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吹皱一池浑水——“顾彬言论”笔谈
时间：2020-03-28 07:55:1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引言
2006年底德国汉学家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那番言论，最近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世界汉学会上又以更集中的形式重演一番，这回的动静显然更大，也更有现场感。参与论辩的中外学者都不在少数，几乎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主办者担心会议跑题，才勉强把讨论引向既定方针。在中国的当代文学界虽只引起一点惊诧，但在媒体中却引起轩然大波。前者之所以动静不大，在于中国做当代文学的，都知道汉学家对当代文学了解有限，他们的话不必当真。后者之所以躁动不安，或者说幸灾乐祸，那是媒体向来唯恐天下不乱。事后也证明，都是媒体的夸大之辞，顾彬的原话并非如此。但人们乐于以讹传讹，因为这样的言论正是媒体需要的，也是相当一部分国人所乐于看到的。现在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日子过得红火了，看到有一些人生活在垃圾中，这正可映衬自己生活于象牙塔里或是金屋藏娇。哪怕是破帽遮颜，也可神气活现。
当然，顾彬后来否认自己的全称判断，好像他的意思完全被中国的媒体歪曲了。不过，我以为从新闻真实的角度，媒体无疑是在搅浑水，但顾彬未尝不可能把对卫慧、棉棉的个别判断上升为更为全面的论断。而顾彬有此潜意识也不奇怪，与顾彬交往较密切的海外作家诗人，大都早有此论断。海外中国作家诗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就持有相当激烈的看法，例如，马建、孟浪等人就长期坚持认为，中国当今这些公开发表的作品都不是文学，只有地下写作才是真正文学，或者真正的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后一句话也只是以潜意识的形式经常在作祟。在他们心目中有一个所谓的真正文学的偏激尺度。在某种程度上，与顾彬交往更密的杨炼也持这种看法。此三人，我都与他们就此问题论辩过，那已经是十多年前，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海外同行我都与他们讨论过同样的话题。想不到顾彬现在还有这种言论，可见诸君现在还未改初衷，可能在政治化的偏激中又有一些东西坚定了他们的看法。那就是卫慧、棉棉。大男人与小女子过不去，这里面的恩怨并不是“文学”这个概念可以装得下的。其中的复杂心理，这里就不加分析。如果说顾彬完全受这些声音的影响肯定低估了顾彬，但他们的影响无疑还是起了作用。顾彬的言论并不是一个汉学家单独的看法，实际上是海外阵营的中国作家诗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长期坚持的观点。
这里我主持一组笔谈，并不是想驳斥顾彬先生。任何一个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对中国当代文学都会有复杂的乃至于矛盾的看法，在我们关注当代文学的同时，也会对当代中国文学有不满之处。我们决不会荒谬到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完美无缺，或是它的艺术水准如何高超。只是顾彬先生的言论代表了一种声音，不只是海外一部分的声音，就是在国内也有相当浓厚的情绪。90年代以来，指斥中国当代文学疲软浮华的声音就不绝于耳，特别是媒体兴盛的近十多年，酷评家们的言论就是指斥和怒骂，只是这次由顾彬先生这样一位海外大牌汉学家的声音发出，被媒体重用了一把。我个人的理解，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确实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对中国当代文学也怀有相当诚恳的关注和热爱，他说出这种话，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确实有某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但他无疑是受到某种氛围的影响，而且还是带有相当的片面，且对于近年的中国文学作品，顾彬先生的阅读面还较有限。比如，仅仅就最近二年，中国还是有不少的作品相当过硬。莫言的《生死疲劳》、贾平凹的《秦腔》、范稳的《水乳大地》、铁凝的《笨花》、阎连科的《受活》、格非的《人面桃花》等等，无疑都有不可小觑之处。我相信这些作品顾彬都没有读过，读过之后，如果还有不同看法，可以再加讨论。当然，这与顾彬先生的原话“卫慧棉棉是垃圾”无关。
这里是一组北大博士生的文章，青年学子有言就发，各自表达自己的声音，观点名异，不乏偏激之辞，也有中肯之意。就像凤凰卫视每次谈话节目所声明的那样，纯属个人言论，不代表任何方面的观点。
娱乐与严肃 魔鬼与安琪儿
———喧闹之后的倾听
于淑静
去年年底“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余音未果，近日听到了顾彬先生对此的澄清，他说不是“中国文学”，而是“卫慧、棉棉的小说”是垃圾。然而，现在看来这似乎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由此引发的争论并未就此平息，紧接着在世界汉学大会上顾彬先生抛出关于中国作家的外语水平和中国文学1949年前后全称判断的决绝言论，一时成为与会者围剿的重镇，并再度激起了会场内外中国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论争升级，一时间相关话题铺天盖地，火爆异常。
