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华文文学新世界
时间：2020-04-05 07:52:3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之前我们说“文学界”时,这个界,只是国家内部的一小块疆域 现在,这个文学世界却已形成了超越国界的“世界华文文学”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纪、新世界中,新的秩序当然还有待建立。因此我建议采用这个新的架构和思维来正视华文文学书写已然全球化的现象,摆脱近年本土论述和散离认同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动态地建立我们共有的华文世界新秩序。
关键词:华文文学;离散;认同;本土;新秩序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0)1-0005-08
一、华文文学在世界
已故德国汉学家马汉茂曾在1966年,于德国莱圣斯堡办过一次“现代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研讨会。“世界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一词,根据王润华解释,是引用刘绍铭的翻译,他把“大英共和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中的共和联邦一词加以汉化,成为“大同世界”。因为他认为目前许多曾为殖民地的国家中,用英文创作的英文文学,一般就称为“共和联邦文学”。同样,世界各国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譬如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泰国以及欧美各国的文学创作,也可以称为“华文共和联邦文学”。
约略在此同时,即1964年,在台湾的亚洲华文作家协会亦已成立。其后组织越来越扩大,目前除“亚华”有二十个分会代表外,“北美华文作家协会”(22个分会)、“大洋洲华文作家协会”(9个分会)、“南美洲华文作家协会”(9个分会)、“非洲华文作家协会”(9个分会)、“欧洲华文作家协会”(17个分会)、“中美洲华文作家协会”(6个分会)等七个洲际分会,至2001年均已组成。这世界性的华文作家组合,事实上正体现着散居中国的新特征 。
也就是说,世界华文文学这种世界性“联邦”的发展,长达四十年,目前已完成它全球化的格局。
本来在这个格局中还缺了一大块,那就是大陆。大陆自1949年后对世界华文文学之发展缺乏关注。到文革以后,改革开放,才开始注意到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现象,并由台湾而香港而澳门而全世界。
1979年,北京《当代》杂志第一期刊登了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同年,广州《花城》杂志创刊号曾敏之“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介绍并呼吁关注大陆以外用汉语写作的文学,算是大陆涉足海外华文文学之开端。此后,1982年暨南大学召开了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这个会议,到2008年10月,总共举办了15届:
依上表可见,第一、二届被讨论的对象只局限于台湾、香港两地;第三、四届,加上了“海外”;到了第五届,“台港”后面还缀上“澳门”;到第六届之后,会议的名称才固定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
1985年4月,秦牧在为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创办《华文文学》试刊号的“代发刊词”中为华文文学释义云:“华文文学是一个比中国文学内涵要丰富得多的概念。正像英语文学比英国文学的内涵更丰富,西班牙语文学比西班牙文学的内涵要丰富的道理一样。”也即是说,“中国文学”只限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华文文学,而“华文文学”除包括中国的华文文学之外,还涵盖中国以外的用华文写作的文学。该期杂志末尾“编者的话”则认为华文文学包含三层含义:一、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的作品,都可称为华文文学;二、华文文学和中国文学是两个不同概念,中国文学只指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文学;三、华文文学和华人文学也是两个不同概念,海外华人用华文以外的其他文字创作的作品,不能称为华文文学;但是,非华裔外国人用华文写的作品却可以称为华文文学。
