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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年时期英雄电影未成类型电影之原因初探

    时间:2020-09-10 07:52:1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 十七年时期的英雄电影,数量多,题材丰富,并且形成了三种叙事模式,似乎具备了成为一种电影类型的条件,但高强度的政治意识形态规约还是造成了其叙事、风格以及审美形态的单一化,“文革”开始之初,“十七年”电影被冠以“文艺黑线专政”和“黑八论”的帽子而被予以全盘否定,英雄电影自然无法幸免于难,它在艺术上取得的些许成绩与进行的有益尝试,尚未得到深入研究推广就中途夭折,其发展成为类型电影的可能性亦随之灰飞烟灭。

    关键词 十七年时期 英雄电影 类型电影 政治

    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史上集中出现了一大批革命战争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它们虽然在取材上各式各样、不尽相同,但有一个突出的共通点,就是在影片中以大量笔墨着力刻画、塑造一个英雄形象。在银幕上塑造英雄并不是十七年时期电影的首创,早在20世纪20年代,浓重的商业文化氛围就催生了《火烧红莲寺》等一类武侠片中的英雄形象。抗战开始之后,应时势的需要,此时的抗战题材影片也塑造了一批民族英雄,例如《八百壮士》、《塞上风云》、《保卫我们的土地》等等,不过这些影片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表达感情与罗列事件的层面,在英雄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未能取得大的建树。新中国成立后,电影的发展轨迹被改变,苏联电影成为中国电影的新参照系,而其中又尤以《夏伯阳》、《保卫察里津》等苏联英雄电影对中国电影产生的影响为巨大,十七年电影的主流模式——英雄电影由此产生。

    十七年时期的英雄电影,不论其在革命历史题材中刻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斗争生活中出现的英雄人物,还是在革命斗争题材中刻画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抗争史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也不论其对英雄人物塑造是以个别人物为主线,还是进行群像化描写,都以塑造英雄作为其载体。在创作题材不断扩大,样式不断丰富,不断吸取总结创作经验的过程中,十七年时期的英雄电影先后形成了三种叙事模式:

    展示的英雄电影模式(1949-1954年)。《钢铁战士》与《赵一曼》是这种模式的代表作,侧重于单向度无条件的对英雄人物进行神话性叙事。“影片基本采用主人公身份亮相——经受考验(充分展示)——英雄命名的方式塑造革命英雄人物”。其着力重点放在英雄人物面对考验时所展示出来的共产党员、解放军战士的优秀品质上。

    成长的英雄电影模式(1955—1958年)。《董存瑞》是这种模式的代表作。相比于前一种模式而言,展示是静态的,成长则是动态的,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充分自主性,更具有人性内涵,“这种模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加强了施动者(党)的影响,表现为主体在施动者的教育影响下不断成长,最后完成英雄命名的过程。”

    被拯救-成长的英雄电影模式(1959—1964年)。这种模式的经典范本有《小兵张嘎》、《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等。这种模式的影片多选择女性和儿童作为主人公,借此突出主体的弱势地位,展现其由弱到强、即由被拯救到成长再到成熟的过程,以此来强调主体成长过程中的施动者(党)因素,使得主体成长过程复杂化。如此一来,既形成了情节的跌宕,故事结构的复杂化网织,又强化了意识形态力量的控制力。

    迅速崛起,集中出现,并且形成三种模式,十七年英雄电影似乎已具备了发展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类型片的条件。然而,其在1966年之后却迅速淡出观众视野,销声匿迹,终究未能成为一种电影类型,哪怕像20年代的武侠片、神怪片等一样成为一种昙花一现的类型的情况也未能出现,原因何在呢?

    电影在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同时,也是一种工业。而类型电影则是在电影工业体系中的制片厂制度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本源决定了它是建构在工业资本主义产业上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所主导的电影文化的产物,更是电影产业自由竞争的产物。在1949年之前,我国电影从生产、发行到放映都建立在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之上,电影生产企业的自由竞争态势显而易见。1949年4月,中央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同年12月改为电影局,隶属文化部,成为负责统管全国电影创作、生产以及经营的最高决策机构。但是,电影局将各制片厂的创作生产决策权、人事管辖权与剧作、影片审查权,以及发行放映的经营管理权悉数收归于其所属的“两委四处一所”,使得作为一级电影生产企业的三个最早的国营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北平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既无艺术创作自主权,又无企业经营自主权,电影艺术的创作规律被严重违反,并且这种状况在整个十七年时期一直延续。国营制片厂尚且如此,此前一直作为中国电影主体而存在的私营电影业又是何种状况呢?新中国成立之后,全面推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使“一切艺术部门中最最重要的”电影面临着体制改革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最初是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然而1951年,私营影片公司出品的《武训传》、《关连长》等绝大多数影片因被认为宣传封建文化、侮辱人民解放军等原因而受到严厉批判,预期的循序渐进被急风暴雨般的批判运动所取代,致使大批私营电影公司随之解体。到1953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时期,电影作为最早完成公私合营的行业,参照苏联模式,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按计划生产,统购统销”的电影生产与管理体制。至此,中国电影的创作、审查、发行机制与以往任何时期相比,均发生了质的改变。而从文化形态上来看,从1948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东北局宣传部作的《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中的电影“阶级斗争工具论”,到1949年8月14日中宣部在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中的电影“宣传工具说”。再到1960年确定文艺创作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历史具体地反映现实生活与历史生活,力求把政治倾向’性与艺术描写真实性统一起来以更好的为工农兵服务,电影以往的商业文化特征迅速淡出,逐渐转变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整个中国电影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脱胎换骨”。

