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杂论
时间：2020-11-23 07:55:0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怎样评价“十七年文学”，自可见仁见智。蔡翔先生的《革命》一书，问题不在于对“十七年文学”的肯定，而在于在肯定的过程中语无伦次，在于常识性错误频频出现。如果一些基本的观点、判断是建立在对政治史和文学史的无知和谬见上，那这些观点和判断就是不能成立的。《革命》一书，通过“绕”的方式，把伪问题“绕”成真问题，把小问题“绕”成大问题，把旧问题“绕”成新问题。对时髦的外来理论的生吞活剥，在该书中也有明显表现。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关键词：“十七年文学”；“社会主义文学”；“革命中国”
去年春季的一天，在饭桌上，一位在我们这里进行“博士后研究”的年轻朋友对我说：“蔡翔出了一本书，歌颂‘十七年文学’，很受学生追捧，你一定要看一看，发表一点看法厂我听出来了，她对这书持否定态度。但我当时未置可否。几天后，我的信箱里，有了蔡翔先生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下面简称《革命》，抄录该书中原话时，只注明页码)。我明白，这位年轻朋友怕我不肯去买，买来送我了。这本书，2010年8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不辜负这位年轻人的好意，去年夏天，我用好几个整天，一字一句地读了这本《革命》，边读，边做些批注。读完之后，的确有许多话想说。但一直找不到空闲来说这想说的话。现在，年刚过完，而新学期尚未开始，趁这空档，把想说的话挑一些说一说，就教于蔡翔先生，也就教于这本书的追捧者。
我把所谓“做学问”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能把话写通的人，另一类是话常常不通的人。这种区分的标准，是纯技术性的，与政治观念、政治派别、政治立场，一丁点关系都没有。把话写通不容易。所谓能把话写通，当然不意味着绝对不写不通的话，而是说，在他的笔下，很难找到明显文理不通之语。至于话常常不通的教授、学者，那可是大有人在，有的还俨然权威。蔡翔先生过去的著述我没有十分留意，至于这本专著《革命》，首先在论述语言上就让我大为失望。文理不通的现象相当严重；整段整段的论述语无伦次，也并不少见。文理不通、语无伦次，是我对这本《革命》的第一个看法。下面我会举例说明。
我对这本《革命》的另一种感觉，是常识性错误很多。写东西时犯点知识性错误，不一定就值得一提。是否值得一提，要看是什么人犯什么错误。如果这种知识，并不是你研究领域的常识，即便错了，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如果是你所研究的那小小领域里的常识，你错了，那別人就有义务向你指出来。蔡翔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授、博导。所谓“中国现当代文学”这小小的领域，是蔡翔先生赖以为生的地方。这个领域的常识如果有错，那就是值得一提的。
这本《革命》的研究方法、论述策略，可用一个宇来概括，就是：“绕”。三绕四绕，把一个伪问题绕成真问题；五绕六绕，把一个小问题绕成大问题；七绕八绕，把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绕成一个全新的问题，仿佛是自己第一次提出似的。在绕来绕去中，显得高深莫测。这种方法、策略，首创者和集大成者，都不是蔡翔先生。蔡翔先生只是为数不少的仿效者之一，仿效得颇有几分成功。
也许有人会说，这本《革命》中的理论、观点，才是你真正要面对的。这问题，要多说几句。我以为，一篇文章，一本书，如果文理常常不通，甚至常常是整段整段地语无伦次，那是不必认真对待它的理论、观点的，它不具备要求别人这样做的权利，正如我这样的五音不全者，没有要求他人将我视为歌唱比赛之对手的权利。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层意思。另一层意思是，在理论、观点上，我与蔡翔先生并不具有“平等”地说话的权利。“平等”，这是蔡翔先生最神往的人际状态。“平等”，也是这本《革命》的关键词之一。然而，今天，在关于“平等”这一话题进行对话、争议时，意见双方是并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利的。在这本《革命》的“结束语”中，蔡翔先生说，近十年来，有“新左翼和自由主义的大辩论”(第365页)，这是并不符合实际的。小小的辩论的确有，但“大辩论”则没有。一方可以尽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另一方则只能小心翼翼地、有选择地表达一点自己的看法，这样的辩论离“大”还差得远。我注意到，蔡翔先生这本《革命》，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要争取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殊非易事。而蔡翔先生以一个歌颂“十七年文学”的选题获得这种国家级的资助，又十分好理解。这样的选题，正是“国家”十分乐意资助的。相反，如果有人以一个清理、审视、批判“十七年文学”的选题去争取这种资助，那会有怎样的结果，是毋庸多言的。实际上，清理、审视、批判“十七年文学”的话语空间是很有限的。这几年，蔡翔先生，还有身份暖昧的李陀先生，都呼喚“让争论浮出水面”。这是一种以非学术的力量为后盾的思想搦战，是很不道义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完全不理会这本《革命》中的理论、观点。我会说一些看起来还能说的话。毕竟，与蔡翔先生进行理论争辩，并不需要有怎样的“本事”。
下面举例说明。
先说文理不通的问题。
前面说过，文理不通是一种常见现象，偶有个別句子的不通，也不值得惊讶。但如果是整段整段的论述语无伦次，而且在一本书中这种整段整段的语无伦次又是常常可见的，那就不能说不是一个问题了。这本《革命》中个別单句的不通，是大量存在的，我没有很在意这种不通，只是在若干处做了记号，下面聊举几例。
例如：“那么如何治理这样一种差序格局就必然提出治理模式的挑战”(第8页)。蔡翔先生是想说，要治理这样一种差序格局，就必须有与之相应的治理模式，但“提出治理模式的挑战”明显不通。这句话正确的表达是：“那么如何治理这样一种差序格局就必然向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
例如：“终其黑凤一生，也不会认识……中的绝大多数。”(第60页)这句话带点文言的意味，但蔡翔先生并不懂得“其”在这里的功能。正确的说法是，要么“黑凤终其一生”，要么“终黑凤一生”。“终其黑凤一生”，就等于把两个“黑凤”连用。这么简单的句子都出错，或许恰恰说明在写作时的思维混乱。
例如：“小说对政治的配合，已经是文学史研究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的惯常的批评模式。”(第89页)虽然是一个单句，但不通却不只一处，接近语无伦次了。蔡翔先生是想说，研究文学史的人，在阐释“这一时期的文学”时，都强调这时期的小说对政治的配合，这已经成为一种研究模式。这意思并不复杂，可却让蔡翔先生说得这么別扭。按照这句话的“逻辑”，“小说对政治的配合”成了“批评模式”，就真是主客都不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