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聊斋志异》中的山东地方特色
时间：2021-02-27 08:02:5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聊斋志异》中具有较为浓郁的山东地方特色，涉及到的不少人物、事件、地名、方言、习俗、物产等内容，都与山东地区密切相关。它主要是因蒲松龄自身的生活环境、人生经历及乡土观念等因素所导致。
关键词：聊斋志异；山东；地方特色；生活环境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１９ 文献标识码：Ａ
众所周知，《聊斋志异》是一部极具神异性和虚幻色彩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其中绝大部分篇章叙述的是有关狐鬼花妖的动人故事。即使是描写现实生活的篇章，也往往添加了一些虚幻之笔，在现实人生的图画上涂抹了一层奇异色彩。尽管如此，当我们在阅读、欣赏《聊斋》时，不难发现它其实还有着较为浓郁的山东地方特色，正如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所指出的：“此书多叙山左右及淄川县事……时亦及于他省。时代则详近世，略及明代”，“虽不泥于实事，然时代人物，不尽凿空。” ［1］ （P11）在人们欣赏《聊斋志异》时，它能让人从中了解到山东各地的人文历史、地理物产、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一些情况，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分析和研究的有趣现象。作为小说，纵观《聊斋志异》，可以发现其中的山东地方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聊斋志异》为交代故事发生地点、人物籍贯住址而明确标示的众多地名来看，虽然它们涉及到的范围涵盖比较广泛，遍布我国现今除吉林、内蒙古、黑龙江、台湾、香港、西藏、宁夏、新疆等以外的二十六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但其中占大多数的、重现次数也最多的当属山东省各地的地名。据笔者初步统计，仅山东省所属州（府）、县一级的地名就有八十多个。这里既有至今沿用的地名，如济南、栖霞、长清、青州、文登、莱阳、招远、胶州、安丘、郓城、莱芜、泰安等，也有现今已经改名或撤消的地名，如新城（1912年改名为桓台县）、长山（1951年撤消，分别并入邹平县和淄博市）、高苑（1948年撤消，与青城县、滨县、邹平县部分地区合并为高青县）等。《聊斋志异》中提到的乡村、集镇一级的地名也很多，如招远县的邬镇、胶州的薛家岛、德州的曲律店、莒县的罗店等。另外，《聊斋志异》中还写到了山东的不少山水名胜之地，如劳山（也称崂山）、泰山、奂山、查牙山、千佛山、养母峪、大明湖、趵突泉、芙蓉街、水面亭、醴泉寺、兴福寺、天齐庙、东岳庙等。
《聊斋志异》中涉及到山东地名的篇目达二百四十八篇，占该书中提到确切地名的篇目的近六成。这里还不包括数十篇虽未标明确切地名，但可确认与山东有关的篇目。此外，由于还有不少篇目仅标有郡、邑、乡、村等字眼，未指明具体省、州（府）、县名，笔者故未将其统计在内。如果把此类作品也认定为与山东有关，那么其所占比例则更会大大增加。在《聊斋志异》中提到的山东所属各州（府）、县一级地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当属蒲松龄的家乡所在地——淄川，其次为济南、长山、青州、沂水、益都、章丘等州（府）、县。至于乡村、集镇一级的地名中，也以淄川县为最多，如和庄、柏家庄、邢村、罗村、窎桥、冶头店、瓷窑坞等。《聊斋志异》中可认定为与淄川有关的篇目在八十篇以上，如《狐梦》、《蛇人》、《蛇癖》、《上仙》、《伏狐》、《周生》、《蛰蛇》、《鬼吏》、《王十》、《农妇》、《郭安》、《捉狐》、《折狱》、《颠道人》、《单父宰》、《公孙夏》等。与济南、长山、青州、沂水、益都、章丘等地有关的篇目，也各自不少于十篇。
