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官商关系与近代中国企业的发展

摘 要： 清末盛宣怀经办轮船招商局之时，其中微妙的官商关系影响到近代中国企业的发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下，前期官商走向合作各取所需，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推进了中国经济近代化。后期官商合作风气既开，却依然延续官督商办、官办的企业形式，甚至封建洋务官僚从中营私舞弊，排挤商人，垄断近代企业，最终导致官商交恶。企业的官化，官商难以调和的矛盾，是制约近代中国企业发展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关键词： 盛宣怀 官商关系 近代中国企业 洋务运动

一、时代的产物——官商合作，轮船招商局兴起

1870年，秀才出身的盛宣怀依靠父亲盛康和李鸿章的交情及杨宗濂的举荐，进入李鸿章幕府，此后20多年他再没有通过正途晋升。盛宣怀经办洋务始于1873年轮船招商局的创办。最初盛宣怀就力主采取官商合作的企业集资形式，他在草拟的《轮船章程》中指出：“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倘不能自立，一蹶不不可复振。试办之初，必先为商人设身处地，知其实有把握，不致废弛半途，办通之后，则兵艘商船并造，采商之祖，偿兵之费。息息相通，生生不已。务使利不外散，兵可自强。”［１］可见，在经营方式上，他认为要经营得法必须摆正国家和商民的关系，要“筹国计必先顾商情”。由此表明，在西学东渐中，一部分封建知识分子向新型的洋务人才转变，隐含洋务官员开始注意商人的作用和与商人合作的意愿。同时，盛宣怀早期的思想中还闪烁着一定的民族性。他说:“中国不患弱而患贫，不患在下占上之利，而患洋人占华人之利。”［2］他看不惯中国的商利被外商占尽，想通过中国自己筹集资本经商，以抑制外商，与洋商争利。

为此，盛宣怀与主张官办的朱其昂产生矛盾，但是初期李鸿章采用朱其昂官办的主张，可见洋务当局领导集团对商人最初的不信任和戒备心理。然而，事实很快证明官办的失败。朱其昂在筹建轮船招商局过程中曾说：“会集素习商业殷富正派之道员胡光墉、李振玉等公同筹商，意见正同，各帮商人纷纷入股。”［3］实际上，他在招股方面几乎一筹莫展。胡光墉是著名的大丝商，在左宗棠幕府中经办洋务，以“畏洋商嫉妒”［4］而裹足不前，始终不肯加入轮船招商局。朱其昂既招募不到商股，又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所以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轮船招商局便亏损了四万两千两。他不得不辞去总办的职务，请求专办漕务。于是，轮船招商局进行了改组，转入新的阶段。1873年，李鸿章委派买办出身的唐廷枢为商总办，后来又任命买办出身的徐润为会办，作为官方代表的盛宣怀和朱其昂只不过是一个挂名的会办，管理官务。

说明:此期间轮船招商局的会计年度大体为第一年的7月至第二年的6月，故年度栏目的数字均为跨年度的数字。

资料来源:1.招商局资本、轮船数、吨位数引自《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的《附录》。2.净收入、折旧和扣除折旧后的利润三栏目引自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78页表。［５］

由以上统计数据资料看，1873—1883年，轮船招商局的业务和利润都有所增长。这从表中所列这期间招商局的各项统计数字尤其是资本数、轮船数和吨位数上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1874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在竞争中支持不住，旗下大小轮船共有十六艘以两百万两出让。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盛宣怀找两江总督沈葆桢借到一百万两官款。于是，招商局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出资二百二十二万，将旗昌公司辖下的全部轮船及码头栈房等一起买下。因此，招商局即刻由四条船的小公司变成二十条船的大公司，大大增强了竞争力。徐润后来评论收购一事说：“……而商局根基从此巩固，皆盛杏翁之力为多矣。”［6］会办朱其昂、盛宣怀负责漕运和处理一切“官务”，同时，清政府向招商局提供了许多优惠待遇，加以扶持。招商局一改前貌，当其决定集资的消息公布后，认股情形“大异初创之时，上海银主多欲附入股份”，很快就招得近五十万两。

