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新文学的文化归宿感

摘要：汉语新文学概念突破国族地域限制，将全球汉语新文学的发展纳入整体考察之中，避免了离散文学家的归宿地问题，从速一意义上说，中国在世界汉语新文学中的主体和核心地位不仅没有消解，反而更加强化了。汉语新文学的归宿感建立在文化归宿感而不是政治或宗教归宿感方面，它不是以人格化的对象为聚焦点，不是以神化运作为指归，而是聚焦于与新文学传统密切相关的文化事件，以及这种种事件构成的文化情结，这是现代汉语文化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汉语新文学必然归0于祖国大陆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汉语新文学　国族文学　文化归宿　文化事件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8－0143－06

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提出与论证，解决了一系列学术困扰问题，包括如何将事实上属于同一个传统的全球汉语新文学写作严整地统一在一个概念之下，甚至是经济地概括于一个学科之中，以及如何有效地避免较为敏感的政治区域的文学史定位及其间统属关系的纠结等等。然而随之带来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这是否暗昧了通常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概念中关键性国族词语及其所指涵义?确实有必要从学理逻辑上探讨这样的问题，以便消除不必要的非学术的顾虑。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提出因应着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移民普遍化和人居自由便利的现实，突破国族地域限制，将汉语新文学的发展纳入整体考察之中，这样可以避免一些离散文学家的归宿地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汉语新文学概念不仅不可能消解中国的主体和核心地位，而且更强化了其在世界汉语文化中的这种主体和中心地位。

一、汉语新文学概念对国族文学概念的弥补

汉语新文学概念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其简洁而明晰的概括性，并且消除了其他概念所难以克服的歧义。沿用数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概念，无论是在语言内涵还是地域外延上都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空隙和无法回避的歧误，需要“汉语新文学”这样的简洁而明确、准确而清晰的概念予以救正。

从语言内涵方面说，学界其实已经质疑过很长时间：号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实际上一直都约定俗成地放弃了对汉语文学以外的中国其他民族语言文学的涵盖。这种放弃一开始乃是迫于学术准备上的无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中缺少少数民族语言专攻的人才，他们基本上没有能力将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的范畴加以研究，于是只得采取学术上无奈的放弃。这样的放弃慢慢消湮了无奈的成分，变得理所当然和理直气壮：似乎中国现当代文学只需要关心、聚焦作为其主体的汉语新文学。如果说前述学术上的无奈之感多少还情有可原，则久而久之形成的这种理直气壮地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排斥在中国文学之外的做法及其相应理念，就是无法谅解甚至是无法容忍的学术迷误。就迄今为止进入学术视野的绝大多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而言，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体力量及其学术背景而言，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格局及其有系统的学术呈现而言，号称“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其实只局限于汉语新文学的研究，“汉语新文学”才是这一学术领域或这一学科准确而简洁的概括。这样的概括实事求是地承认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状所凸显的语言内蕴、文化特性，以及其所能抵达的实际的学术范围，避免了原国族概念所可能带来的政治迷误和理念纷扰。

在现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格局中，即便能意识到国族概念的能指意义，将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学纳入其中，也依然不能起到有效的补偿作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由于受众群体的有限性和创作队伍的有限性，整体的创作水平和艺术突破力往往不能与汉语文学构成足够的能量比例，以至于很难在中国新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占据相当醒目的地位。将再多种类的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学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叙述中，也往往很难使得这段文学史的学术格局发生多大的改变。这就意味着，正常的或业已相沿成习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很难在加入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学创作等方面作微调处理之后，便可真正担负起名副其实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叙述的使命。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目前的条件和情形下只能展示出汉语新文学史的基本学术格局。这是一种学术的现实，也是一种学术的无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只能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名而行汉语新文学研究之实。汉语新文学概念的运用不过是在更加精细和更加准确的意义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一种学术本真的框定。

从学术概念的外延方面言之，汉语新文学概念克服了地理和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地域的局限性甚至在不同语境下可能形成的纠结，将以现代汉语为载体的新文学在超空域的意义上统一了起来。在人们习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概念的外部关系上，台港澳从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一种无可争辩的政治地域概念却难以落到实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许多学者并不将台港澳文学纳入自己的学术视野，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现在仍然不断出现，以至于在官方主导的重大研究和编撰项目中也会出现这种尴尬局面。随着香港、澳门今后对内地文化认同及参与度的增加，随着台海局势的和缓以及相互间融合度的增加，“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格局中忽略台港澳文学地位和身份的错误越来越得不到原谅，无论是地理意义还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地域问题越来越趋于严肃化，在这样的情形下，以汉语语言揭示当代文学的文化归宿，轻而易举地规避了国族归宿所必然带来的严肃性、敏感性。这也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以及台港澳文学研究回归学术自身的一种概念保证。

