深深感悟，让人掩卷深思。《南瓦河水静静流》就像一张新鲜的芭蕉叶子，碧绿丰硕，凝聚着浓郁的异域风味与蓬勃的生命活力，在边地的炽热阳光里，撑出一片清凉的绿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