由此观之，从早期经营的业绩看，早期的轮船招商局，商办的色彩浓厚，在洋务当局的庇护下按照商务原则开展，也是官商合作的开始，两者的合作是收到成效的。

探究此次官商迈出合作一步的原因，我认为官商合作是时代的产物，原因有四点：首先，最为重要是资金问题。19世纪，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正是风雨飘摇之中，对外割地赔款，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国家财政已经是入不敷出，清政府手中已经没有更多的资金投资纯粹的大规模的官办企业，没有民间的私人资本支持，洋务企业无法顺利兴起。而朱其昂当时主张完全官办，很难让商人取信，从而由依附洋商转而依附官府投资。朱其昂的主张更多是体现封建官僚集团的利益，失败是在所难免的。其次，清政府封建官僚对经办近代民用企业缺乏经验和管理技术，需要专门经营人才，只能寻求与商人合作。再次，当时不少商人手中已经通过商业贸易积累不少资金，并附股于外商在华企业，已具备了投资近代企业的能力。最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下，工商业者不仅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斥和倾轧，而且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盘剥和捐税的苛扰，只能与官府合作办企，以寻求官府的庇护，减少阻力。亲身参与官督商办洋务事业的郑观应，当时即对此作过论述。他指出：“全恃官力，则巨资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存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殊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7］

唐廷枢起草《轮船招商章程》，强调招商局由自己专管，“作为商总，以专责成。再将股份较大之人公举入局作商董，协同办理。”［8］又规定：“事属商办，似宜俯照买卖常规……请免添派委员。”［9］将盛宣怀所拟的《轮船章程》与唐廷枢所拟的《轮船招商章程》对比，两人虽然都是主张商本商办，但是盛宣怀则强调总办要“联络官商”，要“上与总理衙门、通商大臣、船政大臣”等官方权要机构和人物联络好关系。按照盛宣怀的观点，“官”应该处于企业的主导地位，而唐廷枢则要求“商”把握企业的主导权。两者思想的差异，埋下“官”出身的盛宣怀与“商”出身的唐廷枢和徐润在以后的暗自角力，官商不可避免的矛盾开始若隐若现。

二、官权和商利的暗自角力、官商交恶，企业停滞不前

站在商人的立场，唐廷枢和徐润从商人的经济利益出发，按照商务原则，扩大企业的经营，追逐高额利润，正如他们所说：“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10］请清政府“免添派委员，除去文案名目，并免造册报销”，［11］一切按照“买卖常规”办理。但是盛宣怀始终摆脱不了封建官僚的基本属性，是官股的代言人，他的人生信条是“做高官”，这样的政治目的和唐廷枢、徐润的商人利益有冲突和矛盾。

两者的矛盾首先表现在用人方面。当盛宣怀通过朱其诏推荐其亲信于唐廷枢时，唐廷枢断然拒绝，朱其诏将此函告盛宣怀说：“本拟设法位置，实源商局用人景翁早已定夺，局中所有伙友，一概不用，以致无从报命。”［12］

由此可见，早期的轮船招商局的经营权和管理权牢牢掌握在商人唐廷枢的手中，而这引起盛宣怀夺取“总办”局务的企图。因此，向来说要商办的盛宣怀，一变初衷地说，招商局应当“官商合办，利害共之”。［13］

盛宣怀利用官督的身份，大肆贪污和侵夺，其第一笔就是收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所得的回佣。他经手二百二十余万两，回佣有六七万两。当时有御史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弹劾盛宣怀“工于钻营，巧于趋避”，“此等劣员有同市侩”，［14］因而请旨将之革职。虽然李鸿章为之“极力剖辩”，但1881年总理衙门奏请“不准再行干预局务，并命李鸿章严加考察”。［15］盛宣怀因受到回扣的事情受到弹劾，有三年不再涉足招商局事务。