其次，从《聊斋志异》中描写到的人物来看，尽管它是一部艺术虚构性极强的短篇小说集，作品中的大部分人物尤其是狐鬼花妖，基本上都是蒲松龄精心虚构出来的，那些有籍可查的非虚构的人物并不太多。然而，就在这些不太多的非虚构的人物中，绝大部分为山东籍人士，其中在史书中有记载或有相关典籍可查的人物姓名就有一百多人，如山东籍人物中比较有名的有莱阳人宋琬、巨野人徐鸿儒、栖霞人于七、长山人李化熙、历城人朱缃、高唐人朱徽荫等人。曾在山东工作、生活过的外省籍人士也有数十人，比较著名的有曾任淄川县令的浙江鄞县人费祎祉、曾任山东提学佥事的安徽宣城人施愚山、曾任山东巡抚的辽宁辽阳人周有德、曾任济南知府的江苏武进人吴岱南等人。
当然，蒲松龄在那些非虚构的人物中提得最多的，仍然是淄川籍本地人或在淄川一带工作、生活过的外省或外县籍人士，总计近四十人，如毕际有、唐梦赉、高念东、朱缃、孙琰龄、毕公权、毕怡庵、高季文、高冀良、张历友、王子巽、孙五粒等。其中，毕际有、唐梦赉、高念东、朱缃等人的姓名多次出现在《聊斋志异》的一些篇目中，如毕际有的姓名就曾在《祝翁》、《狐梦》、《绛妃》、《鸲鹆》和《五羖大夫》等篇中多次出现，这与他在毕际有家设帐授徒三十年的人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并不因作品中描写的人物是山东籍知名人士，就特意在褒贬感情方面对其加以偏袒。只要其有劣迹恶行，就毫不留情地加以讽刺鞭挞，如在《鬼哭》中讽刺了倚势逞威的淄川人王七襄，在《放蝶》中讽刺了视断案为游戏的长山人王子凉，在《拆楼人》中讽刺了草菅人命的平阴人何冏卿，由此亦可见蒲松龄在褒贬态度上的严肃与公正。
其三，从《聊斋志异》中写到的有关历史事件、灾异情况来看，虽然它作为一部主要描写狐鬼花妖故事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没有必要像史书、文人笔记和历史小说那样详细记载、描述这方面的情况，但是蒲松龄出于交代小说背景、叙述自己耳闻目睹的奇异事件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仍然在《聊斋志异》中反映出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灾异情况，它们也大多与山东有关。在历史事件方面，写得最多的是发生在山东的农民起义，如《小二》、《白莲教》等篇中写到了明朝天启二年（1622）巨野人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鬼哭》中写到了清朝顺治三年（1646）高苑人谢迁领导的农民起义；《公孙九娘》中写到了顺治五年（1648）栖霞人于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在这些篇目中，蒲松龄大胆揭露了清兵滥杀无辜的罪行，对无辜惨死的百姓寄予了深厚同情。他在《公孙九娘》中写到：“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 ［2］ （P483）在《鬼哭》中写到：“城破兵入——尸填墀，血至充门而流，”以至那些无辜死于清兵屠刀之下的鬼魂在夜晚悲愤地大喊“我死得苦”。在文字狱横行、文人稍有不慎便招致杀身之祸甚至被满门抄斩的清朝康熙年间，作为下层文人的蒲松龄能如此大胆描写这方面内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值得人们称赞颂扬。
在自然灾异情况方面，《雹神》中写到了章丘一带天降冰雹时的情景，“大雨雹，沟渠皆满。”《水灾》中记载了石门庄一带旱灾、水灾相继出现的情况。《柳秀才》则反映了青州、兖州和沂水一带蝗虫肆虐的情况。《地震》一文更是非常生动具体地描写了康熙七年（1668）六月十七日发生在临淄、栖霞和沂水一带的大地震，对地震发生的时间、范围、征兆、起始过程、破坏程度以及人们的反应和感受等情况都有明确的记载，堪称一篇记载较为详实的地震文献，具有一定的参考、研究价值。
