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时

清华-世知论坛的宗旨是在理论背景下讨论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加强理论背景，即更能以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对现实的认识、同时更能将认识的实践上升到理论，也是这个论坛的任务。这就是我们为《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版以及为世界知识出版社策划的“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共14本，见本期彩页所列书目）召开讨论会的原因。这次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会议更是开放式的，邀请了在京大学的学生们参加。会议热烈而紧凑。学者们发表了意见，同学们提出了问题，那种平等、真诚的交流，那种探究真理的执著，那种青春热血的涌动和思维的活跃，令人感动。

国际关系学在我国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但这是我们认知世界和参与建设世界的一门学科。让我们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编者

探究西方的本源

袁明

二十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中国向世界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开放。西方的思想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涌入，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又一次“西学东渐”。比起前几次“西学东渐”来，这次的规模和内容都扩大和丰富了许多。在众多“西学”中，关于国际关系的西方学说占了一块相当突出的位置。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得以在中国较大规模地传播，恐怕与美国的力量(亦可称其为“硬力量”和“软力量”的综合)和中美文化交流活跃这一现实有关。“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俨然就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说。“以美国为主”是这一次“西学东渐”的一大特色。

然而，美国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发源地。三百多年前，在欧洲出现了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框架时，美国尚未立国。北美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稍后一些，当欧洲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在构筑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说的一些基本理论时，美国还在忙于地理上的拓荒。当时美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并不比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多。

美国真正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重镇，其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从欧洲“引进”了一批重量级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实践者，再辅之以雄厚的资金支持，“国际关系学”便在美国得到了真正的大发展。当然，这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有直接关系。这便是20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又一次“西学东渐”时中国人面对的那种美国国际关系学派林立，文章汗牛充栋的蔚然大观。再到美苏“冷战”结束，美国成为惟一支配性的超级大国之后，其话语霸权在国际关系这一领域中就更加明显了。这一显然携带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力量的现象，随着“全球化”，还在持续显现。

精神历史和精神家园

不过，于那些需要对世界有尽可能透彻了解的当代中国人，尤其是致力于学习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来说，要紧的是了解一些本源的东西，如西方的文明史，扩张史，国际关系史，以及背后的基本观念和思想，或谓陈乐民先生多次提醒的，要注意西方“精神的历史”。这种“精神的历史”当包括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源性思考在内。这一本源性问题，实际上是西方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它们产生在欧洲，后来又被一代代美国学者们继承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翻译出版的这一套书，是在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的“精神的历史”。这些书是西方学界认可的真正的“经典之作”，被作为“经典教材”一版再版，不断成为西方国际政治课堂中的必读书目，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国际政治战略人士、外交家和学者。现在我们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各种表象，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战略考虑，其实都出于他们的“精神历史”的本源。西方的大学，包括美国大学的课堂，并不数典忘祖。他们讲授政治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亦多要从古希腊讲起。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曾下了一番大工夫，把修昔底德的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翻烂吃透了的。这是他们精神家园的最终皈依。我们要了解西方，不能不了解他们的精神家园。

深想一个百年命题

西方国际关系学说中的核心观念究竟是什么?世界知识出版社的这套书做了比较透彻的介绍。应该说，介绍西方国际政治学说的核心观念，或本源性思考，是这套书的一大特色。中国读者和青年学生可以通过阅读这套书了解西方的这一领域学说的核心部分，如果仅仅停留在阅读一些介绍性的著作上是达不到这一点的。当然，介绍性的著作亦必不可少。

实际上，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人很容易迷失。牛津大学国际关系讲座教授亚当·罗伯茨1991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我们都不应忘记以现代面目出现的思想体系常常不过是古老主题的变种”。为了加强他的观点，他还引用了法国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德·托克维尔的一段名言：

“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魄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罗伯茨教授指出，德·托克维尔的讽刺性评论特别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这样“特别适用”，但当我们读了这一套书后，倒是不妨去深想这个“百年命题”。

