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化的伤痕记忆以及与生活擦边的故事
时间：2020-05-08 08:05:2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刘心武：《土茉莉》，《上海文学》2015年第1期
作为伤痕文学的奠基者，“文革”记忆一直构成刘心武写作的重要维度，对于这条线索的梳理可以成为一个作家不同时期关于“文革”叙事嬗变的极好个案。发表于《上海文学》2015年首期的《土茉莉》，刘心武用两位中学老师从“反右”到“文革”再到新时期的交往、反目与彼此记挂，再一次指向政治挂帅的荒谬年代里那些被侮辱和损坏的信念、友情和善良，以及几乎无法修补的倾圮的人性。依然可以说这是一篇伤痕小说，而且是远比《班主任》深刻，远比《班主任》更有警世意味的伤痕小说。小说里的数学老师和美术老师本都是痴迷于自己专业领域、无心他物的人，却在“文革”中迫于压力而彼此攻讦，此后再没有和解，他们日复一日地在混杂着惭愧和愧疚、嫉恨和怨怼的情绪中彼此密切关注着对方的人生行旅，最后数学老师的潦草而死所带给美术老师的震撼与悖谬的人生感喟，不正象征了三十余年来镂刻在那代人身上且时时隐隐作痛的那道伤痕？
也许还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中并不一味将批判矛头指向“极左”的政治思潮对人的拨弄，而是在更大的范围中来写人生“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无奈，即“非政治”的生活总是要被迫政治化。小说中写道，那场“风波”中，美术老师又一次被裹挟着去参与一个表态签名：“他知道君临跟前的是一种强大的政治磁场，他不能胆怯，不能让人笑话，不能沦为‘犬儒主义’的活标本。这和当年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右派’一样，你必须站到正确一边”。这一幕让人想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托马斯被迫要去写声明抗议当局时所感受到的其中的“不可思议”：“所有人都对他微笑，所有人都希望他写反悔声明，而他一旦写了，就会让所有人都乐意！第一种人高兴，是因为一旦懦弱成风，他们曾经有过的行为便再也普通不过，因此也就给他们挽回了名誉。第二种人则把自己的荣耀看做一种特权，决不愿放弃。为此，他们对懦弱者心存一份喜爱，要是没有这些懦弱者，他们的勇敢将会立即变成一种徒劳之举，谁也不欣赏。”
曾晓文：《小小蓝鸟》，《小说月报》（原创版），2015年第1期
作为一个多年旅居海外的女作家，曾晓文此前的文学创作中，也创作了不少反映华人漂流和在异域寻找自我身份之类主题的小说，不过，本篇却是个例外。在这篇小说中，她虽然很自然地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她的移民之地加拿大，人物角色也是一个拥有1/4华人血统的混血青年诺瑞斯和一个来自华人家庭的病童展飞，但它却打破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摒弃了她此前一贯坚持的主题，也没有对漂泊海外的生活进行纵深切入，更没有耽溺于异域的风土人情而不能自拔，相反地，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并不具备鲜明异域特色的故事，其突出表达的是关于人与人之间互相救赎的伟大力量。
乍看之下，小说并无多少新意，细细品味，倒也可圈可点。小说采用了故事套故事的结构框架，缜密精巧。著名的棒球运动员诺瑞斯因为一次寻求女友原谅的暴力事件被罚做病童医院的义工，在那里他结识了酷爱棒球运动的少年展飞，展飞渴望有一天能在自己临终前登上棒球运动场打棒球，费尽周折的诺瑞斯终于帮助这个少年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得以没有遗憾、安详幸福地死去。诺瑞斯在救助他人的过程中也救赎了自己，女友被他感动，二人重归于好。
全文酣畅淋漓，可读性很强，这既得益于小说出色的叙事技巧和作者善于布景的能力，也与作者独具特色的幽默感有关。实际上，这篇小说很像是镜头和画面的组合，尤其是作者对激动人心的场面（如群殴、运动）的描述是非常精彩的：她对运动场面的全景式描述，并以细腻的笔触穿透人物的内心，让一场棒球赛打得有如电视剧TVB高潮般扣人心弦；开场诺瑞斯的暴力事件同样被写得鸡飞狗跳，作者不动声色地运用反讽技巧，将一场血雨腥风的场面写成了令人捧腹的闹剧。小说在整体上以闹剧开场，喜剧收尾，也给自身加分不少。
董立勃：《梅子和恰可拜》，《小说月报》（原创版），2015年第1期
