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音翻译在影视剧跨域传播中之必需性探析

摘  要：从界定“译制片”“影视翻译”等概念入手，介绍了外国影片在我国的译介模式，指出配音译制片和字幕片是如今的两大译制途径。针对配音译制是否已过时的疑问，首先分析该疑问产生的原因，探析配音译制不可或缺的缘由，指出配音译制片只是失去了昔日的垄断地位，在满足人们的多元需求、在汉语影片的民族语译制以及在我国影片的国际传播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应重视影视翻译研究，推动民族语译制和影视剧对外译制，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关键词：影视翻译;配音翻译;影视剧;译制片;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769（2019）02-102-06

一、引言

随着声学、光学与电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纸质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格局发生变革，电影、广播、电视陆续进入人们的生活。不同国家间存在文化交流，一国用本国语言制作的影视作品与广播节目传播到其它国家，为他国人民接受与欣赏，其中语言必须要译为接受国的语言，译制片由此产生。这种以语言转换为核心的艺术再创造活动被称作影视译制。

1.相关概念界定

译制片最初被称为“翻版片”，也叫“翻译片”。译制的概念最早是针对外国电影而言，本国生产的电影称作国产片，译制加工的外国电影被称作译制片。译制的概念后来得到扩充，从引进电影的加工扩展到引进电视剧、电视专题类节目的译配，甚至还包括国内影视作品涉及汉语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译制加工[1]，汉语普通话与地方方言之间的译制，以及国产影片译制成外国语言的加工。在我国，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以及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译制中心以译制电影为主，其发行的作品称为电影译制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国内电视事业兴起，出现了电视译制，由电视台译制的节目称为电视译制片，其内容包括电影、国际新闻、电视连续剧、纪录片等。从译制模式看，译制片既有目的语配音加目的语字幕形式，也有原声影片加目的语字幕形式。前者称作配音译制片，后者称作字幕译制片。

从影视剧制作的角度讲，译制片的制作活动称作影视译制。从翻译学角度讲，影视译制的核心环节——符号转换称作影视翻译。麻争旗教授指出：“影视译制是指对影视作品进行的语言转换，影视译制就是把影视作品中的语言从一种符号体系转换成另一种符号体系。这里的语言是指人物讲的语言，而不是声画语言”[2]2，但笔者认为影视译制也应包括声画语言，或曰影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麻教授的定义是出于翻译学视角，而影视译制还应该包括选片、导演、配音、录音、后期制作等程序。我国学界常用“影视翻译”来指称这一领域，对应西方的“Audiovisual Translation”（AVT）。但是，AVT（视听翻译）研究范围更大，涵盖了为任一媒体的制作或后期制作而进行的所有翻译形式（或符号转换），以及有关媒体接触的新兴研究：为有听觉障碍者配译的字幕以及为有视力障碍者进行的声音描述。相比之下，我国的影视翻译研究尚不包括媒体口译、戏剧舞台字幕翻译以及为视听障碍人士所作的特殊语内与语际翻译[3]。

