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自身再生产视角看文艺理论界的文化研究

【内容摘要】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视角看文学的文化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清楚以下的问题：1、能使文化研究更加科学化；2、能够对文化精神的起源、演变及其影响下的艺术精神特征有个很好的解释；3、能比较清晰地看清楚文学流变的特征；4、可以看清楚文化传播的规律。

【关 键 词】文化研究 人类自身再生产 艺术精神 文化传播

一般说来“文化研究”是詹姆逊在1985年对我国访问时带来的，但如今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从文化研究的形态来看有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等。从研究的方式来看有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历史哲学、古代文化史学等不同学科。正如詹姆逊自己所说的：“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与社会入手，把它看成一种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1]

我国文艺理论界探讨得比较热的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这个被称为“Cultural Study”的文化研究流派，其实与文化学者们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是有区别的。“特指产生于本世纪五十年代英国的研究领域，其先趋人物是英国的威廉姆斯（R·Williams）与霍加特（R·Hoggart）”[2]所进行的文化研究，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文化批评。它的研究范围比较广泛，具体来说有大众文化研究、后殖民文化研究、知识分子研究等。在一些国家基金的资助下，童庆炳等先生先后推出了很多文化诗学著作。王岳川、罗冈等学者有很多译著和专著。可以说，“文化研究”差点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具体到每个学者，其对“文化”的理解又有些不同。

但文化研究各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美国历史比较短，它的文化生产的起点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工业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的文化从一开始大众性就占据了主流地位。而文化研究和中国自身的问题结合，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审美文化研究，它是审美社会学的核心范畴，“是指人类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总和。”[3]如今，有些学者已经开始思考审美文化学的建立。

当然，文化研究也带来了文艺理论研究的变化，似乎有把阵地转移的迹象。“有学者要求我们改变‘文学’观念，大胆地把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等吸纳到文学研究之中。”[4]（P95）因此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董学文先生认为文化研究是对文学研究的颠覆，让文学匍匐于文学之外的目的，把非文学现象和文学现象混淆。他在专著《文学理论学导论》中提出了三点看法：“首先，眼下的‘文化研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利用文化学的眼光来研究文学问题……其次，文化研究置换了文学理论的问题与话题，成为对历史、语境、媒体、权力、种族、性别、阶级、民族、道德、自我身份、全球化、后殖民、后现代等大文化现象的探讨和关注。再次，……‘文化化’所导致的文学理论的霸权主义，一方面，可能使文学理论承受太多的压力而变得沉重，从而使自身走向解体；另一方面，则在反效果上成为一种‘非我’的东西，使得越努力离目标越远”。[4]（P96-99）

那么该如何看待目前文学理论界的“文化研究”热？从什么角度来把握这个文化研究比较合适？其实文化研究虽然没有自己的学科边界。但是却有自己的思想定位，那就是思想批判。对精神产品进行思想审查，揭示里面的权利关系，为被压迫者辩护。进而对精神产品给读者带来的麻痹进行消毒。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文化研究”其实还是一个精神再生产的问题。它的任务还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精神再生产的一种批判。对精神再神产比较好的视角就是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的角度进行研究。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我们大致可以把人类自身再生产分为经济基础的再生产，经济制度的再生产，以及个人对此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5]。而个体再生产就涉及到精神再生产。我们可以把它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印证。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知道“创造历史”（即人类自身再生产）需要以下几个基础：物质生产、工具生产、家庭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6]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意识生产。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比较重视对马克思的这个生产方式的研究，而反对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社会结构。其实，离开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结构是无法把文化生产的根源说清楚的。所以有的学者把人类自身再生产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维系人的生命的社会情况；二是生产资料及生产产品的占有机制；三是精神方式的变迁角度。这三者中，维系人的生命的社会状况是基础，它决定了后两者。但精神方式一旦形成，就会习惯性地传承，形成文化传统。而这种传统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既有变化，也有传承。其较难改变的有思维习惯，伦理模式，而容易发生变化的则有财产分配、价值观念等。因此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看文化研究，我们会发现“文化研究”可以对文艺理论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深化。

一、能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研究”进行较科学的认识

我国精神生产的情况很特殊。从文学管理的体制来看，我国文学创作在上世纪5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主要是政府管理，文学写什么，怎么写，写成什么样都有明确的规定。文学是天下的公器。相应的文学理论也主要是政府的文学理论。上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对文学的管理开始放开了，文学创作有了一定的主体性。相应的文学理论的立足点也站在文学创作的独特性这个方面。也就有了“主体性”文学理论。到了90年代后期，文化的市场化越来越深入，人们发现诸如美女写作，欲望写作成为了文学界关注的焦点，文学似乎已经不再是天下之公器了，那么新时期的文学理论何为？而且文学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叫好的作品未必叫座，叫座的作品未必叫好；西方的文学产品大量出口到我国，对我们文化贸易造成了大量的顺差，而我们却不能有所作为等。面对这些变化了的文学现状，固守原来的文学理论领域显然要脱离了文学实践，而“文化研究”则是应对这种现状的文学理论新尝试。