董立勃酷爱将“梅子”作为他笔下的女主人公的名字，《梅子和恰可拜》的故事又为他的“梅子”系列小说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篇小说表现的时空感非常广阔，通过人一生的命运贯联起了历次大的政治事件。这些事件是促成人物获得新机遇，面临新选择的一个契机，但作者惜墨如金，对这些事件不做大的展开和论述。如小说中的“文革”，作者一笔带过，既无流血牺牲的暴力场面，又无痛哭流涕的忏悔场景，仿佛那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政治运动对小说主人公梅子的个体生命并没有大的影响，只是将小说主人公梅子抛向了那个闭塞蛮荒的西部边陲地带而已。
不过，作为一个曾在新疆兵团农场成长经历的作家，在这篇小说中，董立勃对民族特色的表现不够明显。恰可拜的特立独行仿佛只表现在他那怪异的民族服饰和名字上，其中穿插的英雄救美、千里代人寻夫的情节更像是一部电影反复上演的桥段，这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早就被一流作家弃之不用。这篇小说后面的故事情节繁冗拖沓，读者“一目十行”地进行跳跃性阅读，也似乎并不削弱这篇小说的美感，在文字的精简和叙述语言的完善方面，作品还有很大的跃升空间。
陈仓：《麦子进城》，《长江文艺》，2014年第12期
慢三：《冷的话就生堆火吧》，《青春》，2014年第12期
这两篇都是关于“进城”题材的小说。前者围绕着女儿进城寻父这条主线展开，衍及、辐射了留守儿童、农民工的性压抑、城乡歧视等众多的社会问题。后者则以女儿怀孕为切入点，细细写了一对老父母进城照顾女儿的经历。两篇小说虽然都有揭露人际之间的自私和冷漠，却鲜有针尖对麦芒式的暴力和冲突，相反地，两篇小说都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人际之间的脉脉温情。前者侧重以外地乡下人的眼光来反思自己所栖身的城市文明，着力点放在光鲜而又陌生的城市生活对个体生命的沉痛撞击，这种冲击是横向的、单方面的，是乡下人必须要无条件接受的。后者则突出表现走进城市生活中的两代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家庭矛盾和纠纷，这种冲突是双向的，多方面的，是尚有抗争的余地的。
《麦子进城》的主人公陈元是一个在祖籍、职业、甚至思想方面（不忍和善良）都与作家本人相类似的一个人物。不同于很多“农民工文学”写作的作家，七零后陕西作家陈仓的“农民工文学”叙事要显得更为实际、和暖一些。他虽然也揭露了处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一族”群宿在一起、“向城求生”的生命状态，但他并不着重去刻画这些人物处在一个两难之地：“农民工们”在被城市无情拒绝的同时也为生养之地所疏离。即便这种叙事套路在当代文学写作中曾经鼎盛一时且方兴未艾，但作者对此却是寥寥几笔，匆匆带过的。作者有意暴露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从而个体生命的不幸就被冲淡了：像小李新婚的妻子被别人睡了，小李却一直蒙在鼓里；老吴的老婆和自己的亲叔叔（担任村长）在一起，老吴只能忍气吞声；小说主人公陈元在外打工，辛辛苦苦支撑一个家，而妻子却与人私奔，离他而去。他们坦陈自己命运的不幸，又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者的自尊，这显示了作者的善意和不忍。小说的和暖格调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陈元虽在外辛苦打拼，却是有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也在大城市买了房子；其次，妓女小四川在风月场所里打拼，对陈元却是有真情实感的，在两性情感上，她很傻也很聪明，陈元硬是要用金钱来划清二者的界限，她越是投怀送抱，“免费服务”；宿舍里的同伴之间形成了一种兄弟关系；再者，陈元的女儿麦子来自偏远的农村，但她对繁华都市上海在情感上并不厌恶和排斥。
陈元这个人物性格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他对于故乡的热爱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喜爱：当他对他的栖身之地——上海深感疲倦，很自然地，故乡就被他当成自己心目中朝奉的“乌托邦”。在他眼里，故乡迥然有别于肮脏罪恶的城市，是一个单纯而又澄澈之地。然而，这种依托，实际上是他一厢情愿把故乡理想化了，他留恋的是一个故乡的影子或泡沫，绝非故乡实体本身：首先，在实际中，故乡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美好；其次，陈元是缺乏“同乡之谊”的。他对同乡小余的“强奸未遂”既感到羞耻，又生怕被小余认出，用一个城市人的审慎和虚荣心与小余划开界限，惟恐与这个人有丝毫的牵连；大巴司机让陈记者在上海“罩着”自己一点，陈元也是躲躲闪闪，含糊其辞的。
