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的部门溢出效应分析与结构调整模式选择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服务业发展既包含服务业产值的增长及其在整个国民产值中的比重提升，也内涵服务业内部各种产业形态的结构调整。由于服务业内部各产业存在大小不同、周期有别的部门溢出效应，且不同的发展模式下部门溢出效应更显差异，这为决策部门制定服务业发展及其结构调整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在供给引致型发展模式下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产业，如金融业、物流业，政府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优先发展。在需求追随型发展模式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产业，如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政府工作的着力点在于为其提供公平、公开、公正竞争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服务业 产业结构 溢出效应

问题的提出

服务业发展既包含服务业产值的增长及其在整个国民产值中的比重提升，也内涵服务业内部各种产业形态的结构调整。因此，考察服务业内部各个产业部门对其它产业的动态冲击效应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学术研究文献中，这主要是借助两部门外溢效应模型来开展的。Feder（1982）提出了一个两部门模型来分析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溢出效应，考察出口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后许多研究者将其思想用于其他方面的研究，Eric C. Wang.（2000）运用两部门模型分析台湾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Kevin H. Zhang（2002）对两部门模型进行扩展，研究东亚8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Radha Balkaransingh（2003）将两部门模型作为基础，结合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方法研究包括亚洲和拉美的中等收入国家以及部分OECD 国家在内的19 个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此外，许和连、栾永玉（2005）将Feder（1982）模型扩展成三部门模型并应用于外贸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于飞（2009）借用Feder（1982）模型分析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升级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前述两部门模型的基本方法，将从事服务业的部门分为要分析的某一部门和除此之外的另一部门，构建附加预期的两部门动态模型，以重庆市为研究对象，探讨服务业内部各部门发展的外溢效应、发展模式选择和结构调整含义。

附加预期的动态两部门理论模型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休·T·帕特里克（1966）在“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一文中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需求追随”和“供给引致”两种模式。“需求追随”模式强调的是金融服务的需求方，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应，金融体系不断发展。换言之，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导致了金融机构、金融资产与负债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供给引致”模式强调的是金融服务的供给方，金融机构、金融资产与负债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需求。鉴于理论界对后一种方法的相对忽视，帕特里克认为应该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并且指出，在实践中，需求追随现象和供给引致现象往往交织在一起，但不可否认，在需求追随型金融和供给引致型金融之间存在着一个最优顺序问题，即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供给领先型金融居于主导地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需求追随型金融逐渐居于主导地位；不仅如此，最优顺序问题也可能在部门内和部门间存在。

这里借用帕特里克关于“需求追随”和“供给引致”两种模式的研究方法，并尝试扩展应用到对整个服务业各个部门的分析中。

（一）供给引致型模式

假设服务业（第三产业）总可分解为某一部门（M）和不含该部门的其他服务业部门（N），则可以建立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

（1）

（2）

（3）

（4）

（5）

（6）

其中Mt ，Nt，Yt分别指t时期待分析部门的产出、其他服务业部门产出和整个服务业（第三产业）总产出， 分别是指t时期部门M、N的劳动力投入和资本。部门M的发展存在着对部门N的外部性影响，因而部门N的产出不仅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函数，同时也是部门M所提供服务的产出函数，这一点集中表现在部门N的产出函数关系式（2）中。方程（4）表示一个调整系数为θ的适应性预期过程。

假设社会资源并没有达到最优配置，亦即部门M与部门N间的要素边际生产率存在差异，即：

（7）

其中，ML，NL，MK，NK分别是指部门M和部门N劳动力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式中δ反映部门M和部门N要素边际生产率差异。如果δ>0，则表示部门M要素边际生产率高于部门N；反之，δ<0，则表示部门M要素边际生产率低于部门N。

采用Bruno在1968年的研究中所使用的一个假设，即某一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与整体经济范围内的人均产出存在线性关系，即：

（8）

同时假设 ，依据Feder（1983）的模型推导，可得：

（9）

其中，dYt/Yt表示服务业产出增加率，dKt/Yt反映服务业资本存量变化即投资相对于产出的变动，dLt/LN表示第三产业增加的劳动力与部门N雇用劳动力的相对比例， ，衡量了部门M的外部效应。（dMt/Mt）·（Mt/Yt）可视为部门M的加权增长。

