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儒商蒋抑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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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兴业银行，支持民族工商业
蒋抑卮（1875～1940），名鸿林，谱名玉林，字一枝，又字抑卮，出生于杭州的一个富商家庭。父亲蒋海筹精明能干，从丝织童工干起，成为杭州蒋广昌绸庄老板，人称“蒋半城”，意谓蒋家独占杭城丝绸业的半壁江山。蒋抑卮自幼好学不倦，曾补授钱塘县学生员，28岁东渡日本留学，专攻政治经济。光绪末年，受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他积极参与创办浙江兴业银行，出任银行常务董事30余年，把“浙兴”办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私营银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争相攫取中国铁路修筑权，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为抵制英美插手苏杭甬铁路，1905年7月，浙江绅商代表在上海斜桥洋务局集会，决定组成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推举浙江名士汤寿潜为总理，招募股款，自办苏杭甬铁路。全省绅民踊跃购股，至1907年10月，共招得股款达2300万元之巨，为各省自筹铁路资金最多的一个。筑路工程随即启动，计划中的苏杭甬线改为沪杭甬线，由沪杭两地同时开工。
如此巨额款项，保管和运作成为一大难题。开始款项被存在上海、杭州的30多家钱庄里，支取十分不便。时汤寿潜已与蒋家结为姻亲，得知蒋抑卮留日归来，专攻财政经济，对他十分信赖，经常顾问参谋。喝过洋墨水的蒋抑卮，深知银行业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提议成立专业银行，有效地保管和运用这笔巨款。不久，浙路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了他的建议，由公司附设铁路银行，业务独立于公司之外，以便“内顾路本”，又能“外保商市”。初步商定资本额100万元，分1万股，每股100 元。
当时银行在国内属于新生事物，许多人心存疑虑，不肯贸然认购。蒋抑卮竭力说服乃父，率先购买1000股，由此带动各界纷纷跟进。1907年10月，按汤寿潜取“振兴浙江实业”之义命名的浙江兴业银行在杭州中山中路正式挂牌营业，它是浙江省第一家私营银行。蒋海筹为三大股东之一，出任银行董事。两年后，蒋抑卮代父出任此职，成为“浙兴”的实际掌权者。他性格沉稳，天生具有商业头脑，又熟悉近代金融知识，指挥调度游刃有余。在他的主导下，“浙兴”一开始就注重信誉，坚持稳健存贷。短短几年里，除服务浙路公司外，自身业务迅速发展，在上海、汉口等地设立了分行，发行钞票总额高达135万元。
与所有民族企业一样，伴随着近代中国时局的动荡巨变，浙兴宛如大海中的一叶扁舟，经历了一次次惊涛骇浪的冲击。第一次风波发生在成立后的第4年即1911年。是年10月10日上午，寓居上海的蒋抑卮忽然收到一份电报，称“湖北民军于昨夜12点半在武昌起义，总督瑞澂不知下落”。他立即致电杭州总行，复电询问汉行资产负债数目。次日，邀请寓沪“浙兴”董事共商对策，决议马上启运10万元现银送至汉口，以确保汉口分行正常运营。不料，12日夜汉口、汉阳大火，人心浮动，秩序混乱，各家银行相继停业，“浙兴”汉口分行也不得不宣告休市。过了几天，杭州城内盛传“汉口兴业银行倒闭”的谣言，顾客潮水般涌入中山中路“浙兴”总行大楼，纷纷要求兑钞提存，大家“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手中所持者，不过一元或五元纸币数张，或二三百元存单一纸”。银行库存迅速告急。蒋抑卮临危不乱，再显英雄本色，一面派人火速从沪行调入现银10万元，一面不惜将家中存银倾囊而出，让家人用扁担挑着银元送到总行，以稳定人心。谁知这次风潮来势甚烈，两笔款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他不得不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多方求援。最后从大清银行杭州分行和两浙盐运使署借得白银35万元应市，局势才得以控制。
屋漏偏逢连夜雨。杭州方面刚刚安排妥当，浙兴上海分行又起风云。面对汹涌而至的兑钞者，同业中有人提议各家银行同时暂告休业。蒋抑卮闻言，断然反对道：“必须维持营业，取信于市。”他亲自出马，找新任浙江都督汤寿潜求助。恰好江浙联军要出兵攻打南京，需用现银发饷，汤同意把兑付银元的差使委托给“浙兴”上海分行。蒋抑卮便用这笔巨款作周转资金，应对越聚越多的挤兑者。当一箱箱白银摆在“浙兴”上海分行柜台里时，顾客放心了，聚在银行门口的人群当即散去大半。沪杭两地风波一平，汉口分行的局势也大大地缓和了。
