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缘政治中提升内容产业软实力的四种武器

内容提要 文化与信息、媒体等新地缘政治的内在联系已经日益显露，相比较而言，“内容产业”比“文化产业”更能够凸显这一新兴产业的特殊意义和深厚文化底蕴。新地缘政治中内容产业软实力的本质来源，就是让人喜欢、认同、信服和尊重。宽容心是内容产业软实力所生，公信力是内容产业软实力所养，认同感是内容产业软实力所长，沟通力是内容产业软实力所强。

关键词 内容产业 软实力 新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3-0028-07

“内容产业”亦称“创意产业”，指的是制造、开发、包装和销售信息产品及其服务产业。它的范围既包括尚未被数字化的传统媒体，例如报纸、书籍、杂志等；也包括通过媒介所传播的印刷品内容、音响电子出版物内容、音像传播内容、用作消费的各种数字化软件等；而且这些传统行业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呈现出愈来愈多的交叉与融合。内容产业不仅涉及文化产品，也涉及相关服务；不仅涉及文化，也涉及内容与形式。信息产业著名评论家坦普斯克特指出，“新经济的主导产业就是新型媒体业，它融合了计算机、通讯和传统内容产业。在美国，与电脑通讯相结合的新型媒体业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5%。新产业部门的利润移向内容，因为这里正是价值产生之所在。”①如今，文化与信息、媒体的地缘政治的内在联系已经日益显露，相比较而言，“内容产业”比“文化产业”更加能够凸显这一新兴产业的特殊意义和深厚文化底蕴。

一、新地缘政治的形成及内容产业的崛起

地缘政治是19世纪末的产物，渊源于德国慕尼黑工业学校拉采尔教授的国家有机体运动理论。拉采尔深受斯宾塞的人类社会与动物有机体具有相似性观念的影响，并将这一观念应用到国家的成长与发展研究上，对政治地理学理论产生了久远影响，特别对地缘政治学的影响尤为突出。尽管拉采尔从未使用过“地缘政治”一词，但后人还是将他视为地缘政治学的鼻祖。首次提出“地缘政治”这一概念的是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他在拉采尔的基础上，提出国家应被看作一种竞争力量，地理环境和战略形势等力量因素成为国家竞争的决定因素，影响世界政治格局。20世纪初，由于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的变革，逐渐浮现出各种地缘政治理论。A.T.马汉的海权论指出，谁能控制海洋乃至重要的海道和海峡，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H.J.麦金德的陆权论认为，随着陆上交通的发展，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成为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战略区域。40年代，N.J.斯皮克曼的路缘论强调边缘地带的重要性。50年代，塞维尔斯基提出空权论，指出空军在战略中的作用。1973年S.B.科恩建构起地缘政治战略模型，将整个世界划分为海洋贸易和欧亚大陆两个地缘政治战略区。至此，地缘政治成为各国制定国防和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依据。但显而易见的是，依据重点各有侧重，地缘政治从起初对历史、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考虑转移到对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日益重视。

地缘政治是动态发展的，在当今时代，上述地缘政治学中的很多论断已经不适应新的国际发展局势了。不再存在将某一个区域看作“心脏”“新月”地带的情况，也不再存在单一的“海”“陆”“空”权力时代。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是高技术战争，是综合国力竞争。虽然如此，地缘政治理论仍旧发挥作用，其根据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从社会层面看，从过去强调地理环境对经济、军事的影响转移到强调其对民族性格和国家文化的影响；第二，从国家层面看，从强调地理环境影响海陆空等权力转移到其对国家综合国力的影响；第三，从国际层面看，民族性格、国家文化与综合国力等因素一旦与国际格局的影响相结合，就会对国家的外交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通观这三个方面，文化在新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突出，成为新地缘政治的重要基础和依据。相对于以硬实力为主的旧地缘政治而言，新地缘政治亦称文化地缘政治。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贯彻在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中，而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念开创了奥巴马政府的新时代。依据此理念，美国利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制度等方面的软实力，而不仅仅依靠军事、经济以及工业等方面的硬实力来影响国际事务和改善自身的形象。