但西方的文化研究往往陷入了一个相对主义的逻辑怪圈，有些为批判而批判的情况。的确如董学文先生所说，带有霸权主义的特征。因此，很多学者呼唤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批判。[7]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角度来进行文化研究，能很清晰判断各种文化模式的价值：那种有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文化是好的文化，是人类真正需要的。而那些不利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文化思想则是有害的。

尽管文化研究对历史、语境、媒体、权力、种族、性别、阶级、民族、道德、自我身份、全球化、后殖民、后现代等大文化现象的探讨有置换文学理论论题的可能，但是这些研究却从另一个角度对文学得以流传，得以发展的生存空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文学何以成为经典的权利关系得到澄清，这也使得文学本体研究有了深入的可能。而马克思主义的人自身再生产的理论正好可以对这些散乱的问题给予系统性、科学化的认识，从而使文化研究能更好为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服务。

二、能够对各种文化精神的起源、演变及其影响下的艺术精神做结构性的解释

西方文论从形式本体论转向文化研究其实也是学科本身发展的原因。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文学理论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无法解释文学精神的生成与流变。而文化研究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因此文化研究的兴起也有其学科自身的逻辑。

从唯物史观来看，物质决定意识，人类的生存决定人类的精神状况。

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文化研究，可以整合维柯的诗性智慧，轴心时代等理论，那么对于各种文化的精神风貌，会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我们可以以人类几个最古老的文明为例：古希腊的文化精神是个体化的日神精神，其精神方式是一种彻底的理性思维方式；印度则倾向梵我合一，认为时间是无始无终的循环过程，其精神方式是一种直觉体悟方式；中国古代文明则是以一种直觉的思维方式，务实，讲究人伦义务，以群体的延续为第一义，追求精神上的不朽，因此可以称为生命伦理学。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考察各个文明的产生，我们会发现一个近乎结构的模式在起作用。这就需要对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方式进行考察。根据意大利学者维柯的研究，人类最初的精神方式是诗性智慧。它是原始文化的精神核心，由于食物匮乏等原因，到轴心时代，这种精神方式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并被新兴的代表私有化的思维方式——理性所击溃。由于原始文化中各民族在生存条件，两性关系及精神方式上的不同，使这些民族回应挑战也不同。根据刘士林先生的研究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完成精神生命的私有化的问题，他认为“具体而言，精神生命私有化包含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死亡意识的产生；其次，个体化的实现；再次，以功利为中心取向的对象化思维方式。原始时代以永生信仰为核心的诗性智慧在轴心时代破裂，使死亡与存在问题第一次内化为人的个体意识、生命的时间意识；原始公有制的衰亡，则直接引发了个体与群体的对立与分裂，从而使自我意识对自我的占有变得十分重要和突出；而人与自然功利性关系的产生，则是对象化思维关系的前提。所有这三方面都与原始人的永生观念、集体观念、主客不分观念相悖，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变革在所难免。”[8]而自我意识的产生也使死亡问题深深地刺激了人类。应对死亡，古希腊文明成功地通过对象化思维把握了死亡，把它对象化和理性化，从而更加肯定了个体的存在，成为文明时代的骄子。印度文明以宗教方式，以有限的个体证悟无限的实在，解决了死亡问题。而中国则由于它独特的生产条件，保持着“人心”、“情感”，以一种诗性智慧的直觉方式把死亡融为生命的一部分；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以人伦义务贬低个体生死的重要性，在群体的延续把个体的生死消解在族类的生生不息的历史绵延中，从而使生命获得精神上的不朽。

这些不同的文化模式产生后，其艺术精神也不相同。西方倾向于对象化的方式把握世界，因而其文学也多自我意识的表现。我国文学则较注重比、兴，写景状物之中传达出人情人味。印度文学则多证悟人与自然、有限个体中的无限实在。

三、从人的自身的再生产的角度来看，能比较清晰地看清楚文学的流变

从新批评派到文化研究，其实是有文学批评自身原因的，这是内在的文学层面所需要的。“因为，没有那深刻的相对论，没有对形成历史思维特征的每一具体境况特点的重视，‘新批评’的范畴便趋于凝固”。[9]实际上，新批评将但丁、莎士比亚等永恒化了，因此忽略了文学的流变。这是文化研究兴起的另一个原因。