“浙兴”一直以振兴民族工商业为己任，当时江浙沪一带比较著名的工矿企业几乎都与它有过业务联系。据统计，上海各商业银行对工矿企业发放贷款，浙江兴业银行名列前茅，多达600余家企业，其中20余家起死回生。实业巨子张謇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急需流动资金，“浙兴”一次就贷给他25万元。1918年“浙兴”上海分行乔迁新址，张謇专程登门祝贺，风趣地对蒋抑卮说：“我这个状元公还得你这位秀才郎多多扶持哩！”（张为清末最后一个科举状元，蒋抑卮早年参加县试得过秀才）1928年后，浙江兴业银行存款数额大大下降，但它对工矿企业的贷款有增无减。难怪曾受其支持的上海“煤炭大王”、“棉纱大王”刘鸿生，多次称“浙兴银行是我们企业自己的银行”。而著名的钱塘江大桥，更是在蒋抑卮领导的“浙兴”的鼎力支持下，才最终完工通车的。
1933年8月，浙江省成立钱塘江大桥工程委员会，请桥梁专家茅以升任主任委员，设计建造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建一座横跨钱塘江的大桥，而且是公路铁路两用桥，需要花费庞大的资金。当时政府根本无力承担，必须向银行贷款。但投资这样规模的大桥，风险自然很大。杭州、上海两地的银行都在相互观望，谁也不肯贸然放款。那段时间，蒋抑卮也十分为难，如果“浙兴”上，别的银行也会跟进，但这毕竟事关银行的命运和发展，他心里也没有底。如果“浙兴”退缩，这桥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才能上马。他多次与“浙兴”董事长叶景葵围炉夜话，共商对策。那几天他正犯胃病，怀里揣着个锦缎小褥，为了大桥他顾不得休息。这几次谈话的内容已不可考，但结果是清楚的，“浙兴”與中国银行、浙江实业银行联手组成造桥银团，共同投资200万元，而“浙兴”承担其中的一半，即100万元。
1935年4月，大桥正式动工兴建。此后，蒋抑卮一直关注着大桥的建设，从每笔贷款的使用、工程的进度和质量到是否需要追加投资等，都亲自过问。大桥终于在1937年9月建成通车，但为了阻止日寇南侵，几个月后又不得不奉命炸毁。听到那声“轰隆”的巨响，蒋抑卮与当时许多人一样，不禁潸然泪下。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茅以升在原址重修钱塘江大桥。令人遗憾的是，此时蒋抑卮已去世多年，再也看不到这座曾经魂牵梦萦的大桥了。
结交鲁迅兄弟，资助出版《域外小说集》
1902年10月，蒋抑卮满怀匡世救国之志，抛妻别子，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由于健康原因，又改学经济。不久，浙江籍留学生发起成立浙江同乡会，计划自办刊物《浙江潮》，蒋抑卮慷慨捐资100元作开办经费。《浙江潮》是辛亥革命前夕的主要革命刊物之一，由许寿裳任主编。鲁迅曾多次向它供稿。
1903年4月，经杭州学友任克任、汪素民介绍，蒋抑卮在东京结识了已在弘文学院读书一年的鲁迅。两人有同乡之谊，又言谈相契，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们时常在一起散步聊天，或者去东京的小茶馆里喝茶。许多年后，蒋抑卮回首这段往事，曾无限感慨地说，1903年春至1904年夏，他与鲁迅在东京一起度过的那段岁月，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可惜好景不长，蒋抑卮因患耳疾于同年夏天回国，结束了一年多的留学生活。三个月后，鲁迅从弘文学院结业，转到地处东北的偏僻小城镇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两人天各一方，仍时常写信互相问候。1904年10月8日，鲁迅在日本仙台致信蒋抑卮，信中多写仙台生活情景及校中状况，怀念在东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信的末尾署“抑卮长兄大人进步”（这封信一直保存在蒋家，上世纪70年代，由蒋家后人捐献给国家，现保存在北京鲁迅纪念馆内）。
蒋抑卮回国后，协助父亲经营上海广昌隆绸庄。最初几年，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利润成倍增加。正当他踌躇满志、大显身手时，由于长年累月奔波于沪杭两地，不幸积劳成疾，耳病复发。因国内条件有限，不得不于1909年初再赴日本请教名医。当时，鲁迅已结束仙台医专的学业回到东京，与二弟周作人、好友许寿裳合住在东京西片町十番地的一所公寓里。他特地腾出自己的住室，妥善安顿蒋氏夫妇。又多方联系接洽，使挚友转入专门医院治病。其间，鲁迅经常与许寿裳一起去医院探望，还在病房内合影留念。蒋抑卮出院后，又回到鲁迅的寓所休养了一段时间。
