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火的“断裂性”延续
时间：2020-04-03 07:58:2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本文将结合英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的理论，来分析《香火》中以丁信强和萧月英为代表的加拿大华人的文化身份。
关键词：文化身份 《香火》 家文化 中国的在场 加拿大的在场
《香火》是笑言的第二部长篇作品。小说主人公丁信强和萧月英在加拿大陌生的国土上，为了延续家族的香火，在接近于痛苦的焦灼中期待并安排着一个男丁的诞生。他们屡屡尝试，却屡屡失败。后来丁信强独身去美国工作，遇见了加拿大女孩黛安，并与之坠入爱河。可是在痛苦的挣扎之后，丁信强还是选择了自己原有的家庭和孩子。而黛安瞒着丁信强，产下了一个男婴——她和丁信强的孩子。丁信强和萧月英、秦刚和钟晓冉，这些中国人在加拿大经受着生活的磨炼，感受着两种文化的碰撞和异乡人的漂泊感。在艰难的融入过程中，他们的文化身份也在慢慢地变化。
本文将结合英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的理论，来分析《香火》中以丁信强和萧月英为代表的加拿大华人的文化身份。
一、关于文化身份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关于文化身份，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第一种立场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的强加的“自我”之中，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也共享这种“自我”。按照这个定义，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浮沉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1}
然而，关于文化身份还有另一种相关但却不同的观点：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2}
斯图亚特·霍尔对两种文化身份特征的阐述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文化身份特征不变的一面揭示了移民的文化的根系，变化的一面则表现了移民在其他文化环境中对各种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本能的和自觉的反应，也反映了在政治和经济的调解下各种文化相互运作的过程。
具体来分析《香火》里以丁信强和萧月英为代表的加拿大华人，就可能根据至少两种“在场”关系重新思考他们文化身份的定位和重新定位，部分借用艾米·塞萨尔和列奥波尔德·桑戈尔的隐喻来说，即中国的在场和加拿大的在场。
二、中国的在场
（一）香火意识
《香火》里的女主人公萧月英婚后便开始收集和研究生男孩的资料，在英文期刊上看到一篇玛丽医生答问“怎么生男生女”的文章后，“两个人又是调节酸碱度又是天天早晨起来量体温”{3}。可是足足折腾三个月后还是没有怀上男孩；后来又从美国邮购体温计，重金从新加坡邮购“送子神盒”。为了生男孩，萧月英用尽了各种办法。她的期待渴望如春季的新草，在旧年的灰烬瘠土中发芽、成长，却渐渐走向破灭死亡。
男主人公丁信强的想法并非像他的妻子那样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他的努力是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的。萧月英第二次怀孕的时候，他陪着她一起去医院进行B超检查，当医生问他们是否想知道胎儿的性别时，“‘想！’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完不由相互对望一眼。”{4}可见，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生男孩的渴望并不亚于萧月英。而且，在他对秦刚家庭纠纷的强力介入过程里，正义感其实都是一层有些漏洞的薄纱，遮掩不住地暴露出他对“香火”几乎绝望的时候突然迸发出来的侥幸希望。
丁信强和萧月英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生男孩，是因为丁家是一个中国传统式的家庭：据说春秋时宋国大夫宋丁公死后，其子孙以其谥号为姓，从此这个世界上便有了姓丁的。经历过太多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丁家一步步走向解体，人丁逐渐稀少。直到丁信强上五代的祖爷爷丁仁杰求得功名，族威方始重振。丁仁杰逝世前，交代后人，丁家后代男丁要按照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的次序来取名，并以此修撰家谱，使丁家一脉香火，代代相传。
