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尊尊之间的断崖
时间：2020-11-23 07:54:4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汉代制度对汉以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汉制的研究，以往学者多注目于法律的儒家化，而忽视了西汉儒者以礼更法的努力。今古文礼学的实质性区别不在经书本身，也不是儒生争名夺利，而是以何种天子礼奠定国家之政体。其要即在于天子是否超绝于万民之上。由韦玄成与刘歆庙议可见，西汉今文儒生仅受士礼熏陶，习于推士礼以致于天子。但是在今文儒生真正构建经国大典时，只能局促于亲亲之爱，无法跨过亲亲与尊尊之间的断崖，义而能断，构建足以为经国大典之天子礼。于是古文经学乘隙而起，由攻驳今文经学之天子礼入手，提出并逐步完善自身的天子礼。这实质上是向秦制靠拢的过程，背弃了汉儒过秦的初衷。儒学究竟应如何构建经国大典，甚至儒学是否有能力建构经国大典，成为千年梦魇。
关键词：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士礼；天子礼；庙制
熊十力有言：“汉以后二千余年之局，实自汉人开之。凡论社会、政治，与文化及学术者，皆不可不着重汉代也。”①汉代儒学始于陆贾、贾谊等人的过秦，然而不幸的是，其时国家制度上恰恰是汉承秦制，所以汉儒名为过秦，其实质却是过汉②，于是复古更化便一直是汉儒不懈的追求。问题在于，儒者是否真正奠定了儒学之国家制度？
陈寅恪有云：“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③而于儒学与社会制度方面，学者关注的多为法律的儒家化。
瞿同祖曰：“在先秦时代，儒法二家在政治上争短长，优劣成败尚未判明，儒家高唱礼治，法家高唱法治，针锋相对各不相让，为学理竞争的时期。等到法家得势，法律经他们制订后，儒家便转而企图将法律儒家化，为实际争取的时期。”瞿氏续论“法律之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曰：“汉律虽为法家系统，为儒家所不喜，但自汉武标榜儒术以后，法家逐渐失势，而儒家抬头，此辈于是重整旗鼓，想将儒家的精华成为国家制度，使儒家主张藉政治、法律的力量永垂不朽。汉律虽已颁布，不能一旦改弦更张，但儒家确有许多机会可以左右当时的法律。事虽不可详考，但在今日仍有若干痕迹可资搜索。”
作者简介：李若晖，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阶段性成果，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课题“华夏三千年之格局与变局”阶段性成果，本文写作得到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丧祭与文明研究中心资助，特致谢忱。
①熊十力：《读经示要》，萧萐父主编：《熊十力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66页。
②近年单纯《过秦与正韩：论儒家对秦制及法家思想的批评》一文从中国历史的高度，提出儒家对中国历史集权专制的批判“在制度层面直接指向秦帝国，是所谓‘过秦’，即秦帝国作为一种制度上的过失；在思想层面却指向秦帝国的思想基础——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是所谓‘正韩’，即纠正法家的思想谬误。”《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③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陈寅恪集·诗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2页。其下即举有四事。今以其所举第一事贾谊为例。瞿引《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帝廿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原误有）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瞿氏论曰：“贾谊以学事李斯（见本传），注意律令，恐有用心。其所改律令为何，虽不得而知，然必发自儒家立场，则无可疑。”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62364页。按：瞿氏以“贾谊以学事李斯”，故“注意律令”，此大误。李斯死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司马迁：《史记》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修订版，第3091页。，贾谊生于汉高帝七年（前200）参见汪中：《述学·贾谊年表》，汪中著，田汉云点校：《新编汪中集》，扬州：广陵书社，2005年，第426页。，焉得学事之？检《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司马迁：《史记》第8册，第3004页。则当是临文误记而未覆核原书，故致张冠李戴。瞿氏进而曰“其所改律令为何，虽不得而知”，一似贾生曾改定律令，则尤误。观瞿氏所引《贾生列传》语，“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贾生所以为当为者，“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则贾生所奋笔而为之者，二者实一一对应：“色尚黄，数用五”正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之具体内容，《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文帝时，“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后三岁，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司马迁：《史记》第4册，第1653页。。《贾生列传》所言正与之相符。“为官名”无疑即“定官名”。若然，则“兴礼乐”所对应者，必为“悉更秦之法”。《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至文帝时，贾谊以为‘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乃草具其仪，天子说焉。而大臣绛、灌之属尽害之，故其议遂寝。”班固：《汉书》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30页。持此以较《贾生列传》，“乃草具其仪”，即“乃悉草具其事仪法”；“定制度，兴礼乐”，即“法制度，兴礼乐”。《贾生列传》于瞿氏引文后，尚有“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司马迁：《史记》第8册，第3005页。等语，正对应于《礼乐志》之“大臣绛、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二处之“议”，必指草“仪”而非改“律”。因此，贾生所为，绝非瞿氏所言之“改律令”，而是悉草具汉礼，欲以“悉更秦之法”。即草拟一部全面的汉代礼仪制度，试图完全更改取代秦法。瞿氏虽然汲汲于儒家对于法律的改造，却恰恰完全掩盖了汉儒最初对于秦汉律令的基本态度及其作为，即彻底废除秦法，制定一部全面的汉礼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