为更好地识别部门M的外部性，假设部门M通过不变弹性影响部门N的产出，即：

（10）

其中， 成立。弹性系数反映了部门M产出增加带来部门N产出的增加，是部门M发展外部性的一个衡量指标。把式（10）代入式（9）中，整理后可得：

（11）

式（11）反映服务业增长不但同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有关，还与其内部各部门的发展程度相关。其中部门可通过两个主要渠道影响经济增长：一是可投资资源生产力的提高或有效利用，即；二是金融部门M对部门N的外部性，即。

方程（4）的动态预期过程可表示为式（12）：

（12）

进一步，式（12）可迭代成式（13）：

（13）

由于，所以Mt的预期值M*t是Mt所有现在和过去值的加权平均。将式（13）代入式（11），同时我们知道，带有适应性预期的经济过程可转换成一个考伊克几何滞后形式，于是，服务业增长方程变成式（14）的形式：

（14）

方程（14）为供给引致型的基本模型。

（二）需求追随型模式

考虑需求追随的发展模式，假设部门M的发展水平受其它部门N的激励与促进。于是可将服务业及其两部门的生产函数表示如下：

（15）

（16）

（17）

（18）

假设部门M和部门N之间的边际生产率差异为γ ，部门N对部门M的外溢效应为不变弹性系数η，于是有如下方程：

（19）

则需求追随型发展模式的方程为：

（20）

考虑方程（19）的适应性预期过程，可将方程（20）进一步改写成如下动态模型：

（21）

重庆市服务业发展的部门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一）数据整理

以1978年价格指数为基础，计算整理得到第三产业及其各部门的产值。以各部门年末就业人员数作为各部门的劳动力投入，以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第三产业新增资本投入量。由于缺乏1978年不变价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在计算固定资产投资时以1997年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近似替代计算得到不变价资本投入增量。以上数据根据《重庆统计年鉴》各期整理得到。

（二）计量模型

同时考虑供给引致型和需求追随型两种模式，即对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J）、批发和零售业（S）、住宿和餐饮业（H）、金融业（F）、房地产业（E）、其他服务业（O）等行业分别以方程（14）和（21）为基础建立联立方程，考察这些行业对其他行业的外溢效应。

（三）实证结果

对上述6个行业两种发展模式组成的联立方程施加参数截面约束：αθ=ρλ和θ=λ，并应用似不相关回归估计（Seemingly Uealated Regression Estimation，SURE）方法开展实证分析。其结果分别汇总在表1和表2中。

表1、表2的结果显示，可决系数和杜宾-瓦特森值总体上较为显著，因此计量分析结果可以用作经济分析。表1、表2的结果同时显示，无论就供给引致型发展模式还是需求追随型发展模式而言，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其他服务业等各个产业部门中资本和劳动投入的系数均不甚显著，这表明产业发展的动力并不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增长。同时，各个产业的产值增长及其相对结构调整的相关系数更为显著一些。在供给引致型发展模型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住宿和餐饮和其他服务业的产值增长与第三产业的比重具有显著的回归系数；在需求追随型发展模式中，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和金融业的产值增长与第三产业的比重具有显著的回归系数。以上经验证据的政策含义是，推动服务业结构改善是整体提升服务业发展质量的关键。

重庆市服务业发展及其部门溢出效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似不相关回归估计结果显示，除住宿和餐饮业外，其他服务业发展的预期调整系数具有经济分析意义。动态预期调整过程如图1所示。当期预期调整系数总体都较高，从高到低分别为房地产业（0.9824）、批发和零售业（0.9716）、金融业（0.7689）、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0.7689）、其他服务业（0.6401）。由此看来，服务业内各产业的预期调整系数较大。表明微观经济主体假如采用适应性预期过程来修正预期各种服务业发展的偏差，则其修正比例较大，说明微观经济主体对经济环境变化的反应较为敏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只有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和其他服务业这两个部门的预期调整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他部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微观经济主体对环境变化的反应敏感性可能还有赖于信息透明、信息传递速度建设，还需要加强微观经济主体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各种基础条件建设。

根据图1所示的动态预期调整过程，对于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而言，微观经济主体在形成预期产出时，当期权重为76.89%，滞后一期的权重为17.78 %，滞后两期的权重为4.11%，权重总和为98.77%，说明微观经济主体基本上以近两年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发展的加权平均值形成预期，通过预期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发展的变化影响第三产业增长，预期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发展对服务业整体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当期的影响最大，随后呈现几何衰减，两年后的影响微乎其微。