与此相关的，这套书的作者都是在西方被公认的“大家”或“大师级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多具欧洲背景。这与上面所提及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是承接的。他们代表着欧洲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并走上向全世界扩张道路的实践的理论思考。国际关系理论只能从实践中总结，而不能只在书斋中进行概念上的自我循环。这些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关注，是他们的著作能够站住脚的根本，即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际政治实践，而他们的贡献是将这些实践变成一种历史哲学。

复杂纷繁的世事一旦被透彻简洁的方式提高到哲学境界，它们便走出了粗俗和原始，便具有了知识美感。更何况作者们所提出的历史哲学命题对后人仍有意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古人用诗的语言所表达的，也许就是这个意境。△

介绍—模仿—研究……

阎学通

四个阶段

依据新型研究的出现，我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以下简称国关理论）研究在我国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介绍、模仿、研究问题和注重方法。

1980年～1987年我国国关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是介绍国外理论。陈乐民先生1981年发表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是第一篇此类文章。第一本书是陈汉文先生1985年的《在国际舞台上》，此书是《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二版）的简写本。198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绍文光先生译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二版）使这一时期介绍国外理论的工作达到顶峰。

1987年起我国学者开始模仿撰写国关理论的教材。第一本教材是张季良先生1987年的《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同年8月上海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性的国关理论讨论会，汪道涵同志参加，宦乡同志做主题发言。1991年北京大学召开的国关理论研讨会发出了建立中国国关理论的倡议。

1992年起我国学者开始出版专门问题的国关理论著作。黄硕风先生1992年出版的《大较量：国力、球力论》是首批此类著作之一。这本书的理论系统性和有机性较强，并且规范地使用了注释和索引。

自1999起我国学者开始重视国关理论的研究方法。虽然我国最早出版的此类书是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国际政治与军事问题若干数量化分析方法》，但这本书主要内容来自翻译。中国学者最早完成的研究成果是1999年陈启达先生的《多维的世界与多维的思维》。近两年又出版了《国际问题的定量分析》和《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等著作。

三种表现

我国国关理论研究进程是不断扩展领域，而不是递进或替代。介绍、模仿、研究问题和注重研究方法每一新型研究出现后都并行发展。例如，对国外理论的介绍、译著不断，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于1999年出版，秦亚青先生于2000年就将其译成中文出版了。

国关理论研究进程还表现为由国家研究机构主导向大专院校主导转变。由于我国国关理论研究的主要力量早期主要集中于国家的研究机构，因此早期的主要成果也多出自这些机构的研究人员。随着大专院校国关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人员不断增加，国家研究机构与大专院校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分工。前者主要从事政策研究，后者主要从事理论研究。虽然这个分工还不是很彻底，但大专院校的理论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已经明显超过了国家研究机构。

国关理论研究的进程还是一个从非主流走向主流的进程。改革开放之初，政策研究在国关研究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理论研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专业杂志发表的理论文章凤毛麟角，早期的理论译著也是始于非主流的出版社。现在我国有了以国关理论文章为主的杂志，如《世界经济与政治》，许多主流出版社出版了系列的国际关系理论译著、专著或教材。

两种认识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有着是否应建立中国自己国关理论的争论。这一争论反映出大家对理论的不同观念。首先是对理论的普适性和特殊性的认识不同。坚持科学理论应该具有普适性的学者就认为国关理论是没有国籍的，认为应该建立更有效的理论而不是建立中国的理论。认为社会科学是服务于利益需要的学者则认为，现有的国关理论是为西方服务的，因此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论。

其次是对理论的系统性和有机性认识不同。国际关系理论著作有三种，一种是专门问题的著作，如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卡普兰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吉尔平的《世界战争与变革》；另一种是教材性质的概论，如多尔蒂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拉西特的《世界政治》；还有个人或集体论文集式的著作。有人认为理论的系统性是指著作包括了主要问题，于是将概论和论文集都视为理论。于是根据已经有了按中国政策立场编写的理论教材和理论文集的事实，就认为已经有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有的人认为理论的系统性是指逻辑上的有机联系，认为概论和理论论文集不属于理论，因此认为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国关理论。