这是对世界华文文学的界定。后来,北京《四海》杂志在1994年第一期《在京部分专家笔谈“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与定义:先定位,再正名》,以及1996年4月南京会议等等,对此虽有不少争论,但已逐渐确定了这个概念,世界华文文学这个学科也在大陆逐渐确定了。2001年,大陆在研讨会的基础上,正式组织、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代表在这个领域之人力集结、学科建置均已成熟,要迈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过去二十年来,十届研讨会的论文(仅前十一届研讨会的统计)即达438篇(有一届论文集未出版),相关专著,如陈贤茂、吴奕锜、陈剑晖、赵顺宏于1993年底推出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就有60万字;1999年8月出版的四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则有200万字。可见大陆起步虽晚,目前却已成为这个领域中军容壮盛之一支力量了。对于世界华文文学,也逐渐摆脱了把“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对举分立的大中国心态,愿意从世界整体格局上来研讨华文文学在世界的发展,这毋宁是令人欣慰的现象。
二、华文文学在争论
(一)离散的认同
对世界华文文学的解释,早期倾向于把它解释为中国人向海外移民后形成的移民文学。由于是移民,故不论是第一代或第二、三代移民,其作品都表现为移民怀乡的心境,也把原居地的文学风格带到了新居地,对中国怀有感情上的依恋与归属感。
这种解释,由其被称“海外华文文学”或“侨民文学”、“华侨文学”、“移民文学”等名号,便可窥见端倪,我把它称为“离散认同”的解释模型。
所谓离散的认同(identity of diaspora),diaspora一字,孟樊依唐君毅“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一文之说,译为“飘零”。唐氏该文指称,上世纪始,很多中国人“移居”海外,被迫或自愿改变国籍者所在多有,“如一直下去,到四五十年之后,至少将使我们之所谓华侨社会,全部解体,中国侨民之一名,亦将不复存在。此风势之存在于当今,则表示整个中国社会政治、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之人心,已失去一凝摄自固的力量,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遂随风吹散……,此不能不说是华夏子孙之大悲剧”。唐氏所说的,是中国人虽侨居海外,成为华侨,但因不能继续保有国籍,华侨遂将逐渐减少,宛如大树已倒,枝叶四散,花叶亦终将逐渐萎谢一般,此称为飘零。
然而diaspora这个字眼,本来描述的是四散分离的犹太族群基于其共有的经验,在文化及宗教上持续的连结;后来此词又被扩大用来指谓那些跨越国境的移民或离居者在文化上(类似于犹太裔)的联系或溯源。因此,它不是指分散者如花果萎谢飘零,而是说离散者彼此因其同根同源而形成联系,它们与其根源之间亦保持着联系,故虽若飘零,却未萎谢也。离散一词,正反合义,既是散,又是聚。散是人种族裔、聚的是文化宗教等根源性经验。中文字汇里,离字本来也就是这样正反合义的,所以“离骚”之离,班固颜师古等人均解释为“遭遇”,离别之“离”与罹难之“罹”,音义亦同。因此这个词,我以为似仍以译为“离散”为妥。
目前世界上,不仅犹太人,包括亚洲人、非洲人、加勒比海人以及爱尔兰人等等,都有这种离散的认同问题,中国人也不例外。
孟樊曾举电影《浮生》为例:片中导致母女、姊弟、夫妻之间相互冲突的原因,主要系由于国族认同的转换而致身分失焦所造成。七口之家或因移民、或因婚媾、或因依亲各不相同的理由,分居三地(德、澳、香港),彼此的国籍身分虽然不同,但“一家人”以及那种对于“中国”的情感依然强烈地相互维系着。正因为如此,异地而处的归化问题,便严重打击了每个人固有的认同观与认同感,令人不能释怀。