对于丁信强和萧月英来说，正因为背负了家族的这段历史，延续香火的意识是根深蒂固的，也是不可撼动的。他们对“香火不续”的恐惧并不包涵对财产所有权延续性的焦虑，而几乎是完全建构在精神层面之上的。一方面，香火是一种奇特的生命现象和文化延续，是薪火相传。“萧月英极想把这一切厘清，她的内心深处时常不可名状地涌动，澎澎湃湃，浩浩荡荡，仿佛猛犸成群结队从远古走来。”{5}另一方面，延续香火，撰写家谱，背后是一种强烈的家族意识。“她有时很恍惚，依稀回到清朝甚至更早，家里人丁兴旺，一个家就是一个社会，或者反过来说，一个社会就是一个家。”{6}
（二）家文化
对于丁信强来说，家的传统观念是深植在他的心里的。一方面，当黛安疑惑他和萧月英既然是夫妻为什么要分居两国时，他说道：“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一个人可以为国家牺牲自己，也可以为家庭牺牲自己，总之自己并不完全属于自己，小我要服从大我。”{7}对于坚信“人自身的权利高于一切”的西方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人可以牺牲个人的权利，为家庭、为集体尽职尽责。
另一方面，当男女结婚组成一个家庭之后，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族的结合。所以当丁信强爱上了黛安，想要与萧月英离婚时，他犹豫了。“我们的婚姻门当户对，事实上我还有点高攀她们家。我与她相濡以沫，同甘共苦，风风雨雨过了十五年。时间已经把我与她、把我们与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两家的亲戚朋友牢牢地胶着在一起，就像燕子衔泥筑巢，燕窝终将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8}
中国传统的家文化，就如同“燕窝”这样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强大的胶着力和稳固性。两个人从相爱到结婚，两家的亲戚朋友和社会关系也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且个人自身的权利是要服从于家庭的整体利益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家把个人紧紧固定在各自的位置上，以维持它自身的稳固性。
（三）根——纵横交错的网
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提到，对于加勒比人来说，“非洲的在场是被压抑的场所。非洲显然由于奴隶制经历的权力而久已失去了声音，事实上，它无处不在：在奴隶区的日常生活和习惯中，在种植园的语言和庭院里，在名字和往往与词类无关的词语中，在言说其他语言的秘密的句法结构中，在讲给孩子们的故事和童话中，在宗教实践和信仰中，在精神生活、艺术、技艺、音乐以及奴隶社会和解放后社会的节奏中。”{9}
这个发生在加拿大华人家庭里关于香火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的香火意识和家文化，已经深入到了以萧月英和丁信强为代表的华人的血液里。香火意识如同一条从历史深处延伸出来的纵向的线，家文化就像一条把家族成员串联起来的横向的线，从纵与横两个向度把身处异国的华人牢牢地固定在一个复杂的网络中，具有深刻的中国传统的意味。这就是根，也是中国的在场。
“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注重‘根’。”{10}对于加拿大华人来说，中国，是无处不在的。“根”就是他们的文化身份里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是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
三、加拿大的在场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借黛安之口穿插了一条加拿大原住民的暗线：原住民的孩子几十年间被加拿大政府和教会强行送到寄宿学校接受白人的教育，因此原住民被剥夺了文化，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信仰和精神。借用艾米·塞萨尔和列奥波尔德·桑戈尔的隐喻来说，加拿大的在场本身就是一个新世界的在场，结合了原始印第安民族的在场和欧洲的在场。（笔者在此不做详细的分析。）正如黛安所说：“加拿大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国家。”{11}但是实际上印第安是个被压抑的场所，在这片新大陆，欧洲的在场才是真正的主体与核心。
在小说《香火》里，加拿大的在场（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的在场）是体现在移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一）教育制度方面
在教育制度方面： 娟娟是丁信强的大女儿，她所在的学校发动学生帮忙卖巧克力或咖啡等食物，用赚取的钱来赞助学校乐队去蒙特利尔演出或是救助第三世界贫困儿童；学校老师上生理卫生课时让学生回家跟妈妈借一个安全套，写下它的形状、质地、尺寸、颜色等等。不管是鼓励学生身体力行做公益事业，还是对学生进行性教育，学校的这些教学方法都是迥异于中国的，具有强烈的西方文化色彩。这体现了西方教育制度中的一个特点：不仅注重学生的学业成绩，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其他生活能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二）风俗习惯方面
