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史视野下的苏格兰启蒙运动

摘要：苏格兰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另一重镇，苏格兰启蒙运动在20世纪的下半叶成为西方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题域。然而，无论是自然法研究传统，还是公民人文主义研究传统，抑或“意识形态的”、“文化的”、“知识的”诠释方式，由于不同程度忽视了社会生活环境与思想的互动，都难以对苏格兰启蒙运动做整全性的解读。通过考察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可以逻辑地再现其思想与情境的互动：基于恶劣的自然生存条件，苏格兰启蒙运动首先是一种生存论关怀：与法、德等欧陆启蒙运动不同，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转型已然完成的后革命启蒙，其主要关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资助、公共生活等生存情境深刻地影响着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稳健、渐进、调适的思想取向。

关键词：欧洲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西方思想史；西方政治史

中图分类号：D09：B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0)04-0030-05

一、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思路与

方法的反思

在思想史上，18世纪被称为启蒙的世纪。然而，长久以来，这种殊荣却为法国启蒙运动所独享，启蒙运动的另一重镇——苏格兰，以及苏格兰启蒙运动，则长期被遗忘与忽视。尽管1900年就有了“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一新同；前言3)尽管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等人一直是思想史上耀眼的“明星”，但很少有人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与苏格兰启蒙运动联系起来。在西方，这种冷清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得到改观，1969年，著名的思想史家弗兰科，维特里振臂呼吁，“在18世纪欧洲史领域，苏格兰启蒙运动是最为紧迫的研究课题之…。C3)(”’’之后，在乔治，达维(George Davie)、邓肯，福布斯(Ducan Forbes)、约翰，波考克(J，G，A，Pocock)、罗纳德，米克(Ronald Meek)、安德鲁。斯金纳(AndrewSkinner)、尼古拉斯。菲利普森(Nicholas Phillipson)和唐纳德，温奇(Donald Winch)等人的努力下，对苏格兰的道德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及其地域文化特色有了新的认识，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的当代复兴已蔚然成势。

一般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当代复兴是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学术研究的推动下促成的：一是霍布斯、洛克以及三次英国革命(1641，1688，1776)的政治哲学研究，二是欧陆的自然法传统。三是英国新哈林顿主义——一种马基亚维利的公民人文主义。因而，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当代复兴中，其研究路径基本上是沿着这三个思路进行的，并形成了三种研究传统，即自由主义研究传统、自然法研究传统与公民人文主义研究传统。不过，在思想理念上，前两种研究传统基本上是相近或趋同。因为，在18世纪，自由主义最为核心的理论范式便是自然法与社会契约论。故而，有关哈奇森、休谟、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思想研究或与格劳秀斯以降的自然法传统联系起来，或被列入公民人文主义传统之下。

毋庸置疑，这些研究传统在不同程度上都揭示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独特的思想魅力，具有很好的阐释力度，在推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当代复兴中也颇有建树。同样毋庸置疑，这些研究维度各自都具有一定的限度，难以对苏格兰启蒙运动做整全性的展示，这些不同的研究传统本身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争辩就是很好的说明。尤为严重的是，无论是自然法的研究传统还是公民人文主义的研究传统，都试图将苏格兰启蒙运动或置于自由主义或纳入共和主义谱系之下解读。然而，在考察身处18世纪这一现代意识形态尚未完全成形时代的苏格兰思想家的思想倾向时，把他们归为一种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作法是非常危险的。正如李强教授在《自由主义》一书中所揭示的，在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那里存在多种复杂的“主义”谱系，尽管他主要谈论的是休谟与斯密。他说：“今天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者也都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发现某些值得推崇的特征。颇为有趣的是，不同的人从同样的思想家中会发现全然不同的价值观。譬如，自由主义者从斯密那里发现对市场经济原则的推崇，社群主义则从斯密关于道德情操的讨论中看到对普遍主义道德观的批评；自由主义者从休谟的学说中发现怀疑主义的价值，保守主义者看到休谟对传统与历史的尊重，社群主义则注意到休谟对社群的关注。功利主义者从斯密与休谟理论中找到功利主义的成分，功利主义的批评者则看到他们的功利主义与边沁功利主义的区别。”