1883年，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国内的资金大批向工矿企业转移等因素的影响，上海出现了倒账风潮，徐润挪用局款达十六万两千余两投机地产失败。盛宣怀将此事向李鸿章一禀，徐润被革职。1883年末，盛宣怀上禀李鸿章，攻击唐廷枢、徐润和批判轮船招商局的状况:“不料总办之朦混糊涂至于此极也。商本二百万，乃如开平拖欠八十余万，各户往来拖欠七十余万，各局往拖欠十余万，各局水脚拖欠三十余万，则局本已无着矣。其轮船、码头、栈房实估值本不及四百仅足抵老公款九十六万、新公款五十五万、保险存款一百万、客存客汇一百二三十万，人安得不望寒心。”［16］他进而将招商局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归咎为:“其病在以长存款四十余万不收帐，皆属自挪移;又病在多造轮船、多得用钱，而船不能走长江、天津，名为放驶外洋各埠，实只放驶广东一无船不亏本;又病在添造金利源三层楼沿河栈房，花费四五十万，而无货堆，新闻纸招堆客货亦济;又病在大小司事皆以贵价买开平股份，无不亏本数万两，至少亦数千两，其势不能不作弊。”［17］事后，徐润曾说：“此亦杏翁居心太苛，防我等重备船只在该处设立码头，与彼争霸，故为此杀一儆百之事。”［18］实际上表明了在盛宣怀和唐徐之间发生了一场长近十年的权力斗争。盛宣怀说唐廷枢专说大话，说徐润忙于私务。而唐廷枢则认为盛宣怀口蜜腹剑，倚仗官僚的支持牟取私利。而盛宣怀一语道破两人矛盾的症结在于权力被徐润所揽，他与徐润“两人不能再合”，“再合”会出现“太阿倒持”的。［19］

1885年，盛宣怀被委任为轮船招商局督办。入主轮船招商局以后，虽然仍强调“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20］但同唐廷枢主持时期比较起来，“商办”大为削弱，“官督”大为加强。在用人机制上，盛宣怀制订《用人章程》和《理财章程》各十条，主要内容有如下两点：第一，“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会办三、四人应由督办察度商情，秉公保荐。”［21］这项规定使督办能够控制轮船招商局的人事权和财政权，完全废弃了1873年《局规》中关于由股东推举商董和总董主持业务的原则。虽然轮船招商局受到中法战争的波及而一度被迫抵押，遭受损失，但是也与盛宣怀官化的管理方式有密切的联系。此后的轮船招商局，吨位几乎没有增添，通过与外国竞争的“齐价合同”勉强维持其利润关系。在盛宣怀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一直处于停滞时期。

1916年，盛宣怀去世，盛家为其举行三十万两白银的葬礼，留下遗产两千万两白银，超出李鸿章一倍之多，在这当中，离不开盛宣怀后期将企业官僚化管理、霸占企业的人事权、监督权和经营权，更加离不开他的巧取豪夺和营私舞弊。盛宣怀最初进入轮船招商局时，他是官员，并无股份，而后来他拥有招商局股票一万一千股，占该局的全部股份二分之一，总值银四百四十万两。1894年慈禧“万寿庆典”，招商局报孝银五万余两；1899年至1903年四年中，仅招商局因报效而从折旧项下垫支高达三十八万余两。因此，曾经积极协助盛宣怀经办洋务的郑观应也尖锐指责官督商办，“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22］

从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比较来看，洋务运动后期1886年中国岁入八千一百多万两，至1894年还是八千一百多万两，其间各年的岁入虽有波动，但都是八千多万两，也就是说九年间经济是停滞不前的。1895年的《马关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华设厂，清政府也就自然允许中国人自行设厂，于是民办企业发展起来。至1903年国家岁入达一亿多两，比甲午战前增收近两千万两，再过五年至1908年更翻了一番，达两亿三千多万两，再过三年至1911年更达两亿九千多万两。比较前后的岁入，可以看到在以官督商办为主要形式的洋务运动时期经济发展是停滞的，而商办以后才快速发展的。