如果说“中国现当代文学”由于其国族概念必须将台港澳文学从地理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纳入其中，则相应地，同样由于这种国族概念，必须将习惯上称为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学现象排斥在外。海外华文文学被排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外，在地理概念和政治概念上自是理所当然，但在日趋复杂的学术现实之中，同样会遇到许多难以梳理的纠结。首先，海外作家的绝对流动性与所属地域的相对稳定性构成了明显的悖论关系，这种悖论直接影响人们对其文学的国族属性的定位，只有汉语新文学概念能够理顺并克服这样一种悖论关系。随着“地球村”现象的普遍以及当代社会生活中人才流动量加大、流动频度和幅度增大的趋势的出现，以非中国文学的政治待遇对待海外华人写作越来越呈现出某种尴尬甚至是无稽的局面。许多汉语文学写作者游走于各个地区和国家之间，或以异国为临时寄居地，或以故国为临时居所，他们的文学创作行为也常呈现这样的游走状态，因而将他们的作品从国族、地域概念上作中国的还是非中国的界定都可能显示出武断乃至荒唐。白先勇早已是美籍华人，他的文学创作在国家归宿意义上当属于美国的少数族裔文学，但是否就可以据此将他的创作从台湾文学也即中国文学的领域排斥出去?显然不能。一方面，白先勇的文学创作起步并成名于台湾，大量的文学作品创作或发表于台湾，其中有相当多的作品在广大的中国内地产生较大影响，无论这些作品是否创作于美国，它们已经历史地构成了中国文学或台湾文学的重要现象。因而将这些作品从创作地及作者的公民身份角度考量算作非中国文学或非台湾文学显然并不恰当；另一方面，就具体作家具体作品而论，一定从创作地及创作当时作者的公

民身份来论定文学的国家归宿，则在高速流动性的世界势必将一个作家的创作切割得支离破碎，而且带来许多无法确定的问题，譬如，海外作家在故国与异域迁徙、流动过程中的写作应该如何算?难道仍然依据他的公民身份算作异国文学?越来越多的例证表明，有不少华人文学家常处于流动状态，要真正确认其身份所属往往就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其次，与此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即便作者的异国身份相当明确，其创作地乃至发表地也非常清楚地确定在其长期居住的国度，立足于“中国”的研究者是否应该而且能够将这种海外的华人写作和华文文学截然从中国文学的范畴中切割出来，算作外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一个类别?也许从法律角度看这样做并无不当，然而文学的存在毕竟不同于法律的存在。文学是文化的结晶，它除了表现一定的国族意识和政治理念外，还主要表现人们的文化认同心理和深刻的生命感兴，而国族意识和政治理念等等往往都需要通过复杂而深刻的文化认同心理和生命感兴加以体现，因此，文学中体现的国族法理。特别是与文学家个人政治归宿相关的种种意识，往往并不会像国籍和身份的认定那么简单。上个世纪50年代。周策纵以及其他在美国纽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白马文艺社，在汉语文学写作方面显得积极而活跃，胡适对此非常赞赏，称“白马社是中国的第三文艺中心”。胡适心目中的另外两个“中国的文艺中心”则分别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从国体法理而言，胡适的断语有明显的错误，白马社当时组织和活动都在美国，虽然由中国人主导，但怎么能算是“中国的”一个文艺中心呢?其实，胡适的表达固然有欠严密，他实际上想表达的是，白马社乃是“中国文艺的”第三个中心，这里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明确的国体概念，而只是汉语文化和文学的另指。即便是这种不够严密的表达，也仍然无可厚非：对于身处海外的华裔文学家而言，当去国怀乡之思只能在异国异乡遥远地、凄楚地述说，由于地理的阻隔和政治的区隔，客观上无法在地理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大家族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其惟一可能的安慰便是，他们的作品毕竟还是汉语文学世界里的一部分，毕竟需要得到那个高密度地使用汉语的中国或祖国的关注和认同。这是文学和文学家特有的文化归宿感的表达，这样的表达往往与法理的严密没有紧密的逻辑关联。