文学的流变有宏观的文艺思潮流变，也有微观的更为细腻的文学类型方面的流变。从人的自身再生产的角度来看文学，对这两者都可以进行考察。

先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文学流变来考察。根据威廉斯的研究，文学的审美价值其实在于“情境”中，这些情境“拥有种种精确细致而又极其多变的构形[formation]，这些构形造就着、或维持着、或封闭着、或摧毁着这些情境。这些构形的历史就是艺术的那种特殊而极其多变的历史。”[10]（P165）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威廉斯引入了两个概念：“惯例”“标写”。所谓“惯例”，在艺术和文学的社会理论中，“是指某种确立的关系和这种关系的背景”[10]（P180）；所谓“标写”其实就是书面语的书写，它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复制。这两个概念使得文学生产的物质性得以凸显，而我们也从中看到文学变化的一些轨迹。文学的创新意味着对惯例的突破，而惯例也往往是读者接受文学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于实际写作中显现出来的多样性的标写[notations]和惯例[conventions]进行归类，并加以组织，使之成为文学实践的特殊方式，这种持续的尝试大都形成了关于体裁或类型的理论。”[10]（P188）

对于文学的流变，詹姆逊则抓住“文本”的形成来进行阐释。从微观层面的角度来看，詹姆逊认为文本建构受到政治、历史的影响，文学作品和文化作品是偶合，在这里“历史被还原到一系列定期发生的事件和时代危机、年复一年的历史动荡、按编年史顺序发生的政权和社会时尚的兴衰，以及历史人物之间的激烈而直接的斗争”。[11]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詹姆逊认为文本建构受到社会阶级之间构成性张力的影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元叙事。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詹姆逊认为文本的建构受到一系列的生产方式的影响。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他所说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以及跨国资本主义的文化阶段。其实，他对整个人类的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每一种生产方式的产生都会有相应的文化产生。

四、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视角来进行文化研究可以看清楚很多文化传播问题

文化传播的问题涉及到多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传播手段和传播内容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生产力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不同文化体之间的文化传播之间的问题：一是国际之间的传播问题；一是国家内部文化传播问题。

关于生产力对文化生产影响的问题，威廉斯告诉我们：“20世纪下半叶，‘文学’上的许多明显的危机都是由基本物质生产中那些变化了的过程和关系所引发的。”[10]（P170）这里涉及到出版业的物质手段的进步，也涉及到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文学载体的出现所带来的文学外部环境和写作本身所产生的巨大的变化。

国际间的文化传播问题很复杂。目前存在较大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输出巨大顺差问题。从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带来公民生活的富裕。发展中国家人民对发达国家物质文明的向往是造成文化逆差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关键是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强制性的文化输出。事实上，西方经常以贷款、援助等为条件，强制性把自己的价值观，国家发展模式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这才是应该反对的。

国内文化传播的问题也很复杂，哪些文化被关注，哪些文化被记忆固然和统治阶层有关系，但是有些作品尽管受到统治阶层所迫害，但还是能流传下来。正如詹姆逊谈到的，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会有自己相应的文化模式，其它的文化则被整合，而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以前被压抑的代表新的人类精神方向的文化产品会得到新的地位。如《红楼梦》，尽管一开始遭到清朝统治者的贬抑，但历史最终还是给了它最高的荣誉。

那么这些促进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精英文化又是如何向底层传播的呢？王元化先生是这样看的：“高层文化的社会效益必须置于文化结构各层面相互关系去考虑。例如，一部美学著作只限于一些专业工作者：教师、作家、编导、建筑师、美术家等。通过他们把其中的审美标准、审美趣味融进自己的作品里，再由这些作品把它传播到群众中去。在文化结构中，高层文化起主导作用，它影响着整个文化的水平和文化素质。”[8]（P88）这里较具体地谈到文化从高层向底层的一个途径。的确，精神方式变迁是受到精英文化影响的。比如，鲁迅的作品其实很难懂，自觉去啃的读者并不多的，但鲁迅的思想也的确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精神方向，他的作品被确立为经典，被放到了教科书、被改编成影视，他所塑造的文学形象被各个阶层所熟悉，终于连文盲都知道有咸亨酒店、孔乙己、阿Q等文化符号。

尽管文化研究很复杂，但从唯物史观出发，通过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视角来看文化研究能较为科学地进行文化研究。

参考文献：

[1]F·R·Jameson.文化研究和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

[2]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东方[M].北京：北京师范出版社，2002：1.

[3]叶郎.现代美学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43.

[4]董学文.文学理论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4.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34.

[7]高小康.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批判[J].文艺研究，2004（1）.

[8]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9]F·R·Jameson.新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3.

[10]Raymond Williams.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译，[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11]F·R·Jameson.批评理论与叙事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98.

[12]王元化.清园近思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