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祭祀的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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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帝祭祀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历千年而不衰，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礼仪活动，其文化意蕴显而易见：从血缘角度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诸族对血缘始祖的祭祀；从文化角度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诸族对人文初祖的祭祀；从祭祀性质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儿女对血缘始祖与人文初祖祭祀的统一。
关键词：黄帝祭祀；祖先祭祀；人文初祖；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3001406
黄帝祭祀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它肇始于黄帝逝世之时，经过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一直延续至今。作为一项重大的礼仪活动，每个时代的黄帝祭祀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不同时代各自的时代特征。
[JZ（][WTHZ]一、当今黄帝祭祀是血缘角度的祖先祭祀
[JZ）][HS）][WTBZ]史前和三代是将黄帝作为祖先祭祀的。封建社会的黄帝祭祀中，黄帝仍然具有祖先的身份，但往往兼具神格，或者突出其作为“古代帝王”的身份。今人对于黄帝为“古代帝王”的观念有不同于古人的解释。当今的黄帝祭祀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福惠八方的史前人物，作为德业辉煌的文明开创者，黄帝祭祀的祭祖性质更加彰显。
从血缘的角度出发，通常称黄帝为“华夏始祖”。华夏族形成的基础是以黄帝为中心的早期族系联盟。黄帝首先被本部族子孙视为血缘始祖，随着黄帝部族繁衍生息，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了黄帝族的血统。黄帝的名号“轩辕”实即“玄鼋”，亦即“天鼋”，本是一种龟蛇类的水族动物，它成为黄帝族的图腾，反映着该部族对这种水族动物的崇拜。通过对“天鼋”铜器群的研究，学者发现众多天鼋部族从史前到商周一直存在[14]。研究者还通过对与黄帝族相对应的庙底沟类型考古文化的观察分析，指出陕西、山西、河南的众多庙底沟类型氏族部落已经联结为一个具有相同文化、习俗、信仰的整体，并以此为前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族类。黄帝族的兴旺发达还使黄帝的血脉延伸到其他的部族，最早受到影响的就是炎帝族。炎黄原本是远缘亲属部落，同发源于西北黄土高原地区，东迁途中又如影随形。炎黄两族有时亲密相处，有时互相争斗，但是无论相亲还是相争，结果都是促进了两族相互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随着黄帝族在“炎黄”联盟中取得主导地位，黄帝渐享独尊，“黄”的色彩日益凸显， 有的炎帝族苗裔也自认为黄帝所出。例如屈原在《离骚》中交代身世时肯定地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①。“帝高阳之苗裔”也就是黄帝之苗裔。事实
①《史记·楚世家》。
上，楚人为祝融之后，而祝融为炎帝之后，《山海经·海内
经》中记载：“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此外，楚人芈姓，《说文》“芈”字于羊部，释其意为“羊鸣”，又以“羌”为“羊种”，而姜羌一也；楚国二十多位国王名字前都冠有“熊”字，暗示了楚族曾以熊为图腾，而熊为姜羌图腾——从中可见楚人为炎帝族苗裔的关系——是楚属炎帝系统的有力证据[4]。楚人既属炎帝系统，为什么又自称黄帝苗裔？究其原因，这种说法应该源于沉淀在楚人内心深处的关于族系融合的记忆。这些记忆还见于屈原的其它作品。如《天问》中的“焉有虬龙，负熊以游”，就反映了长期在楚国流传的一个炎黄两族融合后关系亲密的故事[1]。
炎黄联盟建立后，大规模的族系融合仍在继续，东夷集团成为华夏族形成的要素。涿鹿之战后，黄帝成为中原炎黄集团与东方九黎部族的共主，更大范围的部落联盟就此产生，华夏文化共同体也开始形成。体质人类学家发现，公元前5 000～公元前4 000年之间，生活在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居民可能与传说中的炎黄部落联盟有关，而“黄河下游今山东、苏北一带大汶口文化居民比仰韶文化居民一般在颅高和面高上更高一些，面宽更宽，鼻形稍窄，身高可能稍高，并有颅枕部变形，人工拔牙和口颊含球的特殊风俗，他们大概和传说中的东夷集团有关”[5]。进入公元前3 000年以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逐渐被龙山文化所取代。