    后来的历史实践表明,高度集中的电影生产管理体制存在着许多弊端。比如影片的题材、样式,乃至影片的风格在保证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之下,服从于年度生产创作计划,作品形态受到了强制性的规范。这就造成了影片对观众观影反馈的反应迟缓,观众需求对影片创作走向的引导作用被大大削弱了。又如,在以分配任务的形式为主要方式来完成影片年度创作计划的条件下,电影工作者创作的自主性受到制约,一方面他们独特的美学风格和艺术个性得不到发挥,另一方面他们自主对自己熟悉的生活基础和审美体验加以艺术化而形成的作品不能符合计划要求。等等。由此可知,十七年时期的英雄电影失去了发展成为类型片所必需的体制保证。

    谈及类型电影,有两个概念不容忽视:“范式”与“范式文本”。“范式”这一概念的主要内涵应该理解为:类型电影在故事讲述层面上形

    成的、对应于一定时期大众观影心理的基本叙事框架和叙事因素关系定势的典范性形式。而“范式文本”是“范式”赖以呈现的载体,它是集中体现这种关系定势的、具有扩散力和影响力的文本。十七年时期的英雄电影诞生之时,尽管因其在人物塑造方面的过于完美而显得公式化、概念化,但诸如《钢铁战士》这样的影片“却在新中国的银幕上第一次确立了革命英雄的表象”,“对此后的革命英雄电影创作起到了示范性作用”。而这恰好类似于类型电影中的“范式”与“范式文本”。这里有一个词语非常值得注意一大众观影心理。众所周知,“类型电影的产生是制片商在看到某部影片大受欢迎之时便争相摹仿的结果。完全可以说。类型电影不是对人生的摹仿,而只是对第一部成功影片的摹仿。”这表明类型电影的重要成功因素之一。就在于它把握住了大众观影心理。反映出了观众的兴趣、迷恋和道德标准。满足了观众的心理需求。然而,十七年时期电影是如何对待观众需求的昵?著名电影理论家钟惦棐曾在50年代中期撰文分析认为。当时许多电影工作者“不懂得观众心理学,以为只要作品内容反映了工农兵的生活,大家都是一律爱看。”其实这种将“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的思想的实质是“否定人的精神生活的复杂性需要的多样性”。并曾多次感叹电影工作者中缺少“名符其实的制片家”。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知道人民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在什么时候应该上映什么影片,什么影片能够有多少观众”。石川也在《“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的体制与观众需求》一文中研究指出,十七年时期的电影创作“缺乏明确的观众意识。当时有些政策在如何对待观众需求上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从表面上看仿佛很尊重观众的愿望,但实际上对‘如何满足观众需求’的认识严重不足。比如,电影局一方面提倡以‘工农兵电影’为主导,号召‘用工农兵电影争取小市民观众’,‘发行先到基本观众去,宣传先从基本观众来’,一方面又要求电影工作者‘不做市民观众俘虏’,‘要绝对防止为争取小市民观众而在作品中注入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影片创作的道路越走越窄。根本无法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

    可见,十七年时期国家电影政策中的某些错误倾向以及当时一些电影工作者不了解观众心理的双重作用,导致了英雄电影创作对观众观影心理的忽视。因此,像《钢铁战士》等影片即使具有“范式文本”效应,但它却不同于类型片的范式文本产生于观众心理需求引导,它们的范式的确立源自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导与权威性肯定(例如,《钢铁战士》荣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是主流意识形态强行代替观众自觉兴趣作出的选择。

    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电影,始终以政治作为大历史背景和内在驱动力,“政治”从主题、形式以至内容等各个方面对电影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此时的英雄电影尽管先后生成了三种叙事模式,且逐步趋于完善,但高强度的政治意识形态规约还是造成了其叙事、风格以及审美形态的单一化,而这一点恰好与类型电影强调和看重在“原有资源基础上的高度的创造性”相悖。“文革”开始之初,“十七年”电影就被冠以“文艺黑线专政”和“黑八论”的帽子而被予以全盘否定,英雄电影自然无法幸免于难,它在艺术上取得的些许成绩与进行的有益尝试,尚未得到深入研究推广就中途夭折,其发展成为类型电影的可能性亦随之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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