2.外国影片译介模式

电影诞生于1895年的法国，次年法国人在上海徐园游艺会上放映“西洋影戏”，电影传入中国。早期的电影都是默片，仅有外文字幕。旧中国时期，外国电影在中国的译制途径主要有五种：当场口译、中文节目说明书、中文字幕、译意风和配音片[4]。当场口译是指在上映外片时聘请传译洋片的解画员作现场翻译和解说，这种翻译仅译大概、较为随意。中文节目说明书一般置于影院检票口的票柜旁，供观众免费取阅，但上面只有电影的剧情梗概，不足以让观众完全看懂电影。1922年上海孔雀电影公司率先在外国影片中译配中文字幕[3]，之后这种做法得到普及。中文字幕简单易行，但观众既看画面又看字幕，容易顾此失彼，“译意风”于是应运而生。1939年享有“远东第一影院”盛名的上海大光明影院首次使用“译意风”放映美国影片《风流奇侠传》（The Return of the Cisco Kid），影院座椅背后安装一副听筒，观众多付一角钱即可使用，听筒里有声音讲解剧情对白，做翻译的基本为女士，被称为“译意风小姐”。译意风的不足在于配音都由译意风小姐一人承担，角色聲音差异小，观众听来颇感单调[5]，多角色配音译制由此诞生。国内首部中文配音电影是意大利影片《一舞难忘》，由意大利华侨王文涛在意大利译制，1948年在上海公映。而我国第一部国内生产的译制片是1949年5月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苏联电影《普通一兵》，开启新中国影视译制的辉煌篇章。从1949年至1965年17年间，我国电影译制片达到775部[2]。1958年我国首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开播，国内电视事业兴起，电视译制登上历史舞台，配音译制仍是主流。上世纪80年代中期，盘带（包括录像带、VCD、DVD光盘等）大举来袭，外国影片的盘带传播渐趋流行，与电影译制、电视译制并驾齐驱。盘带影片多为盗版，为确保销量，盗版商对其翻译帮助买者克服语言障碍。配音翻译成本高、耗时长，于是字幕翻译成为首选，沉寂半个世纪的字幕翻译重归人们生活[5]。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开始普及。快捷高效，能保证影片原汁原味的网络字幕组翻译备受青睐，但这种“草根式”翻译“在翻译的正规军看来是娱乐性的，没有思想深度的”[6]。且字幕组多是高流动性的网民自发无报酬翻译，质量无法保证，并且多涉盗版侵权。

字幕译制与配音译制是译介外国影片的两大主要途径。配音译制片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了辉煌，许多配音演员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许多译制台词成为社会流行语，许多译制片成为难以忘却的记忆。然而，如今人们高呼看外国影片还是原汁原味好，认为配音翻译多此一举，浪费人力与物力。这不禁令人深思：配音译制片真的过时了吗？字幕片才是影视译介的最佳途径吗？

二、配音译制片渐行渐远之原因

字幕片得到人们的青睐，推崇呼声不绝于耳。而让“外国人嘴里说中国话”的配音译制片为何渐遭冷落呢？

首先，国民语言水平的提高与学习外语热情的高涨。配音译制片诞生的年代，国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文盲更是不在少数。因此字幕译制不利于外国影片的推广，汉语配音片能为更大的观众群接受。但是，随着国民汉语水平的提高，字幕片能为大多数人看懂。改革开放后，外语教育得到普及，不少人还能看懂原版外国影片。看原版加汉语字幕的译制片也成为许多人学习外语的一种方式，配音翻译似乎是多此一举。

其次，配音译制片质量下降，难出经典。我国译制单位从1949年到2003年都是在计划经济的生产模式下。2004年中国电影集团成立译制中心，译制组织形式上，制片人制取代了导演制，聘任制取代了职工制。其优势是节省了成本，能够把资金直接投入艺术创作和技术制作，聘请的导演、翻译、配音演员也具有多样性。但市场体制下的影视译制具有弊端，为提高知名度，明星客串配音越来越多，且报酬丰厚，而翻译、录音、后期制作等人员的报酬相对较少。这导致译制人员失去工作积极性，影响了译制片的创作水平。客串的明星大多未接受专业配音训练，往往简单了解剧情后即配音。影片为快速上映，译制周期又大幅缩减，艺术品的创作沦为快餐式的消费。

第三，国内影视业的发展与国产影片的增多。我国影视业起步较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国产影片数量偏少，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译制片正可填补这一空白，满足人们的影视观赏需求，成为人们开眼看世界的窗口。然而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些年，我国影视业迅猛发展，国产影片种类繁多，经典作品频出。译制片于是成为人们的选择之一，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人们对之关注度都有所下降。