与美国相比，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发展的速度相对较慢。1948年～1970的22年里，我国在国关理论教材方面取得的进步较快，应该说不亚于美国。但是如果比较理论创新方面的成果，则有明显的差距。1948年美国从古典现实主义政治理论的《国家间政治》出发，在50年代创立了政治文化理论，60年代建立了行为主义理论，建立了三种理论体系。而我国在1980年～2002年的22年里还未能建起一个体系相对完整的理论。△

核心价值是什么？

王缉思

从国际关系转向世界政治

国际关系理论（我本人更愿意用“国际政治理论”的概念）的研究，是属于国际关系范畴，还是属于世界政治范畴，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美国将国际关系放在政治学的范畴里研究。欧洲有所不同。在中国大学里，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是分开的，这对学科发展不利。其实，国际关系里使用的概念是政治学的概念，如利益、价值观、权力、意识形态等等，但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没有建立在政治学研究基础之上。我觉得需要思考：在全球范围内，是国家的、地区的政治以及世界范围的政治变化决定国家间关系，还是反过来。当然绝对的因果关系很难说清，但我个人倾向于世界政治决定国家间的关系，也就是各国内部的、地区内部的政治发展决定了国家关系大致的类型。如苏联的政治、苏联国内的情况决定了苏联的垮台，而苏联的垮台又意味着冷战结束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国际关系的变化。如果我们只仅仅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就不可能关注苏联本身的问题和苏联是否会垮台，也不能预测和解释冷战后出现的一系列现象，如全球化现象、国际恐怖主义现象。如果不研究民族、宗教、恐怖主义，就无法解释今天的国际政治。所以国家关系取决于国内政治和世界政治，而不是反过来。

中国人倾向于通过研究国家间关系来试图构筑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处有一种价值取向，包括利益导向和问题导向。中美关系在美国人眼里取决于中国是否按美国的那一套价值观和利益去行事，而不是中美关系问题本身给美国带来什么。我们在研究中美关系等问题时，要把关系当成变量，而不是本源。本源或者自变量是两国的国内政治变化和各自的发展目标。我们研究的方向也应该从国际关系转向世界政治，这也是冷战后越来越明显的一个学科发展趋势。

几个弱项

如果我们将研究方向从国际关系转向世界政治的话，我们的研究还缺少什么？首先缺少的是比较政治学和政治学的一般理论。上面我讲到，我们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是分家的，所以政治学没有成为学科基础，于是我们的研究便缺少了一个方面——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意识形态和政治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第二个弱项是国别研究和地区研究很不发达，真正对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的国内政治进行研究的学者和研究成果相当少，更不用说对中东、非洲、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等的研究。也就是说研究世界政治的本源弱一些。相对而言，国家间关系的描述比较多，带有理论性的深度分析比国际关系本身的研究还要弱一些。最近几年，一些关于军控、恐怖主义、国际组织方面的研究开始涌现，但其理论性的研究仍弱一些。还有，从国际政治角度对中国本身的研究也弱。

几个弱项突出以后，建立一套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便显得很重要又很艰巨。

价值取向与核心价值观

既然是研究政治问题，价值取向就要鲜明。西方的价值取向就很鲜明。从文艺复兴以来，尽管西方的主流价值取向有不同表现，但它一直有自己的一套核心价值体系，而我们在不断的社会大变革中，这么一个体系远远没有形成。在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可以照搬西方的只能是一些表皮的东西，如果将整个价值体系都照搬过来，就会完全西化，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能接受的。现在我们的理论研究与西方理论研究在层次上有一种剥离的现象，就是说我们把它的方法论拿过来，却脱离了它的价值观的内核，如果不建立自己的内核，就很难成功。只有当我们自己的主流价值体系完善清晰之后，才谈得上建立起一种普适性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没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呢？看看美国历史，看看摩根索现实主义理论的价值观，它们推崇的是和平与权力，权力是为了保障和平和美国的安全，和平就是它核心的价值观。现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内容又涉及了发展、经济繁荣以及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所以，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和平与发展”，当然是美国主导下的“和平与发展”。