在风俗习惯方面：情人节在西方不仅仅是属于情人的节日。他们倡导通过这样一个节日来向身边的朋友、老师和父母，表达自己的爱。秀秀是丁信强的小女儿，她从幼儿园回来对自己的妈妈说：情人节快到了，要妈妈给她买情人节卡送给小朋友和老师。对于萧月英这样的移民华人来说，这样的情人节风俗还是有些难以理解的。
（三）公民意识方面
在公民意识方面：西方人有独立平等的意识。在丁信强家的一次聚会中，有个加拿大孩子表达了对自己名字的不满意，认为父母取的名字不符合她的个性，为此还跟自己的父母进行讨论。这表明了孩子与父母之间是一种平等独立的关系。这种独立平等的意识不仅仅体现在孩子与父母之间，而且体现在男性与女性之间。黛安无意中知道了丁信强是有家有室的人后，面对这样残酷的事实，她完全没有女方吃了亏意图讨公道的意思，而是言词强硬地写了一封信，流露出一种对等的人际关系。
对于加拿大的华人来说，加拿大的在场渗透进了他们生活里的方方面面，也不断触碰着他们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思想。这使他们的文化身份也处在潜移默化的变化之中，这是移民在其他文化环境中对各种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本能的和自觉的反应，也反映了在政治和经济的调解下各种文化相互运作的过程。
四、两种在场的调解——香火的“断裂性”延续
《香火》是以黛安在渥太华医院诞下一个男孩作为尾声的。很明显，作者这样的安排是有深意的。
首先，从结构上来说，《香火》除去开头的楔子和最后的尾声，中间部分是个情节完整的整体。作者特意安排了楔子与尾声，有画龙点睛之意。楔子部分讲述了丁家姓氏的由来，特别介绍了丁信强上五代的祖爷爷丁仁杰从寻常布衣到顶戴花翎，再从显赫官场回归朴素民间的人生历程。他在最后弥留之际，还心心念念牵挂着丁家香火的延续，交代后人要按照“仁、义、礼、智、信”的次序来取名并修撰家谱。最后一段是这样描述的：“在这孱弱如游丝一般晃动的声音中，丁仁杰叭哒一声耸下了眼睑，下巴的胡子硬硬地翘向天空。他呼出了最后一口气。这口气轻轻地、幽幽地、远远地吹落了七十七年之后远在异国他乡的一株蒲公英草籽……”在尾声部分，黛安在渥太华市民医院，“朝霞满天，产房中一片通红。妈妈接过婴儿举给黛安看，说：‘是个男孩。’”楔子和尾声部分在结构上首尾呼应，愿望的生成和愿望的实现连接了整个香火故事的开头和结尾。
其次，从内涵上来看，丁仁杰在临终之时对延续香火、修撰家谱的愿望如同一种特别的基因，在丁家世世代代的后人的心里生根、发芽、成长，也如同一种生命的密码，潜伏在祖祖辈辈的精神空间里。这是丁信强和萧月英费尽千辛万苦想生男孩的原因，也导致了延续香火的情感线索自始至终贯穿于小说的中间部分。在萧月英屡屡尝试却屡屡失败的窘境下，黛安却产下了一个男婴。这个男婴不仅是她和丁信强短暂爱情的结晶，更象征着丁家香火得以成功延续。可是，从本质上来说，香火的延续是“断裂性”的。因为黛安是加拿大人，丁信强是中国人。从生理上来说，这个男婴的一部分基因是异族的，不是纯正的中国血统。从情节发展趋势来看，有着典型西方信仰的黛安很可能会独立担负起照顾这个男孩的责任，那么这个男孩的成长历程很可能是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因此，从心理上来说，这个男婴也无法成为典型的中国人，而是会在多元文化下成长起来，形成一套或多或少掺杂了西方信仰的价值体系。就算从生理上来说，也不仅仅是混合了两种或多种血液，如丁信强的另外两个女儿娟娟和秀秀，她们作为移民的第二代，在异国的环境下成长，也在价值体系的建构上融合了西方文化。
借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理论，我们可以认为加拿大华人的身份是由两个同时发生作用的轴心或向量“架构”的：一个是相似性和连续性的向量——中国的在场；另一个则是差异和断裂的向量——加拿大的在场。作为移民的第二代，同时作为丁家香火的延续，这个男丁象征了两种在场关系的“断裂性”融合——中国的在场和加拿大的在场。
因此，结合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的理论，我们得以重新定位《香火》中以丁信强和萧月英为代表的加拿大华人的文化身份：他们的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绝不是永恒的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12}
{1}{2}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第211页。
{3}{4}{5}{6}{7}{8}{9}{10}{11}{12} 笑言：《香火》，北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第66页，第47页，第65页，第232页，第222页，第216页，第181页，第312页，第211页。
参考文献：
[1]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 笑言.香火[M].渥太华：北方出版社，2008.
[3] 霍米巴巴.从西天到中土：印度新思潮读本[M].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