日本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1880年开始私有化，1881年开始将官营和半官营的工厂绝大部分拍卖处理，国家大都是以极低的价格甚至是无常转移给民间，投资62万日元的长崎造船所，以9.1万元转让三菱。投资59万日元的兵库造船局，以5.9万日元转让给川崎。以22万多日元购进2000纱锭棉纺机10台，以无息十年偿还的优惠条件出售给民间，建立九所棉纺厂。将13艘轮船无偿交给三菱，并给航路补助金，后又给18艘，使其与英美争夺航路。民营企业由此成为明治政府殖产兴业政策的中心内容，从而使当时的日本从“官督商办”的状态摆脱出来，实现了官商分离。后来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和历史遭遇，可以充分说明这种官商分离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三、结语:以史为鉴，中国现代的官商关系

商利与官权的角力，最终以盛宣怀为代表的官权取胜。唐廷枢和徐润的出局与盛宣怀入主轮船招商局成为督办，在招商局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招商局商办色彩的下降和官办色彩的加重，也成为官督商办框架中轮船招商局此时从“商事商办”转向“商事督办”标志。

因此，导致唐廷枢和徐润出局的深层原因是难以调和的官商矛盾，唐廷枢和徐润是当时中国民间经营新式工商业的商办代表，但是他们都是从经济利益出发，与清政府利用洋务运动挽救其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不一致，两者的合作渐渐走向破裂的边缘，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商人是无力与清政府在政治上抗衡的，他们必须依附清政府。当时风气已开，官办和官商督办已经成为制约近代中国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清政府洋务当局并没有及时改弦更张，反而加速官化近代企业，实行垄断，这不能不遭到后人的谴责。

回顾历史，反观当下，以史为鉴。历史从社会中来，必须服务于社会。从清末算起来，中国市场经济迄今已转轨了一百多年，但中国的企业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权力的附庸，被斥为依附者群体。在《从顾雏军到盛宣怀的共同困境》23中，作者将盛宣怀和前科龙集团的董事长顾雏军类比，两人有很多的相同之处。他指出：“……李鸿章的智囊盛宣怀具有企业家的天才，但他本身又是大官僚，以两者结合的身份，他成为中国近代企业家中的翘楚。今天顾雏军所遭遇的一切责骂，盛宣怀几乎一一尝遍，如堂而皇之地将朝廷与股民投入轮船招商局的资金挪作他用，在掌控的所有企业中任用私人，又如私自涂改账册，在朝廷和公司内部用两本账；事实上，他主管的企业一再遭到户部查核，如果不是李鸿章、张之洞等维新派官员大力扶持，就是十个盛宣怀也不顶事。……顾雏军与盛宣怀面临相同的困境：无法克服的体制性障碍，无法得到保护的产权，以及舆论的普遍不同情。……顾雏军商业帝国的倒塌，只不过证明了他一度拥有的保护并非根深蒂固。中国企业家为什么要依附权贵，甚至成为权贵阶层？”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留下如下解答——将惩罚交给法律，将深入地反省留给自己，才是避免中国企业家悲剧的正道。

参考文献：

［1］盛宣怀档案名人手札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2］盛宣怀档案名人手札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3］叶亚康，顾廷龙.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4］叶亚康，顾廷龙.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5］朱荫贵.从1885年盛宣怀入主招商局看晚清新式工商企业中的官商关系.史林，2008，（3）.

［6］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续集.文海出版社，1978.

［7］郑观应.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8］夏东元.盛宣怀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9］夏东元.盛宣怀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10］盛宣怀档案名人手札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1］盛宣怀档案名人手札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2］盛宣怀档案名人手札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3］盛宣怀档案名人手札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4］朱荫贵.晚清轮船招商局的对外投资.中国论文下载中心，历史学论文.cn/qkpdf/wjlt/wjlt201152/wjlt20115238-1.pdf" style="color:red" target="_blank">原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