有意思的是，人类从诞生起就在寻求和平与发展，但直到现在，有的地方仍在打仗，有的地方仍不能发展。为什么？一个原因是，人类在这两个目标之外还有别的目标要追求，即公平、正义、平等。看看人类社会发展史就知道，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着相对的获得，有你的就没有我的，有我的就没有你的。有人认为某种和平不公正，经济发展只有利于少数人，就要造反。列宁和毛泽东领导的暴力革命，就是追求社会公正、人间平等。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有许多人不满意这种不公平、不平衡，他们在进行斗争，有的可能动用武力，但是美国又不容许他们动用武力，要维护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其实美国也在剥夺我们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权利。现在的发展，说实在话是国际垄断资本治下的发展，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问一下世界上的穷苦老百姓，他们对经济全球化的看法肯定与资本家的看法不一样。这其实就是价值观的问题。还有，决不能忽视宗教信仰问题。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宗教的力量，和平与发展不一定是这些人追求的首要目标，比如对于一些穆斯林来说，保存伊斯兰教本身的价值，比稳定和赚钱更重要。

总之，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的价值除了包含和平与发展内涵外，还有其他的内容，这是不应忽视的，在学习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尤其需要注意。△

历史理解的巨大潜能与局限

时殷弘

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将陆续出版的《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中，我主持翻译四部关于国家大战略的名著，都是蕴含着战略理论或原理的战略史和战略思想史著作，或者说都是显著地同理论结合的历史著作。因此，我在此谈一下历史理解的巨大潜能与局限。

实际上战略只有通过历史才能理解。学习历史，对于理解、缔造、贯彻战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目前国际关系史学家和战略思想家保罗·肯尼迪与战略史家和美国对外政策史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合作，于2000年起在耶鲁大学主办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有关大战略的讲习班，目标是培养下一代的领导人才。正如他们所想的，“培育战略领导人的最好办法，也可以说我们理解战略领导的最好办法，是学习在历史上大战略如何被缔造，如何被贯彻……只有历史研究，才产生对于什么是大战略、大战略如何运用以及战略家在具体的环境中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正确理解”。

下面一句话是关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思考对于当今的适宜性问题，取自彼得·帕瑞特为著名的论文集《现代战略的缔造者》写的一个导言：“理解历史上的战争有助于读者更聪明地对待现今的战争。”这里既概括了理解历史的效用，也包含了这一效用的局限性，即只是“更聪明地对待”。历史理解是有局限性的，局限性在于每个时代在其环境、在其问题、在其人物以及在所有这三者的结合方面都是独特的，都有自己的特点。历史不是简单的，甚至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预料的；而且有的时候，历史会有巨大甚至急剧的变化，如果好的就是飞跃，坏的就是灾变，它们似乎将我们同历史割断，并且如帕瑞特接着说的那样，“在某些人看来将历史的适应性似乎减少到荒诞小说的地步”。这是在讲历史理解的局限性。

关键在于，你要的适宜性是什么？如果你要的是一个大战略，原封不动拿来作历史经验和教训，一下子从这里搬到那里，那就错了。如果你从历史当中要的是直接的教益，遗憾的是人类生活当中没有这样的好处和便利。历史是一种“对先前已逝去事物的有教养的记忆，是一个不应当轻易被抛弃的教益源泉。在国家事务和国际关系中，就像在个人生活中那样，现今总是有其历史的一面”。历史理解提供的最伟大的价值在于：它能够通过澄清往昔和理解其部分含义（理解全部含义是不可能的）来帮助思考当今和未来。它没有取消思考的任务，没有取消那种往往是很艰巨的、包含着巨大的犯错误可能性的那种思考。即使你对当今的历史了解得非常清楚、非常深刻、并且相当准确，你对当今和未来仍然要思考。然而另一方面，你往往愿意有这样一种帮助你思考的思考，即促使现实、历史和哲理三者结合。