事实上,凡移民或飘零者,跨出边界时,也即一脚踩进了另一个“历史”,面临一个新的认同;但原来边界的那一边仍频频不断向他招手,令他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他仿佛是个旅人,他的流动(flux)使其身分难以定位(fixing)。
对游牧者来讲,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各种不同的认同诉求对他身心(精神与肉体)的穿透。
再者,客观的环境也造成游子心理上的困境,因为游子客居异乡,他对当地人来说总是外来者(exotic)。他的长相、口音、语言、饮食……乃至生活习惯,或多或少都与当地人有相异之处,被目为“异类”或“非我族类”乃自然而然之事。故移居者想要和当地人彻底融合或归化是不可能的。尽管他努力想达成这个目标,别人也仍将他视为异类。这算是另一种“差异化”。就像在西方知识体系的支配之下,加勒比海黑人被建构成异类及他者(different and other),他者永远不能等于西方人。
同时,离散者总是具有相当的乡愁感(nostalgia)。在面对当地主流族群时,他们只有认同位于远处的“祖国”时,才会得到快乐、尊严以及(替代性的)归属感。固然那样的归属感多半只是想像的认同。
然而对想像中的祖国产生认同,却又往往是他们在居留地被边缘化的一种征兆。
且不说在美国或欧洲这些白人占主流的地区,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在东南亚亦复如此。 如马来西亚在独立建国之后,马来人主导的政府即独尊马来语文与文化,又在不少政商文教领域保护马来民族特权,将其他族群共享国家社会资源的权利排除在外,形成马来西亚式的种族隔离(mapartheid)。马来政府先后开除许多华社领袖,如林连玉、沈慕羽等人的公民身份,只因这些人希望将华语列为官方语言,就被当局视为破坏国家和谐的人物。1969年发生于吉隆坡的“五•一三”流血暴动,更将华巫之间的语文、教育政策的冲突扩展到极致,使得此后华社推展文化的任务无法深入。若想推广文化事业,得先顾虑当局的行政策略。1970年代马来政府甚至禁止华人在公开场合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活动(包括文学、戏剧、舞蹈、音乐、绘画、书法、雕刻等),意欲将华人语文及文化边缘化,且非常疑惧马来华人因认同中国而会对马来西亚不忠。
在这种情况下,华人必须不断表示效忠马来西亚,但对文化根源的认同,却仍有许多人不愿放弃。他们一方面体认到“离”,自己是离根移栽于异域的花朵;一方面则感受到“聚”,应以文字、文学、文化来凝聚自己这个族裔。如方北方所说:“今天有关国家的事务,固然是以国家语文处理。但是集中将近国家一半人口的华人来讨论如何献身国家和效忠政府问题时,华人还是要用中华语文的”。
世界华文文学领域中要找这一类事例,可说俯拾即是。60年代白先勇笔下的吴汉魂《芝加哥之死》,以死抗拒在异域的异质化命运;依萍《安乐乡之一日》,在跟女儿屡起冲突中备尝异域“安乐乡”生活的苦果,都属于此类。在美华文学中有一类“香蕉人”形象,形容华人失落了东方文化而又无法完全被西方文化接受。东南亚华文文学也常会写一种“马铃薯”的悲哀。例如菲华作家佩琼的小说“油纸伞”中的中菲混血少女李珍妮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很好的中国文学、文化修养,却因为从母亲那里遗传的肤色而被恋人文斌的华族家庭拒之门外,甚至不被整个菲华社会理解。她由此悲叹:“我的悲哀是自己是马铃薯,不管内里怎样黄了,外表仍是褐色的。”这些香蕉人或马铃薯,讲的就是离散者流动的身份,以及挣扎在居住地文化和祖国文化间的痛苦。
这种痛苦,作家们有时也会用上下两代的关系来表现。如菲华作家陈琼华的小说《龙子》和美华作家庄因的小说《夜奔》,都描写华人父子间的冲突,而冲突都集中在语言认同上:父亲认为“中国人永远要说中国话”,儿子却认为既然已归化了外国,就应该说“外国话”。其它的表现方式还很多,例如讲异乡生活的不适应啦、遭种族歧视的经验啦、终于返乡回归啦……等等,都可以印证离散认同的分析。
