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派和马克思主义
时间：2021-04-17 08:18:1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三松堂自序》和《韧的追求》，是两位现代学人冯友兰、侯外庐的自传体文化回忆录。它们相隔不到一年，都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前一书不久前又出了增订本。这两本著作一出现，就以其真实而典型的形态，向我们展示了老一辈学者在东西方文化结合的领域奋力开拓的辉煌累致和壮丽神彩，给中国学者以深刻的启迪。有趣的是，它们在内容上既各有千秋，又相互补充。因此，我们把《自序》和《追求》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领会。这里先从《自序》谈起。
在《自序》中，我们发现：冯友兰先生把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一种广泛的解释和评论，作为自己哲学活动的基本任务。无论是留学美国，执教国内还是出访欧洲，他都没有脱离这个中心，都紧紧围绕这个中心运转。对此，冯先生回忆道：“从一九一九年，我考上了公费留学，于同年冬到美国入哥仑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当研究生。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当时我想，现在有了一个继续学哲学的机会，要着重从哲学上解答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的哲学活动的开始。从此以后，直到现在，六十年来，我的哲学活动……都贯穿着上面所说的那个问题，都是想对于那个问题作一种广泛的解答，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一种广泛的解释和评价，虽然随着时期的变化，解释和评论也有差别”。
冯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成果的重要的主观原因，莫过于冯先生刚进北大就确立的这种哲学信念。这就是为什么冯先生深受美国文化的熏陶而终究未被美国文化同化了去，顽强地保持了中华民族固有文化的独立性和纯洁性的道理。相反的例子则是胡适，虽然胡适也是现代中国学术的一位拓荒者，东西方文化的一位沟通者，但是，无论就其本人还是就其学术思想都渗透着浓厚的美国味。
冯之所以选择了并坚持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民族化道路，还由于作者本身具有民族自尊和自爱的观念：首先，反对洋奴的观念，这具体体现在作者对教会学校的态度上。一九二三年，冯先生在美国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此后，他曾在当时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执教一段时间，但冯先生并不痛快，“心里觉得不安”。他认为“燕京不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地’”。一九二八年，冯先生终于离开燕大，转赴清华，而清华是国立大学，这时，他的心情就无比地开朗了。“使我满意的是，这是个中国人办的学校，可以作为我的‘安身立命之地’，值得我为之献身”
还有，冯先生始终对自己的哲学活动抱以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心。解放前后，他都在美国作过学术交流访问活动。然而，时代不同，冯先生对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的体验就不一样。旧中国的文化也象旧中国一样受人歧视，所以，一九四七年冯先生去美国讲学，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写作英文讲稿《中华民族之精神》(即《中国哲学小史》)时，痛感自己“在西方讲中国哲学史，象是在博物院中作讲解员，讲来讲去自己也成了博物院中的陈列品了，觉得有自卑感，心里很不舒服”。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也开始建设得好起来了。一九八二年十月，冯先生三访美国，不过这次是专程到哥仑比亚大学接受母校授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的。这时，冯先生的心情就和一九四七年完全不同了。旧中国人的低落的自卑感变成了新中国人的高昂的民族自豪感了。
为什么呢？归根到底是由于旧中国是“旧邦衰命”，因而哲学也弱不禁风，而新中国是“旧邦新命”，因而哲学也骨健筋强。不言而喻，哲学的使命就是为了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旧邦新命”而努力。这是一个老知识分子的信念。
正是这种民族自豪感构成了作者的中国民族文化修养的风貌。首先要有这种民族感情，才可能找到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相互交融的历史背景下面的现代中国哲学学术之路。不论作者的学术观点如何，这正是作为中国学者的冯友兰在东西方文化大交流的舞台上所展现的中国气派！
读过《自序》后再读《追求》，不能不深感冯、侯两位先生在追求中国气派上有其一致之处，而在学术方法和研究形式上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冯先生是把哲学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研究，侯先生则是把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冯先生在运用了西方学术的逻辑思辨后就停滞不前了，侯先生则在西方思辨的基础上，精心钻研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科学方法论，并把它运用于分析、解释中国的传统思想和社会进程问题，取得了成功。这样，我们在冯先生那里看到的中国气派，在侯先生这里就变得胸怀更宽广、视野更开阔、思想更深刻了。
侯先生正是在中国思想界展开问题与主义、科学与人生观、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三大论战的历史背景下迈出自己的学术研究的步伐的。他关于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和政治经济学方法，通过清理中国古代的社会和思想史料，来说明现代中国的诸多实际问题，并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进行了“韧的战斗”。