第四，人们社会娱乐方式多元化。过去人们的娱乐生活比较单一，看电影、电视剧，以及收听广播中的电影录音剪辑是主要的消遣方式。而如今社会媒介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综合文化市场崛起。从舞会、台球、电子游戏机到通俗歌星演唱会、卡拉OK、街头报摊及广播音乐会，从电视节目、录像放映到家庭录像机，到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接收系统，无一不向人们招着迷人的手，而旅游、聚会和打麻将也成了无數人的消遣活动[7]。译制片遭受冲击，对人们娱乐生活的垄断被打破。人们鉴赏品味的提高，也使得配音演员固定一拨人的译制片不能达到大众的审美期待。

第五，盗版盘带翻译与网络字幕组翻译抢占市场。配音片一般制作周期较长，从引进、翻译、配音，需要一系列严格的流程，等能成片发行，原版片已上映很久。配音片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与盗版的盘带译制片、网络字幕组译制片以及其它字幕片抢夺市场。追求时效的观众势必会选择字幕片，而缺乏耐心等待慢工出细活的配音片。

第六，影视剧表现手段改变，语言重要性相对减弱。我国过去引进的外国影片多为故事片，剧情、人物对白、旁白等语言信息在影片艺术鉴赏中至关重要。而如今，随着大片的流行，华丽的画面、动感的镜头、以及冲击力强烈的视效，逐渐取代语言成为观众的关注点。语言文字功能在萎缩，图画音效功能在增强。影片中语言的重要性下降，导致以语言符号转换为核心的影视译制重要性减弱，译制片以何种形式与观众见面自然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最后，配音译制无法做到原汁原味。原版片经过配音译制，艺术成分会或多或少有所损失，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原汁原味。这是由翻译的本质决定的，因为两种语言和文化存在巨大差异，给“一对一”译配造成诸多困难[8]。原版片的演员语言与译制片的配音语言不能完全等值，配音片的“不忠实”性质，使许多人转而选择字幕片。影视译介一直受国家主导，过去人们无法接触原版片，而现在接触渠道增多，也促使人们去选择原版片。

三、配音译制片不可或缺之缘由

配音译制片虽不再享有昔日的辉煌，却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配音译制是否仍有必要？我们还应该投入人力、物力进行配音译制吗？前文述及，字幕翻译早于配音翻译出现，正是由于字幕片迫使观众既看画面又看字幕，容易顾此失彼，才催生“译意风”，进而诞生配音译制。所以优化观影体验，实现音声画文的统一和同步欣赏是配音译制的一大优势。此外，还有如下缘由使我们不能放弃配音译制：

首先，保护民族语言，减少外国影片对民族语言文化的冲击。原中央电视台国际部主任张子扬提出“文化版图”思想，即世界各国的影视剧在国际市场上的流动以占有市场份额为尺度，可以描绘出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版图。由此引发文化霸权、文化侵略以及保护民族文化、抵制文化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在外国影片的渗透与攻势下，我们不应来者不拒，任其肆意侵占汉语文化版图。应以汉语文化版图的固守与拓展为己任，在引进、学习外国优秀文化的同时，努力弘扬中华文化[2]37。外国影片应该是有保护、有过滤、有选择地引进，配音译制既提供了一道坚固的屏障，抵制外国语言文化的渗透与冲击，又能有效激活汉语语言活力，增强其持久生命力。

其次，保护国家文化安全，抵制消极、腐朽与极端思想。许多外国影片含有与中国价值观念相违背的元素，含有消极、极端思想，色情和暴力的细节，有的影片不利于中国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损中国国家形象。因此，引进外国影片不应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要有选择，把民族利益、国家立场与国家文化安全放在第一位，经过规范高质量的译制介绍到国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指定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进出口公司为唯一电影进口单位，各电视台也设有专门的外国电视节目引进部门。而网络字幕组的盗版影片传播，以及盗版光盘、盘带的传播既涉侵权，又不加筛选肆意引进，其中翻译语还有不规范甚至低劣粗俗的地方，这些引入模式应坚决抵制。外国影片译介要纳入国家统一管理，保障国家文化安全，抵制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侵略与和平演变的图谋。配音译制能够发挥汉语语言与中华文化的优势，在创造屏幕魅力的同时，有效转化西方文化为我所用。那种认为配音译制已经过时的观点是缺乏文化自觉，缺乏国家文化安全意识的狭隘思想[9]。