1998年,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还和中国沈阳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套《美国华侨文艺丛书》,丛书的作者都是美籍华人,早已失去了“华侨”身份,但他们却坚持自己的创作是“华侨文艺”而非“华人文艺”。丛书主编黄运基(他在美国已生活了五十余年,早已加入了美国籍)在”总序“中特地解释了其中的缘由:“就国籍法而言,真正称得上‘华侨’的,实在已为数不多。但这里之定名‘华侨’,则是广义的、历史的、感情的”,“美国华侨文化有两个特定的内涵:一是它在美洲这块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但它又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二是在这块土地土生土长的华裔,他们受了美国的文化教育的薰陶,可没有也不可能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他们也在觅祖寻根”。可见离散认同历久不衰,至今仍可找到足以与之相符的华文文学现象。
(二)本土的论述
但正如《龙子》或《夜奔》所显示的,移民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认同意识并不见得相同。上一代具有乡愁、认同祖国,下一代却未必。因此离散认同在某些情况下并不适用。
陈贤茂在《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中华文学的组成部分》中曾言及这样一件事:1992年他同几位海外华文作家对话时问道:“当你们教育子女时,是要他们认定自己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蓉子(新加坡籍)当即回答:“新加坡人。”而赵淑侠(瑞士籍,现居美国)、赵淑庄(美国籍)则异口同声答道:“中国人。”
这件事,也显示离散认同不仅在解释某些新移民或某些移民第二、三代时不适用,在某些地区也未必适用,像蓉子就可能不能用离散认同来描述。
当然,陈贤茂问这个问题而得到不同的答案,也肇因于“中国人”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歧义性。因此赵淑侠她们固然早已入籍为美国人、瑞士人,在文化及心理上依然可以自称是个中国人。但“中国人”这个词中既有“中国”,中国又是个具体的国家,所以说自己是个中国人时,往往又会与发言者所处的那个国家国籍相混淆。蓉子或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说要教子女认定自己是新加坡人而非中国人。当然,也可能蓉子指的就是无论在国籍或文化认同上都要教子女成为新加坡人,要扬弃“中国性”、建构当地性。
这,一种是分裂认同,既认同所居地为其政治身分所属,应对它效忠;又认同文化母国为其精神依托。另一种,是“直把异乡做故乡”,不再系恋母土原乡,而说现在所居之地就是故乡,本土的文化就是自己文化上的依凭。
分裂认同的例子很多,如黄文斌说:“身为马来西亚华人,我们至少面对两种困惑:一、身为华人,我们希望能够保留汉民族的文化、教育及生活方式;二、身为马来西亚的国民,我们也希望与其他种族共同塑造一个共生共荣的‘新兴国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主持或推动华文、华教的人士,不少人采这种态度。这些人,他们在创作华文文学时,已不想“落叶归根”,也不认为自己是飘零离散的游子,他们知道他们属于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创作华文文学,只是因为要保存自己作为华人的文化特征或满足其文化感情。
不再认同故国,而以所居本土为新认同对象者也很多,如马华作家林春美在《葬》中将上下两代对故乡籍贯的情感描述得很清楚:“我的祖籍福州,……记得,福州是叔伯口中的唐山。陈旧的四合院,加上几畦圃田,便是梦里的家园。尽管生身父母已仙逝多年,尽管同辈兄弟已所剩无几,他们还是要回去,回去看看那一理就理出了白发的儿时故乡”。“而叔伯的唐山,到了我,已不再如此情长。梦里不见福州也不会引以为憾。毕竟,福州只是中国版图上的南方一隅,也不再有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钟怡雯《我的神州》也说:“我终于明白,金宝小镇,就是我的神州”。林、钟二人的叙述,透露着新生代文化情感的转移,从中国转向马来半岛,也就是他们土生土长的地方。
她们所表现的,是蓉子所说:自觉自己是个新加坡人或马来西亚人了。这样的人,便不再自认是个飘零者、移居者、过境者;或者说,他们同意早先华人及中华文化是离根而散布在各地的,但既已散布于各地,各地之华人文化或文学便不再是中国的了。2002年12月暨南大学东南亚所所办“重写马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中,张锦忠《离散与流动:从马华文学到新兴华文文学》一文,就表现了这样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