顾彬的主要观点：其一，他认为“优秀的作家首先应该是翻译家。中国当代作家大多不懂外语，不可能创作出好作品。”平心静气之下想想看，顾彬所说中国当代作家大多不懂外语是事实，其本身也没有什么。但是问题在于，外语水平的高下与创作的优劣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是否彼此构成充分、必要，或者充要条件？正如，陈平原先生以不会外语但文学造诣深厚的沈从文为例所指出的：“个性化的作家可能有人外语好，有人外语不好，因此只能拿他的作品来评判。”当然外语与文学之间有关系，二者间的关系也应深入探讨，但问题是，对于享有学术盛誉且写有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汉学家，一如陈平原先生所指出的，“谈中国文学，不谈体制，不谈文学场，最后只归结到外语水平”，对于中国文学研究者而言，殷殷期许之下的失望与不满难免其中。其二，他肯定现代中国文学，否定当代中国文学的提法。陈平原先生回应表示：“这样的全称判断，已经不是一个学者在学术会议上讨论问题的姿态，有点哗众取宠。”而肖鹰先生则对此批评作出了自己的批评，认为过敏的民族对立眼光之下的失范是出自“大国小民”的心态支配。由此可见，这次论者大多都并没有针对“中国当代文学”这一议题本身进行深入的专业化、学理化的题内的学术研讨，而是自觉不自觉地演化为一场不乏意气的题外的众语喧哗。而且，这次大会的争议一直延续到会后，报纸网络诸多媒介一时纷议漫天。
查阅这次会议有关原文记录，不难看到其实这次顾彬提及的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比如其外部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以及内部作品的语言等，如果平心静气下来想想，这些弊症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研究者暂且不论，就连中国作家自身对此也多有批评、不满与建议。比如陈忠实提出当代文学缺乏“思想”；铁凝认为缺少“耐心和信心”；莫言认为缺乏“想象力”……相比之下，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提出的程度，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危言耸听。而且，事实上这些问题属于文学，属于当代文学，不只是在中国，在国外也同样存在。关键是如何看待？怎么面对？讳疾忌医而自欺欺人是愚昧的；熟视无睹而夜郎自大是可笑的；知其然不思其改，是可悲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则是肤浅的。
有意思的是，首先，中国当代文学问题已经屡提不鲜，可是不知为什么这次到了顾彬这里竟然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响？是因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陈平原语），是媒体记者故意歪曲炒作，还是网民、愤青的借题发挥？其次，如前所述，一旦对这些问题下断论，顾彬的逻辑常常是难以成立的，让人无法信服。这一点着实令人纳罕：顾彬这样一位经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学者怎么会再三地犯下如此显而易见的逻辑错误呢？是他在“玩游戏”（柯雷语），是本来“有些武断”（李大卫语），是出自“傲慢与偏见”（李建军语），还是人们的误读（王家新指出顾彬提出的是“语言问题”而不是“学外语问题”）？再次，抛开具体观点不谈，单看争论者的语言表述，不知是幽默还是别有他意，顾彬一上来就用“五粮液”、“二锅头”分别拟说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自然这一说法本身很快招来了“娱乐性”（陈平原语）的非议。要知道，相比之下，因袭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学者一般鲜有人会在如此重大的学术会议做这样的表述，通过查阅会议记录原文，即可知其是比较严肃的。于是，似乎出现了娱乐与严肃的对决？诚然，娱乐与严肃本身无关褒贬。只是，是否可以说正是表意方式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论者双方沟通的某种错位性，从而同样促成言说的困境的演绎？再者，顾彬究竟是魔鬼，还是安琪儿呢？他炮轰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作家之后，在诸多学者对其学术乃至个人或褒或贬，以及因其而彼此相向之后，他却用一种简短的近乎沉默的低调方式回答着别人的质询，如同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当《德国之声》专访他时提及国内有网站对他超过85％网民投赞成票后的感想时，他表示自己感到“有些可怕”，并引用韦伯的话自省，“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失去他自己，所以他的观点和立场应该是少数人能够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