在如何解读与诠释苏格兰启蒙运动上，贝里(Bcny)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一书中归纳与总结出西方理论界三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阅读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方法：“意识形态的”(idelogical)、“文化的”(cultuaral)、“知识的”(intellectural)。“意识形态的”阅读方法是指从苏格兰启蒙学者的著述中“读”出其阶级出身、党派利益与政治思想取向。在这种阐释话语下，斯密等苏格兰启蒙思想或被视为“是革命的资产阶级”，“在同封建残余势力做斗争”；或被视为是在为商业社会与市场经济进行辩护的自由主义者。在“文化的”解读模式下，按贝里的考察形成了分歧严重的两大阵型：一方把政治与经济的变迁视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及其思想风貌的决定性的构成性力量，另一方强调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化传统的连贯性。所谓“知识的”解释方式，是指从观念、知识、思想本身的内在逻辑和演化来理解苏格兰学派的启蒙思想。在这一路径下，贝里除了考察前文提及过的自然法研究传统与公民人文主义研究传统之外，还探究了麦金太尔的“德性”阅读方法。[7](185—194)

诚然，这三种解读模式都有其合理与科学之处，都值得吸收与借鉴。其实，贝里所归纳与提炼的这三种解读模式尽管有的偏重“阶级立场”、有的偏重“文化传统”、有的侧重‘学术思想”，但都是侧重在思想领域内，侧重“文本”阅读。但是，仅仅对著作文本做诠释式的解读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思想放在当时的生活背景下加以考察，以鲜活的社会生活再现思想家们对时代问题的回应能力。也就是说，在解读思想史时，社会生活本身的维度不可或缺，这方面，著名的已故汉学家史华慈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理解很值得学习，在史华慈眼中，“思想史的中心课题就是人类对于他们本身所处的‘环境’的‘意识反应…，r8J(*，“思想史的重点并不仅仅限于一般所谓的‘自主过程’的思想领域内。它主要着重人类对他所处的生活环境的意识反应”。基于这种洞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18世纪苏格兰启蒙学者的生活环境，逻辑地再现这一群体卓有成效的思想启蒙，逻辑地再现思想与情境的互动，以期能拓展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史研究。

二、苏格兰启蒙运动：情境与思想的

互动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

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其实，18世纪的苏格兰对于英格兰来说更是如此，并且不仅仅是在哲学上演奏了“第一小提琴”，而是在多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休谟和麦金托什(Mackintosh)为英国现代史奠定了基础；亚当，斯密精心创设了经济理论，为英国作为贸易大国提供了理论架构：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在他的著作《英属印度史》(HistoryofBritishIndian)(1818)描绘出了大不列颠帝国的未来；沃尔特。斯克特(Walter Scott)在他的劫后英雄传(Ivanhoe)中讲述了自豪的撒克逊人不屈不挠地与诺曼第人斗争的神话故事……要洞悉其中的奥秘，我们需要走进这一群体生活其中的环境。

(一)地理环境

一走进17、18世纪之交的苏格兰，我们首先被它的地理环境之恶劣所震撼。根据罗杰，爱默生的考察，在18世纪，苏格兰仅有三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其中可耕地还不到十分之一，牧场约占百分之十三，森林覆盖率仅百分之三，而其它大部分的土地要视海拔、土壤、气候等情况来决定其使用方式。在交通上，尽管苏格兰有长长的海岸线，但大多数河流离瀑布线距离过短，因而不能像英格兰和法国那样用于内陆航行。再者，瀑布本可以作为工业生产的动力，但苏格兰的瀑布线大部分远离原料充足、人口集中的地方，这样的土地与资源环境必然限制了苏格兰人口的增加。在1700年，人口仅为110万。为了谋生，苏格兰入不得不背井离乡，有的在本国内部不停地迁徙，有的甚至漂洋过海去异国他乡。面对这种生存境况，苏格兰人不得不致力于发明创造与思想启蒙。正如罗杰，爱默生所洞见到的，正是为了解决粮食生产、工业原料、交通与资源等问题与困难，“苏格兰人成了化学家，以便发现新的肥料、漂白剂和染料；他们成了地理学家，以便发现新的矿藏。与此同时，他们不得不去思考从根本上改善这些境况所需要的社会的与政治的一经济的变迁”。由此，我们很容易看出苏格兰启蒙运动首先是一种生存论的关怀。