其四，从《聊斋志异》中写到的地方习俗来看，它们也大多与山东有关，其中不少是蒲松龄耳闻目睹的，如《偷桃》中写到了自己年轻时赴济南参加郡试时看到的演春活动：“旧例，先一日，各行商贾，彩楼鼓吹赴藩司，”当地民众邀请艺人表演各种戏曲、歌舞和杂耍等节目，用来迎春祈福。《跳神》中也写到了济南百姓“跳神”治病的习俗：“民间有病者，闺中以神卜。倩老巫击铁环单面鼓，婆娑作态，名曰‘跳神’”。在《花姑子》、《胡大姑》中均写到了山东民间祭祀厕神紫姑，以占蚕桑、预测祸福的习俗。《鬼作筵》中写到了在重阳节时人们举行“茱萸会”的习俗。《尸变》、《汤公》、《画壁》和《乐仲》等篇中，则分别写到了山东民间有关丧葬、婚嫁、祀神等方面的习俗。
其五，从《聊斋志异》中写到的众多物产、食品、生产生活用具等方面来看，它们也带有一定的山东地方特色。在日常生活食品方面，《聊斋》中写到的有汤饼、蒸饼、炊饼、面饼、胡饼、馎饦、包子、水角、麻酱、松子、苦醁、硬腐、糗腊等；在农林作物方面，有麦、荞、豆、粟、黍、高粱、梨、枣、杏、胡桃、菊花、牡丹、茱萸、白杨、槐树、榆树、楸树等；在生产生活用具方面，有禾车、钱镈、镵、毡裘、檞绸、被囊、罽毯、羔羊裘、苇薄、蒲席、草荐、柳器、春凳、火炕、几墩、帘子、窗纸、栲栳、蒸笼、卷瓮等。虽然我们不能把这些带有较浓北方特色的物品都认定为山东地区所独有，但它们在清代的山东地区是极为常见的，这是无庸置疑的。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很难想象，如果这些东西不是蒲松龄身边的常见之物，他会这样如数家珍般地把它们一一写入到小说中。这也可说是蒲松龄很少在作品中写到南方地区的物产的重要原因。
此外，在语言方面，尽管《聊斋志异》运用的是长期以来文人通行的所谓“古文”语言，保持了文言体式的基本规范，但蒲松龄为适应小说叙事的要求，在采用唐宋以来古文辞日趋平易的风格的基础上，又揉合了一些山东的口语、方言。山东作为北方语言系统中的鲁方言区，口语词的词首多用“阿”字，词尾多用“儿”、“子”等字。在《聊斋志异》中就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如：阿翁、阿姥、阿父、阿母、阿爷、阿爹、阿叔、阿婶、阿谁、阿婿、阿舅、阿甥、鸭儿、猫儿、猧儿、孩儿、偷儿、个儿、带儿、牧牛儿、薄幸儿、垂髫儿、郎子、妹子、哥子、婆子、婢子、汉子、娘子、鼠子、鸡子、犊子、狗子、猫子、蜂子、耗子、鬼子、巾子、橛子、瞭子、处子、颠骨子、钱树子。在方言方面，在《聊斋志异》中也用到了一些山东人常用的方言，如：腚（屁股）、胜（雄性驴马的生殖器）、妮子（姑娘）、大瓜（傻瓜或妓女）、巴刮（抓挠）、遮莫（假如）、材木（棺材）、稍迁（蝉）、趁墟（赶集）、娘行（咱们，妇女自称）、孟浪（莽撞）、水角（水饺）、老子（丈夫）、长公（长子）、若个（这个）、行行（倔强的样子）、插打（亲手厮打）、丈夫子（男孩）、回子（回族人）、作么生（干什么）、细细么麽（微不足道的小东西）。这些语言词汇的运用，既赋予了《聊斋志异》更多的通俗生动之感，也增添了不少的山东地方特色。
《聊斋志异》中的山东地方特色是如此明显，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必然结果。我们知道，文学作品中某种风格的形成都有着比较复杂的各种原因，它受社会和个人、客观和主观等几方面因素所决定。任何一个作家，他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地域、一定的民族、一定的阶级或阶层之中，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变革、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形势、时代精神和社会风俗以及民族文化艺术传统、语言习惯等，都必然对他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留下一定的印记。蒲松龄自然也不例外。