二、汉语新文学的故国归宿感及其必然性

对于故国的语言文学和文化怀有明确的、深刻的甚至是难以逃避的归宿感，这是海外汉语文学家的民族心理自然而真切的表露；其中既包含着相当热烈的文化情感，也体现着某种相当鲜明的文化规律。汉语文学和汉语新文学之类的概念一方面拆解了国族文学观念所必然设定的有形与无形的国境障壁，可以让海外汉语文学家的这种归宿感得到淋漓畅快的精神实现，另一方面也更进一步鼓励了各区域的汉语文学写作者对于汉语文化中心地的归宿心理，并会大大强化全球汉语文学对于汉语文化中心地——中华故国的归宿感。对于汉语新文学而言，由于其文化和文学的发祥地，以及最大读者群居地都明确在中国大陆，其最终的文化归宿地也就无可争辩地指向中国大陆。于是，汉语新文学在概念表述上虽然略去了“中国”的主导语，同时也略去了“中国”概念的限制性，不过中国中心的地位反而得到了理念的加强，得到了预设性的阐示，得到了无可争辩的认同，甚至得到了切实的提倡。

如果说中国是华人社会的心理中心，则这个中心就具有了华人和汉语使用者“集体认同的象征单位”的某种意义，也就必然成为华人世界文化归宿感的对象。文化归宿感是一种复杂而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它与人的政治归宿感、宗教归宿感这两种最为明显的心理文化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范围比这两种归宿感更广、更深，表现方式也有显著的不同。所有的归宿感往往都需要具体的聚焦物。政治和宗教的归宿感往往聚焦于一定的人格化对象和与此人格化对象密切相关的方位地点。因为这两种归宿感常常是通过信仰加以实现的，信仰及其神圣化的结果要求归宿对象的人格化和具体地域的明确性。这就是耶稣、穆罕穆德、圣母玛利亚、释迦牟尼乃至于有些受到政治敬仰的领袖和英雄受到神化性聚焦的内在依据，也是耶路撒冷、麦加等地成为信众心目中的圣地的根本原因。文化归宿感由于并不以信仰为中介力量和价值实现方式，就不会对人格化的对象作过于明确的选择，更很少在人格化的对象身上投诸强烈的情感倾向。因此，在儒家文化主导的文化环境中，如果将孔子作为人格化的神圣加以信奉，那便是类似于孔教之类的宗教现象出现的征兆，这样的文化归宿感聚焦于人格化的神祗，并且酝酿成了一种造神的力量和势头，从而演变为宗教性的归宿感。对于儒家文化真正的文化归宿感，并不重点聚焦于孔子或孟子这些人格代表，而是聚焦于儒家经典，聚焦于这些经典阐发的种种价值理念，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文化事件，还有经由这些文化事件积淀而成的某种文化情结。

文化归宿感作为民族和种群集体无意识的体现，往往与某种文化事件所凝结成的文化情结相关，其聚焦的常常是这种特定的文化事件和文化情结的主体(不一定是人格化的对象)，以及发生这种文化事件与文化情结的特定地域。文化归宿感通常由文化认同和文化习俗所决定，不过对人格化的对象聚焦并不明显，而对于文化事件和文化情结的原发地的聚焦却非常强烈。汉语新文学的归宿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紧密相连，与《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等优势和强势媒体的历史召唤力紧密相连，与“打倒孔家店”、批判以孔教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这样的文化事件紧密相连，与白话文运作紧密相连。这些与其说是新文学的传统，不如说是新文学文化归宿的目标，是新文化和新文学赖以发生、发展并走向强盛，以至形成新的伟大传统的重大文化事件及其象征。对于这些文化事件的归宿感往往并不一定与理性认同相同步，它经过较为漫长的历史积淀，已经成为～种深厚的文化资源作用于人们的历史记忆，决定着汉语新文学的运作方式和基本模态，以一种习惯的力量和传统的态势加入了新文学历史格局、话语内涵和思维趋向，几乎成为汉语新文学家及汉语新文学的认同和关注者难以祛除和难以逃避的心理情结。凡是要认同新文学并研究或言说新文学，都往往会以这样的文化事件和早期新文学运作作为基本话语资源，判断新文学的价值，也往往以这样的文化事件和文学运作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和文学倾向作为基本依据，这就是汉语新文学文化归宿感的体现。

虽然汉语新文学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区域的文化归宿感其归宿层次并不一样，由台湾离散出去的新文学家也许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和一定的政治气氛中会有条件地归宿于台湾及相应的文学事件，然而对于这类新文学家而言，只要他们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和理论修养，自然会清楚地知道，对于台湾文坛的这种归宿感属于第二层次，真正铸成他们所从事的文学工作的精神资源和文化情结的，是更早更大的新文化事件和新文学发轫性的运作，那种历史记忆与上海、北京等特定空域，与这些特定空域在“五四”时代及后来各个重要时代的文学现象建立了紧密的精神联系。总之，汉语新文学的真正归宿感聚焦于现代中国，聚焦于与其最初的发祥地相同一的空域及其所包含的一系列文化事件。