蒋抑卮平常有句口头禅，凡遇到什么有窒碍的事，就说“拨伊铜钱”（绍兴土语，“给他钱”的意思）好了。鲁迅因此给他取了“拨伊铜钱”的绰号，其中毫无恶意，只是举出他的一种特殊脾气而已。周作人觉得，天下事固然并不都是用钱便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他这“格言”如施用得当，却也能做成一点事情来。有一次，鲁迅谈起正计划翻译东欧文学，希望能结集出版。蒋抑卮听了十分赞同，当获悉出版资金尚无着落时，爽快地答应垫出资本来，帮助出版印行。就这样，周氏兄弟早期的一项重要文学活动，几天之内便决定了。后来，鲁迅的译作编成了《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于1909年2月出版，印1000本；第二册于同年6月出版，印500本。印刷费用150元果真全由蒋抑卮垫付。事后，周作人一再感叹：“假如没有这垫款，那小说集（指《域外小说集》）是不会出世的！”周氏兄弟委托东京和上海两地销售，上海寄售处就是位于英租界后马路（今宁波路）乾记弄蒋抑卮家开办的广昌隆绸庄，卖剩的部分后来保存在杭州蒋广昌绸庄和上海蒋抑卮家里。
对蒋抑卮的这一义举，鲁迅一直心存感激。十多年后的1920年，鲁迅为这部书重版作的序言中说，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盲目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周作人认为，话虽这么说，其实所缺少的就是资本。
后来，蒋抑卮和鲁迅来往日疏，但他们的私人友谊一直没有中断。1936年7月，蒋抑卮特地跑到位于大陆新村9号的鲁迅家里探望。鲁迅刚害过肺病，此时稍有好转。蒋抑卮本想邀请鲁迅到他在莫干山新建的别墅去避暑疗养，也想劝挚友赴日本治病，但都被婉言谢绝。不过两人相见颇欢，谈得投机。不料，三个月后，鲁迅竟溘然长逝，蒋抑卮闻讯十分悲伤，书写了“文章千古”的挽幛，以悼念这位亡友。
捐献大批古籍，遗命设立丝绸奖学金
蒋抑卮从小聪明好学，曾随国学大师章太炎学习文字、音韵和训诂，尤其服膺老师的文字学著作《文始》。成年后致力于银行业，无暇深入钻研学问，一直引以为憾。工作之余，他喜欢读书、藏书，往往手不释卷，自得其乐。
1918年，蒋抑卮和银行界同仁李馥荪、张嘉璈、钱新之等合资买下沪西宅地70余亩，兴建别墅区，取名“范园”。蒋家为园中大户，独占644号、646号两幢别墅。蒋抑卮在自家别墅后面建一幢三层楼的藏书楼，取名“凡将草堂”（汉代司马相如有文字学著作《凡将篇》），将千辛万苦收购来的图书珍藏于内，达15万卷以上。其中以购得苏州汪柳门万宜楼藏书为基础，陆续增添经、史、子、集各类典籍，尤其收藏江南一些名门望族的族谱共526卷、451册，以明成化和万历年间的抄本或刊本最为珍贵。他曾表示收集这些书籍的目的是研究前人“为学的风气以及文章的演变”。据蒋世承回忆，幼年时经常去凡将草堂玩耍，曾亲眼看到二楼两间大房子全是成排的书橱，里面存放着不计其数的线装书。
抗战初年，叶景葵、张元济、陈叔通为防止个人手中的古籍流失，发起成立合众图书馆，并于1940年聘请顾廷龙负责整理。蒋抑卮慷慨捐出明庶农业公司股票5万元作图书馆购书基金，又率先捐书9.7593万卷，计3.4463万册。他曾对顾廷龙说：“……旧书应该归到图书馆，让社会上从事这种学问者利用，一人的搜求是有限的，终是要靠着互相通假的。”鲁迅、张元济、顾廷龙都曾向他借阅藏书，皆满意而归。受乃父的影响，蒋抑卮的几个儿子也热心公共图书馆事业，于1952年把凡将草堂留下的藏书1213种，全部捐赠给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蒋家捐赠的这两批珍贵典籍，如今绝大部分珍藏于上海图书馆。
蒋抑卮生前在浙江兴业银行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新中国成立后划归上海市人民银行。上世纪80年代初，有关部门落实政策，将这笔钱退还给蒋家。他们谨遵先父遗命，拿出其中的3万元，用于设立丝绸奖学金。通过浙江省政协的介绍，蒋世承代表蒋家和浙江丝绸工学院（今浙江理工大学）多次磋商，拟定名称为“蒋海筹、蒋抑卮丝绸奖学基金”，并订立评奖条例。至今，已有数十名本科生和研究生获得奖励，其中不少人毕业后投身社会，为振兴民族丝绸工业贡献聰明才智。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江南盛夏雨后的下午，闷热而潮湿。当笔者穿过长长的林荫道，敲开杭州西子湖畔一幢公寓二楼的铁门时，一位精神矍铄、年过八旬的长者出现在眼前。“您就是蒋世承先生吗？”笔者微笑着问道。“是的。”蒋先生一边回答，一边客气地将客人迎入朝南的一间十来平方米的书房。宾主落座后，按电话里的约定，开始聊蒋先生的父亲蒋抑卮。笔者说蒋抑卮先生了不起，对社会作出过很大的贡献。蒋世承笑了笑，谦虚地说：“有过一些贡献，但不是很大。”接着，老人沉浸在回忆之中，似乎在脑海里努力搜寻着父亲远去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