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习俗如何建构信任网络
时间：2020-11-23 07:51:4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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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青海省互助县东河乡尕寺加村五组这一农牧交错区域跨族群村落的参与式田野观察和体验，发现在类似的村落中，实现跨族群村落内聚的“通用介质”主要是“情”，而不是所谓的一般意义上的“理”与“法”。“胡风汉韵”的酒文化之“划拳词令”在这里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留和传承，而正是经由“饮酒即信任”这一民间习俗规范所体现出来的“信号传递—合作模型”的日常实践，才使多个在历史文化信仰上具有异质性的族群和平栖居于同一个村落共同体之中。在这里，能够亲眼目睹到 “夏夷并用”和“求同存异”等华夏早期文明的活性因子，能够切身地体会西北民族地区特有的一种政治文化景观——“族群间性”。显而易见，在中国农牧交错带的跨族群内聚之历史和现实经验中，蕴藏着拉铁摩尔所说的中国“贮存地”核心特征或密码。
关键词：农牧交错带；跨族群内聚；“饮酒即信任”；“信号传递—合作模型”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1X（2016）03-0066-11
“失礼则求诸野”
——《宋朝事实类苑卷第六十二》
一、我从来不信任一个不喝酒的人
“我从来不信任一个不喝酒的人”。这是扮演过1939年《驿站马车》电影主角的美国“公爵”约翰·韦恩的著名言论。约翰·韦恩在西部片和战争片中以“硬汉”形象而出名，他是那个时代美国人的典范，一个孤僻、诚实、实干的人。①①参见Matthew Simpson ，Norman Xin：《美国人心目中的偶像》（下），《新东方英语（大学版） 》2009年第6期。无独有偶，早期的孔子也指出“木、讷、刚、毅近于仁”，欣赏“讷于言而敏于行”者。对此展开的讨论，可参见王勇：《“部落道德”的移情想象——我读〈论语〉》，未刊稿。
其实，将喝酒与人品联系起来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这是一尊距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的彩陶双连壶（见图1）。这件造型别致的艺术作品是1972年在河南省郑州市北郊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房基内出土的。作品高21厘米，口径20厘米，泥质彩陶，两壶并列，敞口、束领、橄榄形腹、平底，腹部相连处有一椭圆形口相通，表示双方互相信任大胆喝酒，正可谓“生死之交一壶酒”[1]。据说当时是部落之间结盟时，部落首领共举对饮时专用的酒具，具有祈愿和平共处、永结同心之意。虽然今天的人们已不用这样的酒具喝酒了，但是，同样的风俗在今天却仍然鲜活地延续着——这就是喝“交杯酒”（见图1、图2）。
图1图2通过饮酒来考察人品、评估“交情”，进而选择值得信赖的交往对象，其实已成为人们的潜意识，这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中，都有深厚的传统。在中国民间，常有“酒品如人品”的说法。为什么饮酒如此重要？饮酒及其习俗在建立和维系人际信任中，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对于这个问题，似乎至今还没有一个有深度的学理上的解释。
从大历史视角来看，“喝酒即信任”关联性强度的增加可能是随着社会流动，即从血缘社会向地缘社会转型时出现的。因为，陌生化程度较高或流动性程度较高的社会，人们之间在进行初始的合作性交往或“结盟”时，通常需要支付更高的“信任成本”。“生死之交一壶酒”之彩陶双连壶之所以出土于中原，乃是因为5000多年前的中原大地是从众多的“牧耕部落”走向“部落联盟”的时代，也就是血缘社会开始向地缘社会缓慢转型的时代。那时，部落之间，尤其是部落首领之间需要某种特别的介质来增加彼此之间的心理“粘合度”，于是，（昂贵的）饮酒作为一种表达忠诚与信任的“信号”便应运而生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酒的典故正是“尧舜千钟”，那时，仰韶文化遗址所在地的大河村粮食充足，酿酒技术已取得突破，酒的批量生产和供应成为可能，从而使酒成了时尚饮品——人们首次喝到了“粮食的精华”（西方人谓之“液体面包”）。对于饥饿尚有鲜活记忆的初民社会的人们来讲，用“粮食的精华”来招待朋友，是何等的奢华，是何等高昂的信号成本！
为什么作为酒文化原产地的中原，在今天好像“让位”于西部或西北民族地区了？盖因于后来的“农业帝国”①①赵鼎新对大中国草原政体与农业政体即“游牧部落”与“农业帝国”之关系有最新的研究，相关研究已收入赵鼎新的新著《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的形成及其对民间酒文化的或多或少的排斥。比如，西汉帝国就规定了“群饮罪”——对聚众饮酒者要以罪论处。当然，此前的周初基于商灭亡的教训，就要求官吏勤于政务，不要饮酒，对聚众饮酒者也是以罪论处。所以，典型的、成熟的农耕政权是不能容忍具有游牧民习俗（“胡风”）的豪饮或群饮之风的。这可能与政权建立之初，官方对不可控的民间“信任网络”的兴起的担忧有关。②②关于“信任网络”界定及其与政府统治之间关系的开创性研究，可参见查尔斯·蒂利《信任与统治》一书。在本书中查尔斯·蒂利将信任网络界定为：“信任网络由网状的人际关系所构成，由强大的关系纽带所凝聚，信任网络成员将弥足珍贵的、利害攸关的资源和长期的事业，置于其他成员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信任网络之迥异于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就在于它构成了对失信的常规化控制、构成了对失误和失败的常规化预防。”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信任与统治》，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中央集权的“农业帝国”，从本质上是不允许帝国疆域内有不可控的各种“信任网络”的存在的。在早期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喝酒与民间信任网络的兴起之间是有密切关联的。可以说，真正源起于中原的“饮酒即信任”文化，后来已被“挤出”中原，现在是主要存留于曾经的“四夷”之地了。当然，现在存留于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地区的官场或官商场之中的“饮酒即信任”文化，显然已不同于纯粹的西北民族地区的民间“饮酒即信任”文化了，前者旨在“寻租或垄断”，后者只是为了“结社或结群”（形成自发的、无中心的信任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