笔者认为，《聊斋志异》中之所以具有较为浓郁的山东地方特色，它主要与蒲松龄自身独特的生活环境、人生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乡土观念有关。蒲松龄作为一个在山东淄川一带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他家境贫寒，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一生中只在三十一岁时应同乡孙蕙的邀请去江苏宝应县任过一年幕宾，其余绝大部分时间一直生活在淄川一带。除了定期到济南参加科举考试或偶尔到泰山、崂山、青州、胶州、临淄等地游玩探访外，他基本上一直在乡间担任私塾教师。独特的生活环境、人生经历，使得他对家乡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尽管他有放眼古今、胸怀天下之志，尽管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对全国各地的情况都有一定的了解，但他对家乡尤其是淄川、济南一带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历史事件等各方面的情况更为熟悉了解，更有亲近感、认同感，从而使他在创作《聊斋志异》时自然而然更多地写到自己熟悉的山东地名、人物、事件、生活习俗等。这一点，也可从他创作的大量诗文中得到验证。在路大荒整理的《蒲松龄集》中，我们可以发现，蒲松龄写得最多的依然是与山东有关的人、事、物等，如《寄怀张历友》、《用高少宰题》、《挽毕公权》、《闻淄东无雨》、《淄邑流弊》、《齐民叹》、《历下吟》、《登岱行》、《游大佛山》、《崂山观海市作歌》、《青州杂咏》、《趵突泉赋》、《煎饼赋》、《蝗赋》、《纪灾》、《灾民谣》等，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对家乡山水、人事、灾异等情况的热切关注之情。
另一方面，它也与《聊斋志异》中故事素材的来源情况有关。正如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所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在《聊斋志异》全部近五百篇作品中，只有极少数篇目是来自对前人故事的改编，如《续黄粱》、《凤阳士人》等，这些作品中的山东地方特色比较少。而在其它作品中的山东地方特色则比较明显，尤其是有一部分来自蒲松龄在山东各地的所见所闻，如《地震》、《偷桃》等；甚至有不少作品中描写的主人公就是山东籍知名人士，如《库官》中的张华东、《放蝶》中的王子凉、《阳武侯》中的薛禄、《老龙船户》中的朱徽荫，等等。
还有一部分篇目则是以他的山东籍亲朋好友们的口头讲述和笔记文字为素材来加工创作而成的，如《念秧》、《蛙曲》和《鼠戏》等几篇作品是根据淄川好友王子巽的讲述而创作的，《王大》、《王十》则是根据历城好友朱缃的笔记《耳录》中的记载加工创作而成。即使在蒲松龄完全通过艺术虚构创作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是与山东地区密不可分的，如《香玉》中描写的是胶州黄生与崂山下清宫的耐冬精、牡丹花精的爱情故事；《九山王》描写的是惨遭灭门之祸的狐精运用计谋向曹州李生复仇的故事；《劳山道士》描写的是好逸恶劳的王生在崂山学到穿墙术后，因心术不正而头碰硬壁、蓦然倒地的故事，等等。这些都使得《聊斋志异》具有了比较浓郁的山东地方特色。
综上所述，《聊斋志异》中的山东地方特色是较为明显的，而且它的出现也是必然的，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研究。近年来，学术界对明清小说中地域特色的研究方兴未艾，《聊斋志异》作为一部具有较为浓郁地域特色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却很少有人对此展开深入研究，这的确应引起有关研究者的注意。本文试做初步探讨，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张友鹤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朱其铠、李茂肃.聊斋志异（全本新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本文中有关《聊斋志异》的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外注明。)
（责任编辑 魏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