这篇小说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高度。吴佳燕对这篇小说的精彩评论（《在城市的褶皱里撞身取暖》）应该是切中肯綮的：“书写城市底层的生存之痛和精神苦闷，以及在环境挤压下选择撞身取暖的温情与苍凉……《麦子进城》里则表现为侨居城市的男人身份隐匿与生命隐痛。”只不过，这种“身份隐匿”和“生命隐痛”在人情冷暖中获得了一种新的认识和维度。
《冷的话就生堆火吧》是八零后“北漂”青年作家慢三的一篇家庭小说，他以一个父亲的视角，用质朴无华的语言刻画了父亲与女儿、女婿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也写出了人之迟暮的僵冷和家庭成员之间的疏远。这种疏远既来自于客观生存环境的压力，也来自于小一辈主观精神上的急躁和强势。慢三打破了传统表现父女之间的“恋父情结”，文章一开始就将父与女置于一个矛盾冲突的境地：女儿怀孕后动员自己的父母进城照顾自己，接到进城消息后的父亲，一直生活在压抑和恐惧之中，不仅坐卧不安，还做恶梦，无缘无故地觉着胸闷气短，健忘和精神压抑。检查不出毛病，父母只好进城。此后，小说并没有直接表现一家团聚后父女照面或者父女单独会面的场景。可以说，父女在表面上都努力维护着一个家庭的和谐，但暗地里斗争的浪潮却汹涌澎湃。在父女之间的矛盾中，父亲一直采取逃避的姿态。在和女儿“剑拔弩张”式的交锋中，父亲不愿跟小辈计较，不搞正面冲突，却暗暗地用一种揶揄讽刺的方式来产生精神上的快慰和轻松感，小说中写道，“从赵洪（父亲）的角度看过去，她（怀孕的女儿）就像一只大号的葫芦”。最终，苛刻、强势的女儿忍无可忍，她打电话向出差在外的丈夫抱怨自己父亲太“多事”，这些断断续续的通话残忍无情地撞痛了一个慈父的心……可以说，慢三徐徐道来，无论是从量上，还是从质上将父女之间的代沟描绘得力透纸背。小说的结尾部分，作者一改平淡无奇的小说叙事，峰回路转，奇招突出，慢三写了一家三口在龙潭湖公园走了一圈，“一种熟悉的感动逐渐飞了回来”，表明了家庭成员之间亲情关系的回暖。最后幻觉把父亲的记忆拉向远方和过去，而明朗清晰的格调则表明父亲已经克服这种恐惧，开始直面和化解这种矛盾。
阿云嘎（蒙古族）：《半圆的月亮》，海风（蒙古族）译，《民族文学》，2014年第12期
蒙古族作家阿云嘎在《半圆的月亮》中用象征的手法写出了人生命、生活的难于圆满的状态，小说中梦境与现实多次发生比照和互文。小说在忧伤而又明亮的叙述风格中展开，叙述视角在男女主人公之间自由转换而不漫散。不幸的灾难性事件接踵而来，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是隐而能忍，体现了生命的韧性和顽强。
小说字里行间弥散着一种草原牧歌式的情调和诗意的光芒，这种光芒既源于小说中人物角色的设置，也源于故事情节的铺展和生活片断的叙述，萨仁其木格反复吟唱的《月亮之歌》更是为这篇小说增添了一种长调般的美感。不过，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一任情感肆意流泻，而是有节制地抒发情感。作者将这种丰沛的感情幻化在小说中人物的举手投足之间。
小说的故事情节不过是一些生活中平凡故事的再演绎，并没有给读者带来多少新奇独特的感受，然而，小说在对男女之间的情感处理方式上让人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靠武力来解决纠纷，既原始粗暴又简单有力。草原上的牧民朝克巴特尔和萨仁其木格在朝夕以对的相处过程中，渐生情愫。他们的情感发乎自然，既没有经济利益的牵扯，也不会受千夫所指（草原上的其他人都搬迁进城了）。然而，他们的感情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骑摩托车的家伙要横刀夺爱，遭痛打之后愤然离去，再也没有纠缠萨仁其木格。当他们决定遵从内心，成为一家人的时候，此时，不务正业的儿子从城市里回来，对他们横加干涉，百般苛责。最终，朝克巴特尔失望地卖掉自己的牧场，为萨仁其木格承租了一块牧场后，遗憾地离开了这片牧场。小说结尾是写得最出彩的地方：萨仁其木格在情人离开后，在风中的叹息和追问，不仅让人怜悯她的孤苦，更让人觉得有一种痛入肺腑的酸楚。
草原上的住户相继搬走离去，草原上的男男女女进城务工经商，草原上的月亮也许永远不会再圆满。久居城市的儿子是现代都市文明的代表，他所诠释和坚持的是一种异于草原文化、占据正统地位的传统伦理，而朝克巴特尔和萨仁其木格的爱情决裂，恰恰宣告了草原文化在这种伦理面前的苍白和无力。朝克巴特尔的最后出走，究竟是对惯有的生活方式的一种突如其来的厌倦，还是对在现代都市文明大背景下因无力调和爱情、友情和伦理而做出的一种妥协和回避？作者从另一个侧面用这个爱情故事为我们揭示了在现代文明的难以遏止的强大攻势面前，淳朴原始的草原文化必将会走向没落和衰颓，体现出作者对草原现状和草原文化的深沉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