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飘》的不同译本看翻译与语言历时变化
时间：2021-05-05 07:55:0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本文参照社会语言学中有关语言变化与社会变化相互关系的理论，对英文文学作品《飘》的三个不同时期的译本做了比较分析，试图从译者翻译技巧的变化中探究20世纪以来现代汉语变化的轨迹，并根据这一轨迹深入探究其变化的原因。比较从历时的角度出发，在句子层面进行。比较过程中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中变化发展的理论，及解构主义哲学中翻译学理论为基础和指导，进一步验证了后一理论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的正确性。这些观点是：意义的不确定性，一切都是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着的动态过程等。根据这些观点，可以得出，有价值的作品应该定期重译这样的观点。
关键词：归化 异化 历时变化
一、前言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变更会导致语言的发展变化，同时语言的各种变化过程也是社会生活情景的体现。20世纪不论在中国文化史还是社会史上都是风云变幻的一个世纪，它见证了中国社会几次巨大而根本的变革，中国从封建社会进化至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而进化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巨大的社会变革自然体现在了汉语的变化过程中，使得汉语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出现了尖锐而巨大的变异。这样短时间内巨大的变异在除汉语外的其他语言中是从未有过的，因此，对汉语在这一个世纪历时语言变迁现象及其根源的探索具有极高的价值。
有一种形式非常清楚地反映了汉语言的这种历时变迁，那就是翻译。为了适应汉语这种差异巨大的历时变迁，很多经典的外国文学每隔很短的一段时间都需要进行重译，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语言的变化也清楚地体现在了不同的翻译文本中，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某文学作品的不同译本的研究来探索汉语的变异过程。而作者选择的文学作品即美国20世纪的畅销流行小说Gone With the Wind，对应的中文译本分别是《飘》，(傅东华，浙江文艺出版社，1940)《乱世佳人》（陈良廷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和《飘》（李美华，译林出版社，2002）。
二、翻译的归化与异化
在比较这三个不同文本的过程中，不同译者所采取的不同翻译技巧显而易见，即归化与异化。归化与异化之争在中国的翻译研究界已经存在了很多年，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归化与异化只是翻译技巧层面的差异，与基本的翻译理论无关（孙致礼，2002）。从中国翻译发展史可以看出，归化是早期翻译技巧的主流，其中佼佼者莫过于林纾，他把文言文应用于对英文作品的翻译中，其完全归化的方式多少年来一直备受争议，但公认的一点就是作为译者，林纾是功大于过的，正是他的作品使得当时的人们开始了解外面的世界，而他所采取的翻译技巧也是最适合当时的读者需求的(马祖毅，1998)。而翻译技巧的异化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异化绝不是万能的，这种翻译技巧的效果受到诸如读者理解水平以及译本服务目的等的制约(杨自俭，1994：269-282)。
三、汉语言的历时变化
汉语的历时变化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反抗封建统治的武器之一，“白话文”革命应运而生。同时外国殖民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在结束中国封建历史的同时也让外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影响。前者使得汉语沿着自己发展的轨道开始变化，而后者则使得汉语烙上了外来语的痕迹，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英语的归化，不论是在语法还是词汇方面。
四、比较
在这部分中，作者选取了三个中文译本以及原著中每章的第一句话进行了比较，总共选取62句话，而比较中可以发现两个最为明显的特征，一是译者翻译技巧的变化是受到上文所提到外因的影响，即英语的变化的影响；二是在这些句子里很少有共时语言变化的痕迹出现。
除第10，16，21，22，30，40章的开头一句是简短的单句以外，对其他句子，所有的译者都采取了将从句和复杂结构分解成独立句子的方式来处理，作者将其分成两类进行分析：
1. 在第1，3，4，9，23，27，29，31，48章的开头一句中都存在着一个或几个从句，而译者对这些从句的处理是完全不同的：
a：On a cold January afternoon in 1866，Scarlett sat in the office writing a letter to Aunt Pitty，explaining in detail for the tenth time why neither she，Melanie nor Ashley could come back to Atlanta to live with her. (Margaret，P505)
一八六六年一月里一个寒冷的下午，思嘉在那办事室里写着一封给白蝶姑妈的信。这样的信她至少已经写了十封了，说的总是她跟媚兰、希礼不能到饿狼陀去和她做伴的理由。(傅，P637)
1866年1月里一个寒冷的下午，斯佳丽坐在帐房里给佩蒂姑妈写信，信中她第十回给姑妈详详细细地解释她和玫兰妮、阿希礼不能回亚特兰大去跟她做伴的原因。（陈，P639）
一八六六年一月一个寒冷的下午，思嘉坐在办公室里给白蝶姑妈写信，第十次向她详细解释，为什么她、媚兰和希礼不能回亚特兰大去跟她一块住。(李，P487)
原文只有一个句子，其中包含了两个伴随状语成分，在第二个伴随状语里包含了一个宾语从句。而所有的译文都把第一个伴随状语保留下来与主句一起，这一点与原文是一致的。在处理第二个伴随状语的时候，傅东华和李美华都将宾语从句从状语中裂分出来，形成一个单独的句子，这种翻译方法是与传统的汉语语法一致的，即复合句应该有逗号等标点符号将其分隔，一个简单句里很少出现复杂的定语或状语成分。特别是在作者分析的这类生活化和口语化的文本中，多层复合句更是受限制。通常在英译汉中遇到多层复合句时，译者都会采取诸如分裂、重复关键词、枚举等技巧来处理(钱乃荣，1995)。而在《乱世佳人》中，译者使用了一个冗长的复合定语成分“她和玫兰妮、阿希礼不能回亚特兰大去跟她做伴的”来代替原文中的宾语从句，同时还使用了双宾语结构来对应原文中的相同结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句子结构上《乱世佳人》采取了逐字的直译方式，而其他两个文本则采取了归化的翻译技巧。另外，在李和傅的译本中还有一点区别，李的译本中宾语从句被直接翻译为疑问从句，而傅的译本则将其处理为一个名词性短语，传统的汉语句式语法中很少出现疑问从句，因此李的译文无疑表现出了汉语的一个新的历时变化，那就是复合句中疑问分句的使用。