第三，增强传播效果，扩大受众范围。影视剧是大众传播媒介信息产品，引进外国影片是为让国内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与欣赏。虽然英语教育已经普及，但是能直接看原版片的仍属少数。况且我国引进的影视剧不只来自英语国家，还有日语、韩语、法语等小语种，懂这些语言的人更是少数。国内还有很多会讲汉语但不识汉字的人，还有不少年老人士，阅读速度远低于影片播放速度，也还有不少视弱、眼盲，但听力无碍的人。因此，从扩大受众范围看，配音译制片比字幕片更具优势。此外，在二三线城市，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人们的语言水平普遍低于一线城市，所以配音片在这些地区仍有较大需求。

第四，配音翻译能够弥补字幕翻译的局限性。字幕翻译与配音翻译各有优缺点，两者共同运用能够发挥各自优势。在字幕片存在局限性的地方，配音片能彰显其优越性。如在外国影片语速较快的片段，较短时间含有海量信息，如用字幕翻译，对观众的阅读速度要求过高，有时甚至不能达到有效阅读，若采取配音翻译就能避免这种问题。再如公交车内、高铁上或是地铁内，小屏幕电视机如果播放字幕片，乘客很可能不方便看或是看不到字幕，这种情况下配音片具有更好的传播效果。

第五，丰富汉语语言，增强译制台词社会影响力。影视翻译能够利用外国影片的语言资源，经由剧本翻译，引进新的表达方式，丰富汉语语料库，也能创造出新鲜的经典台词。字幕片将影视翻译只视为解决语言障碍的工具，而配音片则可最大限度地发挥汉语语言魅力，包括翻译的语言转换和配音演员的语言表演。字幕片台词的社会影响力远远小于配音片，配音片台词更能深入人心，丰富社会流行语，激活汉语活力以及增强汉语生命力。

第六，对于儿童影片，配音译制仍是最佳选择。外国儿童影视作品译介是我国影视译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丰富国内儿童的文化娱乐生活，开阔其视野和促进其知识学习与心灵启迪。由于儿童心智尚在成长期，文化知识相对贫乏，识字能力较低，所以配音译制是最佳引进方式。通过译制过程，对儿童产生不利影响的影片和含有错误价值观的影片都要予以抵制，只译介优秀的外国影片。

第七，配音翻译是民族语译制与对外译制的最佳选择。译制片是个宽泛的概念，从译制方向看，它既包括外国影片的译入，也包括国产影片的译出，还包括汉语影片译制成少数民族语言，或地方方言影片与汉语普通话互译。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将汉语影片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有助于更好地宣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加强民族间的团结。由于许多少数民族人民汉语水平不高，如长期受达赖分离集团蒙蔽的生活在海外的藏民根本不懂汉语，所以采取少数民族语言的配音译制更具传播的有效性。另外，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国产影片对外传播中，聘请当地演员的配音译制是最佳途径。有助于扩大受众范围，实现中国影片的“本地化”，更好进入目标市场。

四、加强影视翻译研究之思考

影视译制中的配音片不会被字幕片取代，两者应该同步迈进、互补发展。影视翻译研究要涵盖两者，不可偏废。加强影视翻译研究应注意下述几点：

首先，影视译制的关键是翻译。在包括引进机构、制片人、翻译、配音演员、录音、发行机构等的影视译制链条中，关键环节是翻译。因为影视译制的本质是语言转换以及语言符号与影像符号的跨文化阐释与转换，翻译是内容，配音和字幕是与观众见面的两种形式，内容决定形式[10]。剧本翻译是影视译制的决定性因素，翻译做的好，配音演员才能配的好，译制片才可能成为经典艺术品。