这种生存论的关怀不仅源于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的恶劣，还源于对高低与低地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忧虑。在苏格兰历史的初期，高地与低地的划分纯粹是地理意义上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邓巴顿至斯通黑文这条分界线逐渐超出了空间海拔的意义而具有时序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别，甚至在17、18世纪一度使苏格兰呈现出严重的区域分化与社会断裂：与英格兰相毗邻的低地地区较早从政治合并中得到好处，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商业化、工业化加速推进：而高地地区甚至还徘徊在中世纪之前的部落时代，经济主要以渔猎和游牧为主，部族组织主导着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高地与低地这样的二重天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共同置身其间的最大的“省情”，这一方面给他们提出了一个共通的时代课题——如何消除苏格兰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根除高地地区的落后与愚昧，这激发与导引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以极大的精力关注社会的发展，关注商业文明的形成与演进，关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机制，即使是高地的思想家弗格森也没有游离出外，因而有理由认为，苏格兰的思想启蒙首先是针对落后、野蛮的高地地区，致力于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习性等方面的“启蒙”。

(二)社会历史背景

在社会历史背景上，苏格兰启蒙运动不同于法、德等欧陆启蒙运动最为显著而独特的方面，那应该就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转型和宗教改革已然完成的后革命启蒙，苏格兰启蒙运动发生于光荣革命之后，1707年与英格兰的政治合并更进一步确认与保障了自由宪政体制，因而可以说它本身就是在一种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生态下兴起的。对于这一“时代优势”，约翰，格雷在《自由主义》中做了很深刻的分析：“在整个18世纪下半叶，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历史与启蒙运动的传播必须被看作是同一个思潮与实践的两个方面，而在英国却并非如此。1688年光荣革命中议会力量的胜利使一个个人主义的秩序在辉格党贵族的庇护下保持了长期的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在法国， 自由主义在封建主义的实践与绝对主义的制度这一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法国的自由主义不是与宗教非国教主义联系在一起，而是与思想自由和反教权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社会与政治的历史大背景是我们把握各国或地区启蒙运动之多样性的基本出发点，尽管哈耶克所着力解释的“唯理主义”与“反唯理主义”思想传统上的差异也不容忽视。

具体地说，作为一种“后革命时代”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法国同仁之政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康德式的隐晦的哲学思辨又无必要，他们必然“侧重考虑经济变革以及对这一变革的伦理和政治条件和后果”。如果说哲学革命与精神自由、政治革命与政治自由分别是德、法启蒙运动的风向标的话，那么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最大关切就应该是经济自由与社会发展，即为工业革命、商业革命鸣锣开道，致力于探究社会的发展与改善，尤其市民社会之培育。这方面，法国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隆与我们的看法非常吻合：“18世纪是英国世纪，这个世纪反映了一种回归到具体的广阔的运动。比法国更为明显的，这一运动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市民社会的实际运转上了，要解释法国与英国之间的这种差异并不难。山于法国还处于绝对君主专制时期，对专制主义的批判似乎更为紧迫和必要。社会的建立问题仍属重中之重，而在英国，洛克的观点已经得到迅速传播，特别是随着这种传播建立了一种君主立宪制度。这里为创新思索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土壤，尽管芒什海峡两岸相互间极为丰富的知识交流告诫我们不要过分夸大这种差异。”

(三)生存情境

当我们把视线投向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这一群体的职业、阅历、生活时，“资助”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受过资助。以阿盖尔公爵为例，他是苏格兰首要的资助人，从1723年至他逝世的1761年期间，他直接或间接资助了活跃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如大法官安德鲁，弗莱切、查尔斯，厄斯金，亨利。霍姆(即凯姆斯勋爵)；文学家弗朗西斯，哈奇森、亚当，斯密，牧师威廉，罗伯特、亚当，弗格森、乔治，坎贝尔，医生威廉，库伦、约瑟夫，布莱克，艺术家威廉，亚当、阿兰，拉姆塞，科学家和商人亚历山大，威尔逊和詹姆士，休顿。在列举这一长串名单后，罗杰，爱默森深有感触地写到，“如果要说有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父的话，阿盖尔公爵三世当之无愧，因为他比任何人对那些使启蒙理念体系化的天才们的谋生创业给予的资助都多”。

尽管在18世纪的欧陆启蒙运动中，资助也是其重要的背景，但在苏格兰启蒙运动，资助有其自己的特色：第一，在1723年之后，特别是在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yll)治理苏格兰期间，苏格兰人享有更多的自治权，这使得苏格