由于“其他服务业”在内涵上包括了除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批发和零售、金融业、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外的各类服务业，可能由于内部结构的相互冲击，微观经济主体在形成预期产出时，当期权重64.01%，滞后一期的权重为23.04%，滞后两期的权重为8.29%，滞后三期的权重为2.98%，滞后四期的权重为1.07，权重总和为99.40%。由此看来，“其他服务业”由于内涵较广，动态调整过程总体较慢，但微观经济主体基本上以近三年（权重达到了95.34%）其他服务业发展的加权平均值形成预期，通过预期其他服务业发展的变化影响第三产业增长，预期其他服务业发展对服务业整体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当期的影响最大，随后呈现几何衰减，三年后的影响微乎其微。

服务业部门溢出效应与结构调整模式选择

对于给定的估计参数，供给引致和需求追随型发展模式各期的边际外溢效应分别可以通过等式和 计算得到。其具体结果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在供给引致发展模式下对其他服务业发展具有正外部效应，其边际外部效应的均值分别为1.3598、0.8199、1.5216、0.3924。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在需求追随发展模式下对其他服务业发展具有正外部效应，其边际外部效应的均值分别为6.3077、7.3593、 4.9998、3.4906。

从各类服务业的外溢效应来看，应当坚持“供给引致型”发展模式的有：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而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其他服务业应当采用“需求追随型”发展模式。至于房地产业，尽管两种模式下均具有正外部效应，但很明显其在需求追随发展模式下的正外部效应更大一些，所以也应当实施“需求追随型”发展模式。图2、图3分别给出了供给引致型发展模式下金融、交通运输、房地产业的溢出效应和需求追随型发展模式下住宿餐饮、房地产、其他服务业的溢出效应。

从图2可以看出，供给引致型发展模式下，金融业具有较高的正外部效应，且这种效应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增大。这充分表明坚持“金融先行”、金融适度超前发展不失为重庆服务业发展的一条正确选择和科学发展路径。重庆应当在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和西部金融高地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加快发展。

图3表明，在需求追随型发展模式下，房地产业具有较高的正外部效应，且比图2显示的供给引致型发展模式下房地产的正外部效应平均高出4.5个百分点。这一经验证据表明，房地产业应当坚持需求追随的发展模式。房地产业不适宜过度投资，超前发展，应当按照经济发展进程和居民的有效需求加以平稳推进。为此，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建设公租房，不但对于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整个第三产业发展及其质量提升均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结论与对策

首先，服务业内部各产业存在大小不同、周期有别的部门溢出效应，且不同的发展模式下部门溢出效应更显差异，这为决策部门制定服务业发展及其结构调整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可采取供给引致型发展模式的产业，政府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优先发展，如金融业。前述实证结论表明，金融业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效应，对于推动产业发展和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重庆市要在加快建设西部地区金融服务高地、提升其对全球金融资产的集聚能力、强化金融产业的普惠性、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进一步走在西部前列。可采取需求追随型发展模式的产业，政府工作的着力点在于为其提供公平、公开、公正竞争的制度环境，如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

其次，在推进服务业发展过程中，要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基础，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建设为载体，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为主线，以集聚区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为动力，以布局集聚区重大生产性服务业项目为抓手，注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强化政府指导，突出行业重点。前述研究结论表明，金融、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溢出效应明显，对于推进产业发展及其结构升级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发展现代服务业要以生产性服务业为突破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制造业的知识和技术含量，克服资源要素制约。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在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显著。目前，无论是重庆还是全国，生产性服务业整体上还相对滞后。以生产性服务业为突破口既可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又可以提升第二产业的竞争力，还有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发展。这一点对各地产业结构调整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各地可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流通服务业，做大做强金融服务业，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提升扩大会展服务业。

再次，服务业内部中“其他服务业”所含服务业甚广，还包括信息传输、研发、创意等新兴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这些产业发展对于转方式、调结构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数据获取限制，本文没有进行细致的分析，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深化认识。

参考文献：

1.Feder G. On ex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 1982（12）

2.Wang E C. A dynamic two-sector model for analyzing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growth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 2000（9）

3.Zhang Kevin H. Do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in East Asia？[Z] Working Paper of 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 2002

4.Balkaransingh R.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esting for causality and finance’s contribution to FTP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 2003（60）

5.许和连，栾永玉.出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基于三部门模型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9）

6.于飞.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升级：一个两部门模型[D].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7.Patrick， H. T.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66（14）

作者简介：

马正兵（1974-），男，汉族，重庆市巫山县人，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现任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系副主任，金融经济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经济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