从对这个例子的句式分析可以清楚看到20世纪汉语翻译技巧从重归化到重异化再到综合权衡的变化。傅东华作为1930~1940年代归化翻译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译本《飘》的前言里就曾说“关于这本书的译法，我得向读者请求一点自由权。因为译这样的书，与译classics究竟两样，如果一定要字真句确的译，恐怕读起来反要沉闷……我现在都把它们中国化了，……对话方面也力求译得像中国话。”（傅东华，p4）而他在例a中所使用的句式是标准的现代汉语语法；《乱世佳人》的译者则截然相反，对该句的翻译一味地追求完全与原文一致，以至于读起来有些生硬拗口；李美华的译文走的是中间道路，反映了现代译学研究者对归化与异化思想的成熟，在译文中既采用了分裂复合句成分的技巧，使译文符合汉语的习惯，迎合中国读者的思维，同时又保留了原文的部分句式结构，使读者体会到读的是一本译著，其与汉语有不同之处，从而给汉语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2. 第12，13，28，46，54，58章的第一句，在对这些句子的翻译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的是汉语向英语的归化过程，即在汉语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本来属于英语的表达方式。
b. Under Mrs. Merriwether’s goading，Dr. Meade took action，in the form of a letter to the newspaper wherein he did not mention Rhett by name，though his meaning was obvious. (Mitchell，P231)
由于梅太太的督促，米医生果然行动起来了，行动的方式是写一封信到报纸上去发表，信上并没有提白瑞德的名字，意思却明白得很。(傅，P286)
在梅里韦瑟太太的策动下，米德大夫采取了行动：他给报纸写了一封信，信里虽没有点瑞特的名，那意思却是很明白的。（陈，P279）
在梅里韦瑟太太的唆使下，米德医生采取行动了。他给报社写了封信，信里的意思虽然很明显，但没有提到瑞德的名字。(李，P223)
在这里对待“under Mrs. Merriwether’s goading”这个词组，傅东华翻译为“由于”，而第二和第三个译本则直接沿用了原文的结构“在……下”，几十年前在传统的汉语语法中是没有“在……下”这样的结构的，但随着英语在中国的普及，这一结构，由于其表义形象准确，已经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成为现代汉语中常见的说法。即使前总理朱镕基同志全国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报告时也使用了该结构“在党的三个代表光辉思想的指引下”。如今，这样的外来语表达方式在汉语中随处可见，比如：
Later time in the day...
今天晚些时候……
因此在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三个译本之间的一个区别就是后两个译本开始使用一些在第一个译本中不可能使用的新的表达方式，而这些表达方式往往是从英语结构中直接套用而来的，而当傅东华在做第一个译本的时候，这些说法根本还没有在汉语中出现。这种区别出现的直接原因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经济是社会领域所有现象的根本原因，语言变化自然也包括在内，英语国家（英国与美国为首）在全球经济领域的领袖地位决定了英语在语言领域的领袖地位，这种领袖地位反映在翻译活动中，往往使得翻译成为一种不公平的行为，英语更容易处于中心地位，而其他语言则处于边沿位置。更可怕的是这种翻译的不公平导致的是文化交流的不公平，罗伯特菲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称之为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文努蒂（Venuti）认为，不论对原文还是译文，这种不公平都是有害的，因为这使得两种语言都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机会（Venuti，1998）。但作者认为这种现象对现代汉语来说是具有正面影响的。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应该是一种对其他语言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其词汇和结构的范围由使用该语言的人群的社会活动范围所决定。随着中国社会的改变，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自然会随之变化。这种变化边缘化了主流汉语的主导地位，从而使汉语言的发展更加多样化，使汉语言中增加了新的元素和活力，因而可以延长该语言的寿命。而且，中国社会的变化本身是进步的变化，随着中国在文化科学和经济领域的进步，与之对应的汉语言的变化自然也应该是符合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变化，而在一定意义上讲，由于英语国家在文化科学和经济领域的发达地位，英语代表了人类社会先进和发达的方面，因此，引入英语中的一些词汇和新的表达方式是符合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的，这种引用使中国人可以摆脱对外交流先进文化科学和经济时可能会遇到的障碍，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向英语归化的翻译现象对汉语言是有一定肯定意义的。
总结
从对《飘》的三个不同时期的中文译本中每一章的第一句话中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翻译反映语言的变动，而语言则反映社会变动，随着社会的逐渐进步和发展，汉语言和译学者们对翻译技巧的反思都在相应发生变化，因此，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有价值的作品应该定期进行重译，使之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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