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化时代下民族国家与主权让渡问题的思考
时间：2021-01-21 07:57:3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全球化时代的降临带来对民族国家主权观念的新思考,尤其对欧洲而言,主权让渡的问题难以回避。虽然当前欧洲的尝试并不乐观,然而各学术流派依然试图解释欧共体本身及其未来,希望可以为全球化时代中民族国家的主权问题寻找一条可行的出路。另外,需要思考的是欧洲民族国家主权让渡是否具有普适性。
Abstract: The onset of globalization is ushering in new perspectives about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 states, and for Europe in particular,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to a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 has been talked for years. Although Europe’s attempt on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is not a success story, academics of all persuasions have been trying to expla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ts future, and hope to find a way out to reconcile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 states with globa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still a moot point whether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in Europe is universal.
关键词: 全球化 民族国家 主权让渡
Key words:Globalization Nation states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当奉民族主义为最高信条的民族国家出现于欧洲伊始,意味着权势力量争夺国家主权与民族主义的开始。人们还在深刻反思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主义战争、多民族国家无休止的内战以及苏联解体等皆由民族主义所引发的重大历史事件时,全球化时代的降临带来了对于民族国家的新思考,尽管如此,主权这一传统问题依然难以规避,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欧洲民族国家决心建立大欧洲以来所面临的主权让渡问题。
无论是18世纪在欧洲开始形成的民族国家理论,还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政治研究方法,都对主权让渡表示出莫大的兴趣。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创新与发展着实令人吃惊,虽然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各个理论流派的影子交替显现,却没有任何理论能够胜任对欧洲一体化给予完整而又合理的解释,也没有信心指导其未来的出路。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强调从主权国家到世界性体系的必然过程,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功能型经济型的全球因素,而后者强调道德义务上的世界统合。现实主义在主权让渡问题上无一例外是怀疑和批判者,他们强调让渡主权的单位成员的利益和限度。而建构主义者、联邦主义者,则是把主权让渡问题看成是一个流动的事实,即不断加深的权力集中共享过程其本身不断建构着一种信任文化、共同经历和集体的再现。
在实践中,为了减弱民族国家对主权让渡的介怀所造成欧洲一体化停滞不前的负面影响,一体化先锋们将主权与治理的概念相联系,暂时隐去主权让渡这一敏感概念。然而,主权让渡不可能仅仅被视作一种治理形式。从18世纪民族国家的崛起到21世纪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主权让渡对于民族国家及其创立的一套合法性原则——平等、自由、共和有何冲击?它是否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亡?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一体化本身是欧洲解决两大战后遗留问题的出路,即纳粹德国和前苏联的极权主义问题。前者导致二战与欧洲的衰落,并促进了战后法德两国主权让渡,超国家共享的欧盟最初形态——煤钢共同体。后者直接促进了欧洲共同体及其东扩。可见,主权让渡的策略本身与主权国家内部理论的深刻悖论有着重要关系。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产生了两个层次主权概念的紧张,而这种主权概念的紧张在全球化浪潮中试图寻找某种新的解决模式,欧洲一体化多少可以看成是主权问题的一种解决之道。