其次，欧洲影视翻译研究起步较早，而在我国，文学翻译研究长期占据主导，影视翻译研究处于边缘地位。早在世纪之初，钱绍昌教授即呼吁：“译制片受众（观众）的数量远远超过翻译文学作品受众（读者）的数量，但与之相反，翻译界对影视翻译的重视却远不如文学翻译”[11]。经过十几年发展，这一状况得到改善。2012年12月，首届全国影视翻译研究论坛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对该领域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传媒大学分别于2011年和2014年创办英语语言文学翻译理论与影视译制专业和翻译专业硕士（MTI）影视翻译专业，并分别于次年招生。影视译制业、影视翻译研究与影视翻译教学在齐头共进，互补发展，但在译制片艺术水平提升、影视翻译理论体系建构以及影视翻译博士人才培养等方面仍任重道远。

第三，我国影视翻译研究对象单一，限于电影翻译、电视剧翻译与电视专题类节目翻译等。然而西方相应的视听翻译研究涵盖面广，既包括影视剧，还包括媒体口译，戏剧舞台字幕翻译，DVD，互联网视频，以及手机为载体的视听产品。并且还包括为失聪和有听力障碍的观众提供的语内字幕翻译，以及为失明和视障人士进行的声音描述[12]。我国影视翻译研究应该扩大研究范围，丰富研究内容。另外，从翻译方向看，汉语与少数民族语之间的影视翻译，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影视翻译，国产影片的对外译制都可纳入研究范畴。从研究视角看，国内研究集中于片名翻译和翻译技巧等，而西方的研究视角包括话语分析、语用学、认知心理学、二语习得、行动者网络理论、语音识别、语料库语言学等可资国内学界借鉴。此外，国内学界存在偏见，认为影视剧是流行艺术，不登大雅之堂，影视翻译缺乏学术价值，甚至否定影视翻译是一种翻译活动[13]，这些偏见阻碍了国内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

最后，影视译制也包括对外译制。中国文化“走出去”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由我国政府与相关专家为主导，与国外汉学家、出版社、影视传媒公司等合作是当下最佳的译制途径。“广播影视作为当今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大众媒体，在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14]，与文学作品相比，影视剧音声画文兼备，对受众更具吸引力。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坦桑尼亚时提到：“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热播，让坦桑尼亚观众了解了中国百姓家庭生活的酸甜苦辣”[14]。2014年习主席访问阿根廷期间，更是将包含电视剧《北京青年》《老有所依》和电影《失恋33天》的DVD作为国礼赠予阿根廷总统的儿子马克西姆？基石内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5年发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遴选优秀影视作品进行译制资助有关事宜的通知》，提出要遴选优秀电视剧、电影、动画片和纪录片进行译制资助，推动中国影视剧“走出去”。影视剧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能够充当龙头，影视翻译实践在开展，理论体系建构也需逐步跟进。

五、结语

本文从界定相关概念入手，历时介绍了外国影片在我国的译介模式，指出配音译制片和字幕片是如今的两大译制途径。针对配音译制是否已过时或多此一举的疑问，文章首先分析了该疑问产生的原因，进而探析了配音译制不可或缺的缘由。文章指出，配音译制片只是失去了昔日的垄断地位，在满足人们的多元需求、在汉语影片的民族语译制以及在中国影片的国际传播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配音译制片应与字幕片齐头共进、互补发展，发挥各自优势。在影视译制实践开展的同时，亟需加强影视翻译研究。影视翻译研究虽已从边缘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点，但仍任重道远。国内研究可以借鉴西方经验，拓展研究领域，丰富研究内容，更新研究视角，充实研究方法。影视翻译研究有助于民族文化共享，促进民族团结，能够有效推动国产影视剧的“走出去”，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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