兰的资助者们比欧陆那些集权人士更愿意给予地方精英更多的权力与自由；第二，苏格兰的资助者的人数比较少，这是因为苏格兰的统治阶层主要是地主与商人，在1700年他们仅有1300人，到1800也不超过2600人，资助群体的稳固与集中有助于资助行为的一贯与持续：第三，苏格兰的资助者较为开明。在十八世纪的苏格兰。资助不仅特色鲜明，而且对启蒙运动的功用不可估量，它不仅仅表现在对启蒙思想家个人的职业与生活方面，“这些间接或直接的资助对那些思想们的安全与稳定是不可少的”；Usl(t5)更主要的是它有助于整个启蒙事业。“苏格兰启蒙的成功源自资助，资助者们在很大方面与这些启蒙人士共享着相同的理念，并有能力将他们的价值与思想付诸于一个不怎么情愿变革的社会。”资助关系在很大程度使“这些思想家与那些开明的苏格兰地主阶级之间的利益分歧甚少，而这或许可以解释在他们的著作里为什么缺乏政治激进主义”。

除“资助”这一重要背景外，苏格兰启蒙知识分子还生活在一个紧密的社会与学术圈子里，组织了许多社团、学会、俱乐部，如择优学会(Select Society)、拨火棍俱乐部(Poker Club)、文学会(Literary Society)、政治经济俱乐部(the Political Economy Club、、哲学学会(Philosophy Society)等，形成了异常活跃的进行思想传播与论辩的“公共领域”，斯莫特(smout)幽默地称其为“交流的头脑”(cross-fertilisation of minds)。[16](478)这些学会、俱乐部基本上都不是纯学术的团体，除了学界名人如休谟、斯密、弗格森、罗伯逊等积极参与其中之外，也有政界、商界人士的身影，后者的参与不仅使得学者们获得了一个交流思想观念的平台，更使得学者们从政界和商界人士的宏观视野以及商业操作实践方面学到了不少东西，并使之理论化，斯密的传世名作《国富论》的许多重要资料就是从政治经济俱乐部获得的，当然，不同的学会、社团在成员构成上、在思想理念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在阿伯丁，学会成员和教会人员的联系更多：在格拉斯哥这座商业之城，学者、商人以及律师之间的互动颇为密切；而在享有“大不列颠的雅典”美誉的爱丁堡，社团的社会基础最为广泛，市民、文人、军人和公务人员都曾参与其中。不同学会间、不同思想流派间，甚至同一流派与社团内部也争论不断，比如，里德以阿伯丁为大本营的哲学常识派就是爱丁堡学者们尤其是休谟的怀疑论哲学的坚决反对者。反过来，我们在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进行个案研究时，其思想的派别性也能从这种社团活动中找寻到解释。

需着重强调的是，在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进行个案研究时，由于具体的个体生存情境的差异，尤其在低地与高地的知识分子之间，因而不可避免地在许多问题上不可避免地有很多分歧，有些甚至是根本性的，这又使得苏格兰启蒙运动在“同一首歌”下有着不同的唱法，其思想图景呈现出不同的色调。这一点在高地启蒙政治思想家弗格森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弗格森出生在苏格兰高地的珀斯郡(Perthshire)的洛吉赖特(Logierait)，是唯一一位出生在高地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与许多低地知识分子自觉的“英国化”不同，弗格森的全部求学经历都是在苏格兰本土完成的。他一生与英格兰的联系颇少，他从来不曾在英格兰长期生活过，除了早年的随军以及中年之后几次去欧洲大陆、英格兰和美国旅行以及从事公务活动之外，弗格森未曾离开过苏格兰。在语言方面，弗格森不仅用土腔很重的苏格兰语与人交流，他还会说盖尔语。这些生活习性与经历方面的差别对弗格森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构成性”的，比如在苏格兰启蒙最为着力的“社会发展”的主题上，弗格森表现得有些“另类”，尽管他一再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图示是蒙昧社会一野蛮社会一文雅社会，然而他同卢梭有着惊人的相似的嗜好，鼓吹“高尚的野蛮”，颂扬野蛮人的德性。在思想范式上，他热衷于探究财富与德性、德性的腐化与政治奴役，极力推崇古典的勇敢美德与政治参与，显露出浓厚的古典共和主义情结。

综而言之，尽管思想史与生活史的关系较为复杂，但有一点不容否认，生活史对思想史有着重大的影响，因为两者完全不存在“交集”是不可能的，尤其对于以社会生活问题为致思取向的思想启蒙来说更应是如此，具体到苏格兰启蒙运动：基于恶劣的自然生存条件，苏格兰启蒙运动首先是一种生存论关怀：不同于法、德等欧陆启蒙运动的社会背景决定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主题不再是政治革命而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再是政治社会的建立而是市民社会的运行：资助、公共领域等生存情境深刻地影响着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稳健、渐进、调适的思想取向。同时，个体生存情境某些方面的不同又使思想间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