民族国家从出现、繁衍到消亡的过程一直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因此,民族国家的发展被视为研究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路径,而与民族国家息息相关的主权问题也由此与现代性紧密相联。关于欧洲现代化历史的反思,特别是主权理论的阐释演变,蔡英文在其《主权国家与市民社会》中给予了综合论述,通过政治观念史的史学研究路径,阐释了这一繁复理论的起源与发展,清晰地解析了现代性转型所触及到的自由、平等及和平之现代政治秩序构成可能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作者也针对霍布斯、康德、黑格尔、奥克肖特、阿伦特与盖尔勒的基本论旨,作了简洁的诠释。主权国家与市民社会作为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条件而言,它们必须各自分立,但彼此互动,这种互为辩证的关系必须以宪政法制、人权与平等之正义作为两者互动的转介。
随着历史脚步的发展,20世纪见证了民族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主权问题的内在僭变,这种僭变产生的矛盾到了二战乃至冷战达到顶点。战后共产党和工党在西欧国家的发展,证明了主权作为民族国家动员工具在战后欧洲衰弱时期的作用,然而随即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却加剧了民族国家之间的主权矛盾。哈贝马斯在《论包容》中提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客观后果是福利国家的终结,从某种意义来说,福利国家政策是主权国家处理其内部合法性问题和外部性问题的一种单向策略。命题从主权在内外层次的原则矛盾,到主权国家层次的政治公正价值无法适用于体系层次,主权单元曾经争夺在无政府体系中,而现在争论的焦点则是徘徊于无政府的世界市场体系中。资本已经跨越了国家层次,即超越主权国家的世界层次,使仍停留在国家层次的政治功能力量不足以抵抗资本带来的无政府状态。哈贝马斯显然简单化了全球化的同一性力度,忽视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地方性分权潮流。当前面对的是民族国家主权在国家层次的弱化以及体系层次的资本控制;另一方面是民族主权的无限拆解以及地方权力的兴起。正如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凯米来里所言:“主权国家的问题并不是主权国家是否走向衰亡,而是主权理论对于世界图景描绘的解释性价值是否继续存在?”如此,对于主权外部性问题其实就是阿伦特历史学视角中提出的关于主权国家平等和自决原则所造就的矛盾问题,如果并不如阿伦特所言采取一种残忍的同化政策,那必然是少数民族力量加强,反过来要求其自身的主权。
主权让渡是否能真正作为解决全球化带来的民族国家重新认知主权与民族问题的解药?就欧洲的实践而言并不乐观。一方面,超国家的分权碎片究竟是主权国家遭民族僭越的结果还是全球化浪潮中一体化过程里出现的表象,这是一个未经比较悬而未决的问题。其次,主权让渡方式在冷战后东欧、巴尔干地区、高加索地区的冲突均有应用,相关研究包括土耳其-塞浦路斯-希腊,格鲁吉亚地区分离运动,黑山分离运动,以及科索沃问题等。以上均是民族自决原则引发的分离,导致了民族国家增生现象,以及那些民族国家在东欧的不平等发展而引发内部的冲突与矛盾。因此,由主权让渡而产生的超国家机构似乎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更有力的国际政治行为实体,然而主权让渡的行为模式在实际中却很少实践于民族国家冲突的解决之中。
随着美国新殖民主义思想浮出水面,一种以西方价值为主导的新干涉主义同样盛行。主权让渡再造的是世界的和平地区与冲突地区的对抗,而更大的主权行为体成为某种价值共同体的先兆与巨大权力的象征。这可以在欧盟处理高加索地区冲突问题的方针中窥见一二。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言,如果新殖民主义势头更进一步,那么恢复的制度就“与20年代后的国际政治格局不相似,相反,与1921年以前的政治更相似。”
由此,主权让渡问题将再次回到前面讨论的内外层次冲突。作为内部层次的主权必须向人民提供公共物品和资源,而作为外部层次的主权必须在无政府状态中生存,这样造成的机构性紧张必然导致民族国家的主权分裂或者走向侵略,这已经被欧洲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实。那么主权让渡的确是处理单元-体系层次冲突的有效治理之法,但却不是给予欧盟国家抛开主权问题进一步走向超国家行为主体的最好和最坚定的答案。另一个值得思考的是,欧洲民族国家主权让渡的普适性问题,究竟同样欧洲民族国家的主权问题是否存在于甚至可适用于其他大陆上的民族国家之中,这也是民族主义与主权问题长久成为国际关系学界争论不衰之问题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 蔡英文,《主权国家与市民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戴维·赫尔德[美]、詹姆斯·罗西瑙[美],《国将不国:西方著名学者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 哈贝马斯[德],《包容他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 罗伯特·基欧汉[美],《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