作为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居民，“和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各组人骨之间，在体质上显然存在更为密切的关系”[6]。鉴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居民的形态特征“呈现出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两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接近关系”，研究者指出：“这种现象很可能是由于黄河中下游两个部族集团成员相融合而引起体质上的变化。”[7]这些研究成果说明两大集团之间除了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之外，血缘也在交流，血脉日渐相连。正是在这种文化与血缘双重融合的基础之上，华夏族最终形成。既然已经水乳交融、你我难分，那么在华夏族这个有机整体内，以黄帝为血缘先祖观念的产生，就不仅是合乎情理，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进一步考察，后代的中国各民族中，不仅华夏族与黄帝族有血缘关系，许多少数民族也可能与黄帝族有血缘关系，黄帝对这些少数民族也具有血缘先祖的身份，这一点可以从先秦的华夷交融来说明。《尚书·武成》载：“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孔安国注曰：“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成公七年》载：“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杨伯峻注曰：“中国，当时华夏各国之总称。”可知“华夏”指中原地区的文明发达的大国，可与早期的“中国”同义。与之对举的“四海”与“四夷”，前者是指偏远的周边地区，后者则指周边地区的居民。四夷分为南蛮、东夷、西戎、北狄，分别指周边不同方位的居民。由于种种原因，上古各族经常迁徙。中原各族迁往周边地区和周边各地区各族迁到中原地区，在史前和三代都有可考的历史事实。炎黄部族从西北黄土高原向东迁徙进入中原是史前各族迁徙的显例。夏商之际夏人从中原外迁和原为东夷的商人入主中原，又是三代各族迁徙的突出事件。因此对于华夏族而言，蛮夷戎狄并非都是“非我族类”。诸戎是“四岳之裔胄”《左传·襄公十四年》，而四岳为姜姓。楚王熊渠、熊通虽宣称：“我，蛮夷也”《史记·楚世家》。，其为炎帝族系也于史有证。此外，典籍中还有“杞，夏余也，而即东夷”《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禹生西羌，文王生北夷”的说法[8]，事实上无论夏、周还是杞，都是正宗的华夏族裔。历史上华夏与四夷的关系犬牙交错、错综复杂，或打或和、时敌时友，在历史的舞台上上演令人眼花缭乱的连续剧，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华夏与四夷相互关联、相互融合，包括血缘的互相融合。
随着历史的发展，“华夏”与“四夷”的概念不断变化，整体趋势是华夏的外延渐趋扩大。黄帝曾“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史记·五帝本纪》。；禹会诸侯于涂山也有“执玉帛者万国”；成汤革命后“存者三千余国”；武王克商时“有千八百国”《历代疆域表》。；战国仅存“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战国策·刘向书录》。；随后便是秦扫六合一统天下。从“万国”到“一统”的过程，也是华夏与四夷融合的过程。最终消除华夷界限的因素很多，包括文化普及与武力兼并，但其中血缘融合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华夷融合奠定了汉族形成的基础，因此黄帝不只是华夏族的血缘先祖，也是汉族最主要的血缘先祖。
除了汉族，历史上还有一些少数民族自称黄帝族裔。最突出的例子是北魏的建立者拓跋族。《魏书·序纪》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之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魏书》卷二十三载：“魏桓帝崩，卫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碑云：‘魏，轩辕之苗裔’。”类似说法在北魏其他墓志铭中亦很多见，如《北魏大妃李妃墓志》说大妃李氏“鸿肇其于轩辕，宝胄启于伯阳”，《魏故持节左将军唐耀使君墓志铭》也有墓主为“轩辕伊裔，陶唐厥遗”的文字。
正如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融合体，中华文化也是以华夏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体，而黄帝文化是华夏文化的基石。中国境内与黄帝时代相对应的新石器文化很多，包括仰韶文化中晚期、庙底沟类型、洛阳王湾类型、后岗类型晚期、下王岗类型中期、秦王寨类型、大河村类型、史家类型、西王村类型、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红花套一期文化、薛家岗文化、山背文化、马家浜晚期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早期文化、台湾前新石器文化、师赵村文化遗址、石岭下文化遗址、马家窑类型文化、红山晚期文化等等。