侯先生早年在北京求学期间，既经受了“五四”运动的锻炼和洗礼，又受到了李大钊同志的谆谆教诲，从而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基础上，逐渐坚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了更广泛、更深刻地更直接地了解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侯先生决定奔赴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故乡西欧进行实地的考察和研究，“一九二七年夏天到来的时候，终于踏上了赴法国的路”。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侯先生为了实现翻译《资本论》、为中国革命服务的宏愿，以惊人的毅力和过人的理解力熟悉、精通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涉及西方古典哲学、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莎士比亚戏剧、歌德的诗等”，特别精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补读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亚当·斯密、萨依、西斯蒙蒂、李嘉图等人的著作”。而《资本论》的思想和方法本身对侯先生的影响更是决定性的。他说：“为译读《资本论》下十年苦功夫，由此而奠定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一种对科学的信仰；由此所把握的方法论，则是科学的方法论、无论是对我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通过那段苦斗，赢得了理论的武装，才构成了我在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真正支柱”，“使我如有利刃在手，自信敢于决疑”。
这时，候先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并参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和方法如何有效地与中国实际的历史资料和现实情景相结合的问题。而在当时的社会史论战中，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侯先生说：“问题的本质在于没有找到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途径，也就是说，还缺乏正确的方法论来处理中国古代浩繁的史料”。因此，不是领着史料误上歧途，就是被史料牵着鼻子走。侯先生有意识地要打破这种僵局，试图用科学方法解决这个“结合问题”。但是，实际上，他在这方面较冯先生的突出之处，不全在方法，而包括这样几方面内容：
首先，侯先生的研究目的是相当明确的，“就是力图把中国的古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古代发展规律，做一个统一的研究，以便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一方面是为了使历史科学中关于古代社会规律的理论中国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经典作家关于家族、私有财产、国家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得到引申和发展。”
第二，侯先生的研究方式是有机联系的，他把社会史和思想史统一起来研究，并且坚信这“是一个合理的途径”。因为，社会史的研究为分析思想学说奠定了客观基础，思想史的研究可使社会现象得到了深刻说明，从而使社会和思想的规律清楚地呈现出来。
第三，侯先生研究的关键，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历代中国社会的一般特点作出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规定。他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方法停留在言论的水平上，而是抓住了这些言论的精神实质，使之适合于分析、整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使马克思主义现有的结论得到具体的发挥，同时概括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一般结论。这就是侯先生在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和思想史料的结合过程中，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经验，也是后人在“结合”上能够取得成功所必须遵循的学术指南。
第四，侯先生的研究一刻都不放松与错误思想的斗争，并把它作为检验、反省、促进自己的学术研究的试金石。而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不少人的“斗争”是极端不得要领的，甚至近乎于糊涂。有的人认为，凡是使用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尺度，就是教条化，公式化，就是扣帽子、打棍子，因而，不敢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对错误思想进行原则的揭露。又有的人认为，只要把某个思想归结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或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斗争”就胜利了。这两种做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了肤浅的理解和外行的运用的结果。侯先生不这样做。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斗争的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有理有据地恢复被唯心史家歪曲了的历史本来面目”，也就是要实事求是，正本清源。
总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和思想的史料都持严肃、认真、负责的老实态度，不懂不用，懂了才用，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解，进而把这种理解贯穿在中国社会和思想的研究和批判之中，从具体的中国社会和思想史料中概括出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结论，并对现有的马克思主义一般言论作出具体的发展，充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丰富中国人民的智慧。这，就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者如侯外庐先生毕生学术生涯所展示的更加宽广、厚实的中国气派。
当然，人们对这条道路也不是没有非议，人们一谈到“结合”，就动辄以“套用马克思主义”、“图解马克思主义”相讥。对此，侯先生毫不介意，更没有因人言而废其行。因为，他认定自己选择的学术道路是有前途的。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古代思想史料结合起来作统一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使历史科学中关于古代社会规律的理论中国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经典作家关于家族、私有财产、国家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得到引申和发展”。
学术研究不能不有中国气派，而要具有真正深入的、宽广的中国气派，不能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就是我们在读完这两本书以后的主要感想。
(《三松堂自序》，冯友兰著，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四月第二次印刷，5.20元；《韧的追求》，侯外庐著，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十月第一版，1.9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