汉语新文学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以及新文学运作的归宿感是那样地普遍而明确，以至分处于不同区域的人们，只要一提到汉语新文学及类似概念和话题，即便不考虑那里拥有为数最多最为密集的读者群，即使不考虑中华文化的区域象征性或民族精神家园的意义，也自然会将思维的焦点聚集到中国大陆，将联想的目标锁定于中国大陆。无论从文化“寻根”的意义上还是从概念语感的层面上，中国大陆作为汉语文学的归宿地乃是一种必然，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现实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新文学概念不仅没有削弱“中国”的中心地位及其象征意义，而且是在一种不言而喻的逻辑层面上凸显了这种中心地位和象征意义。

汉语新文学的这种文化归宿感经历了历史风雨的淘洗，经历了时代板荡的冶炼。但这一切都不可能使之发生焦点和方向的改变，而可能使之更趋于成熟、稳定。汉语新文学文化归宿感的成熟和稳定表现在：它终于没有走上政治或宗教归宿感的路径，没有通向对人格化对象的塑造和神化。新文化运动是汉语新文学文化归宿的主要文化事件，但发起这一文化事件的大多数先贤都终于没有成为人们心理归宿聚焦的对象。陈独秀尽管在文学革命和新文学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他的历史作用从来只是在历史认知和历史研究的意义上被确认和肯定，并没有成为新文学崇尚甚至信奉的对象。胡适是新文学建设的始作俑者，他对白话文的倡导对新文学的建设起到了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但他从一开始就似乎是新文学家所批判的对象，对他历史功绩的惦念总是伴随着他在文学和文化方面种种失误的认知，于是当他离开大陆到台湾之后，即使远离了两岸政治敌对的历史状况，人们也不可能将新文学的归宿地与这位文学革命家晚年的栖息地联系在一起。即便是被称作新文学旗手的鲁迅，也从未成为新文学文化归宿的人格化代表。鲁迅离开上海和北京流寓厦门和广州期间，人们在研究那一段文学史的时候并不会因此将归宿地跟随着鲁迅的足迹而作感觉上的迁移。鲁迅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具有不容挑战的神圣感。但除了在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之下，对鲁迅的质疑与批判又确实很少酿成文化事件，这同样是新文学成熟的文化归宿感的体现：处身于文化事件和文化情结中心的对象并不是归宿的人格化对象，与新文学相关的一切人物都将会拒绝被神化的结果。

总之。汉语新文学的归宿感建立在文化归宿感而不是政治或宗教归宿感方面，它不是以人格化的对象为聚焦点。不是以神化运作为指归，而是聚焦于与新文学传统密切相关的文化事件，以及这种种事件构成的文化情结。这是现代汉语文化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汉语新文学必然归心于祖国大陆的根本原因。

三、汉语新文学文化归宿感的学术意义

揭示和研究汉语新文学的文化归宿感，是现有条件下开展有关学术思考和学术开拓的应备课题。因为汉语新文学概念用语言范围取代了国族认知，这是经不起任何象征性解读的学术努力。为此，不少学者带有与学术良心相关的隐忧。学术上的“一名之立”，之所以需要“旬月踌躇”，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新名目的提出往往带有太多隐忧，特别是当代社会学术问题往往包含着各种敏感的话题。对中国本土文化归宿感及其必然性的论证有助于克服汉语新文学概念的这种时代性的隐忧，使之关涉的各种问题回归到学术本体展开讨论。

汉语新文学的文化归宿感论证，不仅给这一概念的学术安全提供了某种保证，而且也为汉语新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对汉语新文学史的种种现象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对于新文学在其发轫期所拥有的文化积淀。对于其历史对后来整个汉语新文学界产生的影响，笔者曾一度从新的文学传统，也即“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传统”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样的分析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难以真正深入下去，盖因新文学传统的分析虽然有效地解决了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对等资格问题，但新文学传统中的许多因素未必符合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未必符合未来新文学发展的前进方向，所以这样的传统是否需要或值得继承与发扬的问题就成为绕不开避不过的敏感话题。这或许是新文学传统的研究课题难以深入展开的学术症结。汉语新文学的文化归宿感同样与新文学发轫时期的文化事件和文学记忆有关，但由于带着某种难以逃避的文化“宿命”的因素，就不会直接牵涉到其当代继承和未来发扬之类的价值命题。它所表述和描摹的仅仅是历史的某种记忆，甚至是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情结，因此缓解了对其进行当代价值判断的紧迫感。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新文学界如果将它们当作传统加以阐解，就容易出现评价的纷乱，出现价值的龃龉，而如果将它们当作文化归宿感的对象，则可以包容各种各样的评价与价值解读。这就解释了，在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历史研究中，我们为何既不能众口一词地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同时也不能率尔离开这样的历史文化事件。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是，它们虽并未充分彰显新文化伟大传统的价值功能，但毕竟是新文学文化归宿感的聚焦点。对于文化归宿感的聚焦点，人们大可以怀着批判的态度，但就是无法绕过，无法摆脱，无法遗忘，一切言说及其内在的动机都须从它开始，一切情感的原态都与它密切相关。包括鲁迅创作在内的一大批杰出文学作品，都会显露出作家对于故乡的如此复杂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所展示的正是文化归宿感的心理现象。