其中炎黄族主要活动区域——中原地区的文化最初并未处于发达进步的前沿。考古发现证实，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大汶口文化的原始农业、家畜饲养业有了长足发展；各种手工业——包括石器、玉器与骨角器制作技术与建筑技术都超过了中原同期水平；制陶工艺达到中国制陶史上的顶峰；私有制、父权制以及阶级的出现也略早于中原地区[7]。正是由于文化水平高于炎黄集团，东夷集团才能够在涿鹿战前与炎帝的争执中致使后者节节败退，才能在涿鹿战中令黄帝“九战九不胜”，才能在涿鹿战后的民族重组与融合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开始时未能遥遥领先，但是中原地区占有的优越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使这个核心区域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凝聚力，便于它博采和吸纳。在周围各种文化的影响和激荡下，中原地区得到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全面营养，从而“在前第三纪后半叶形成高于周邻的中心地位”[9]。因此虽然大汶口等文化曾先走一步，以黄帝为重心的炎黄集团还是率先进入了文明社会。建立于炎黄和东夷两大集团文化联盟基础之上的中原华夏文明随后形成。
[JZ（][WTHZ]二、当今黄帝祭祀是文化角度的人文初祖祭祀
[JZ）][HS）][WTBZ]由于具备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双重条件，中原地区成为中国文明史上最活跃的文化大熔炉。各种文化在这里辐辏、交流、融汇、贯通，最终锻造出更加优秀的文化，并向周围辐射。华夏文化就是这样不断升华、传播，成为中华文明的恒久根基。这种文化向心结构在史前已经固定，日后无论哪个文化区域占据主导地位，都会固守中原特色。因此在寻根探源时，中华文明的开端便会追溯到黄帝，黄帝也就成了中华人文始祖。
将黄帝作为人文祖先祭祀，很早就有记载。《国语·鲁语上》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据于右任的《黄帝功德纪》一书介绍，黄帝一生的发明创造包括衣、食、住、行、农、工、矿、商、货币、文字、图画、弓箭、音乐、医药、婚姻、丧葬、历数、阴阳五行、伞、镜等，共20个方面。其中凡属可以从实物方面表现的，几乎都在龙山遗存中得到了印证。正如考古学家所说，黄帝时代“农业生产已经社会化，部分手工业已专门化，知识分子（应包括巫师集团）已经阶层化，原始宗教（包括丧俗祭礼）规范化，出现了酋邦王国，出现了政权组织的雏形，许多重大的创造发明，像雨后春笋般的都在这一时期出现”[10]。在早期社会中，这些文明成果对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中获益的不止嫡系子孙，因而对其感恩戴德的也决不限于血缘传人。
源于黄帝文明的华夏文明，也始终因其优势吸引着少数民族。无论是通过传播（指一个社会的习俗或惯常做法流传到另一个社会）还是涵化（指两个社会之间发生密集而直接接触，人们被迫做出重大文化改变），华夏文化都对少数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时间上看，三代之中四夷对中原文明的仰慕之情屡见竹帛，如《左传·襄公四年》记载夷羿代夏后“因夏民以代夏政”；《诗经·长发》吟唱汤革夏命后“禹敷下土方”即承认夏人祖先的功德；《荀子·王制》提到周公出征时“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满族把握历史机遇建立清代而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后，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稽中原之古，右汉族之文”的社会风气，很快同化于更为先进的华夏文明，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祭祀华夏始祖轩辕黄帝。从空间上看，位于中华大地这一地理单元西南部的藏族地区，其原始神话及考古发现都呈现出与中原文化的关联性，如在云南的迪庆藏族地区流传着“女娲娘娘补天”的神话[11]，西藏细石器文化源于华北地区、新石器文化也受到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1213]。这些都表明了中华内陆古文化对西藏高原文化的深厚影响以及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深层次的历史文化联系。当然我们在强调汉族对中华文明重要性的同时，也绝不能忽略少数民族的贡献，身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一样为这一古老伟大的文明倾注了心血，奉献了精华。少数民族不仅仅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传播者，同时也是这一伟大文明的捍卫者。从西藏抗英到朝鲜族抗美，从英雄东归到抵御倭匪，各族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发展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谁也离不开谁”[14]。正是通过吸收成果、参与创造，少数民族文化与华夏文化紧紧相连、融会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