我们再深入一步，谈谈历史方法的价值。历史方法属于对人和社会的研究的经典方法，即历史/哲学/文学方法。首先是历史方法，不少现代主义者认为历史方法不精确，他们觉得随便弄几个例子出来就可以说成是历史，太不严谨，也不科学。他们更看不起文学方法。其实，他们是肤浅的。小说家能够对现实和历史现象有深刻理解，并且志愿讲透一点给读者，夸张一点说，他们对人和社会的领悟谁能比得上！大概只有修昔底德那样的大史学家才能比得上。小说家和历史学家始终在做预测，他们更多的是通过类比，而不是依据科学理论。只不过“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从来不以（许多）政治学家们中间常见的那种频繁和自信吹嘘自己的预见能力”。“他们最关注的是理解往昔”。

这里的意思不是说应当抛弃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方法，而只是说我们应当更新这方法，使之切合当今水平，办法是认识到好的科学家——如同好的小说家和历史学家——在试图预测未来时运用他们掌握的一切工具。也就是说，别停留在牛顿那个时候，而要看看和学学现在的自然科学家的思想方法，那就是好事情。一些社会科学家实际上将他们在小学和中学数理课上读的那些局部的基础性的东西奉作极致，同时内心实际上看不起他们在语文和历史课上读的、尽管也是局部的和基础性的东西。那么，什么是所谓一切工具，或者大多数工具？它们不仅包括理论、观测和严格的计算，还包括“叙事、类比、矛盾、讽刺、直觉、想像力，还有——并非最不重要——风格”。所有这些在理解历史、理解现今甚至预见未来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的梳理和总结工作，持之以恒地在这项工作上投入了三十多年的精力。他们合著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简称《争论》)是世界上最具权威的国际关系理论教材之一。该书1971年首次出版便成为许多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的案头书。

自1981年第二版《争论》出版至今的二十多年里，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0世纪80年代是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派大辩论的时代，而90年代则是批判理论大发展的时代。为了反映这些理论建设的新进展，多尔蒂和普法尔茨格拉夫两人对《争论》一书不断进行修订，于2001年出版了第五版。

作者的话

本书第五版对第二版作了根本性修改，其原因不仅是全球体系转变和冷战结束引发了范式辩论，而且还因为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民主和平论及其他新自由主义理论著作大量涌现。此外，本书还讨论了以下问题：关于冷战为何如此结束的持续争论；长期的和平或冷战为什么没有导致美苏之间的战争；结构和制度主义理论；有关无政府根源的理论及合作与政治一体化条件的理论；有关结构——行为体在分析层内和层次间关系的辩论；21世纪初的威慑；后现代主义——后行为主义理论；战争根源；地缘与战争；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决策、危机和危机管理理论的新发展。我们一直不断地更新这些理论。第五版还收入了有关女性主义、恐怖主义、跨国种族冲突、认同和民族主义，以及同盟和联盟的新理论。

书中的话

国际关系理论中出现这样一批学术文献和思想，它们主张在民族国家之外建立其他政治单位。因此，我们有必要更加重视对现有民族国家内的离心或分裂力量的研究。迄今为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没能避免语言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的抬头。甚至像英国、法国、美国这些国家，也都面临着分裂势力问题。在这些国家里，政治学研究传统上反对分裂势力，支持民族同一性，美国这个大熔炉更是如此。且不说苏联的解体和南斯拉夫的分裂，其他国家，如加拿大、塞浦路斯、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也已经被分裂主义运动搅得手忙脚乱。正如书中所提到，21世纪初影响全球体系的主要力量之一，就是世界各地数目众多的谋求更高地位、更大权力、更广泛承认和更多参与权的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