研究汉语新文学的文化归宿感，可以使得新文学创作的空域背景现象得到更深刻的凸显。文学研究界一般较多重视文学创作和文学运作的时代背景，较少关注文学的空域背景。一个作家的创作可以不明写他所处的时代状貌，但时代的风云际会一定会在他的作品中得到或显或隐的展现，这是文学研究中普遍关注的时代背景。同样，一个作家的创作可以不明写他所由来的空间区域，但特定空域的文化环境一定会对他的创作造成或显或隐的影响，这就是文学研究中常常忽略的空域背景。文学的时代背景和文学的空域背景对于文学主体而言，就是其文化归宿感的完整体现。一个作家无论漂流何处，无论处在何种状态，他的写作总以他最初相关的知识结构及其所揭示的特定时空背景为基本归宿，无论他是否认同这样的特定时空背景。如果说文学创作的时代背景与作家个我所处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文学创作的空域背景与作家个我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则作家的知识结构所揭示的时空背景却会超出作家的个我，而与一种语言范式、思维范式兴起之时的文化记忆紧密相联，这就是文化归宿感的必然聚焦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作家身属何处甚至身属何国，无论他的文学创作以怎样的时代和空域作背景，他总是会将新文学产生并发生影响的那样一系列文化事件和与此相关的文化记忆当作这种文学共同的时空背景，产生聚焦于斯的文化归宿感。这种文化归宿感对于汉语新文学家而言，就是他们共同的时空背景，这种时空背景只能与新文化运动等文化事件和文化记忆相关联。这就揭示了汉语新文学必然不言而喻地归宿于和聚焦于中国本土的必然性。

还原到写作的现场，还原到文化的生态，汉语新文学的文化归宿感其实是那么彰明较著：即便是一个与中国文化没有很深渊源的外国作家，如果他有自信进行汉语写作，则他的自信一定不能从他本国本民族的读者那里获得，而是从华人居住地和中华文化圈获得，从汉语世界获得，最终从中国大陆这样一个汉语文化归宿地寻求并试图获得正统而权威的肯定。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异国”的文化归宿感?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们“与环境有关的认知会并人自我概念中”，而进入汉语写作状态就必然在自我概念中融入了汉语环境的相关因素，这时写作者“自我的主观感觉不只由人们与他人的人际关系来定义和表现，也经由个人与不同物理环境的关系来定义和表达”，这就意味着，汉语写作者必然会将他们认同的汉语语言环境融入自己的主观感觉之中，在这样的情形下，远离汉语环境就会形成他们的某种焦虑。

“焦虑最主要的成因或许是对身体疼痛或某种社会拒绝的预期与恐惧。”为了克服对于汉语社会特别是其核心层“拒绝”的恐惧这样的焦虑，汉语写作者必然会设法将自己的写作归宿感和认同寻求设定在中国。在中国学习外语的写作者同样如此，如果他的外语写作不是语言教育的示范，而是一种外语文学的写作，则他的文化归宿感只能疏离于故国，而聚焦于与其所习语种相关联的文化中心地以及相应的文化记忆，没有或缺少后者，他就无法克服内心的焦虑，无法获得使之最终成功的写作自信。语言是一种文化，它最准确地表达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同时又代表着这种文化本身。因此使用一种语言进行写作，很难排斥对这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及其文化核心区域产生的归宿感。

在上述对于汉语新文学的文化归宿感的论证中，尚没有考虑到生硬的意识形态化问题，虽然这方面的考虑可以更加有力地强化汉语新文学对汉语核心区域文化归宿感必然性的揭示。当中国学者敏感地绕开意识形态话题以淡化国族意识的政治色彩之际，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却在提醒人们，地域性和工具性已经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的中心：“旧的意识形态背后的动力来自对平等的追求，广义地说，便是对自由的向往。新的意识形态的动力则来自经济发展和国家权力。”虽然未必一定要从“国家权力”的角度论证其对于汉语新文学的影响力，但这样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至少也难以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