在新的国际地缘政治结构尤其是国家关系中，为了谋取支配地位，为了占领新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通过互联网开启了这场为软实力而发动的力量极度不平衡的全球内容产业战争。这场战争也波及到新兴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为了确保对那些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产量极低甚至极度缺乏的国家民众实施影像与梦想的控制而展开征服之战。同时，这场战争也是通过文化与信息的传播来赢取新的区域影响力而展开的战争。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变革时代，内容产业的发展是与地缘政治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认为，文化的全球化是一个主导地位国家的单边、单向霸权。而实际情况则要微妙复杂得多，内容产业兼具了趋同与差异的特征。以美国为主导的娱乐成为全球娱乐的主流，美国文化成为世界各地所参照的“他者”文化；与此同时，地区性的贸易壁垒也逐渐形成，各地的民族文化在不断强化。其结果是，一切文化都在加速发展，同时，一切文化又都交织在一起。新兴国家希望借助这些优势互补的内容产品为本国争得立足之地，同时与“帝国”一决雌雄，因此许多国家作为博弈者被卷入这场文化大战之中。全球化以及由互联网带来的贸易格局的重构导致内容产业开始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随着内容产业不再是美国的专利，而是成为全球的主题，在客观上，进入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形成一幅全新的文化交流与地缘政治版图，它尚处于绘制阶段。

内容产业不仅是为了挣钱，更重要的是为了体现国家的价值理念。基于此，其所打造的内容、服务以及文化产品，尤其重视数量而不仅仅是质量；关注主题不仅是“艺术”而侧重“商业文化”。“公众品味指的是基于相似理性做出相似选择的人的聚集体，因此他们有大致相同的品味和审美标准”。 公众品味的提出，展示了当代文化资本主义、数字化创意领域的世界大战，各种角色之间在软实力方面的博弈，国家的传媒发展，以及当下网络的大行其道给文明带来的微妙变化。美国的娱乐和传媒产业不断适应新情况持续地发展壮大；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埃及、墨西哥、俄罗斯等新兴国家在娱乐和信息方面的产量也与日俱增，代表着新兴国家内容产业的崛起。在这种形势下，植根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基础，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以弘扬民族文化为首要使命推进内容产业，增加知识经济中中国内容的机会与增产，促进中华灿烂文明的复兴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也是我们对世界应有的贡献。在新地缘政治中，中国不仅要维持庞大的经济、军事力量，同时还要发展自己的文化力量。在《影响力》 一书中，作者罗伯特·B·西奥迪尼将影响力的武器归结为六种：互惠、承诺和一致、社会认同、喜好、权威、短缺。如果加上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就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七种武器”。而内容产业软实力的本质来源，就是让人喜欢、认同、信服和尊重。包容心所在，内容产业软实力所生；公信力所在，内容产业软实力所养；认同感所在，内容产业软实力所长；沟通力所在，内容产业软实力所强。

二、包容心：内容产业软实力所生

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旧地缘政治的结构因内容的非物质化以及数字时代的变革而变得脆弱，包容心对于预防对抗性政治显得尤为重要。传统地缘政治结构中，文化产品都是由公路、港口以及机场来运输和传送的，这种传播方式需要时间、关税以及零售业；在新地缘政治中，文化内容通过信息高速公路传播。由于信息高速公路模糊了全球和地方之间的界限，任何地区或国家的某个问题与矛盾都能迅速传播和扩大。显而易见，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时代里简单地保护是没有用的，通常包容才是抵御风险的最好武器，只有拥有强大的产品和主流的行业才能避免进口，只有通过更加强大的国内市场和出口才能有效地抗击外国产业。包容心即允许他人有自己的判断或自由行动，耐心而毫无偏见地容忍与接纳与自己观点或公认观点不一致的意见或相异的想法，全方位地考虑问题。它是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尊重的基础。从国家层面来说，包容是一种生存智慧、道德情操和政治义务，是维护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条件。它不仅包含着宽大和理解，更加彰显国家的气质、胸襟和力量。包容心强调包容自己，包容朋友，包容社会，甚至包容对手。

从区域内部看，内容产业管理模式的转变是包容心的一种体现，这种包容心是一种积极而正确的态度，基于了解且尊重他人自由和权力而得以展现，它倡导的是用自由取代轻视，用了解取代歧视与猜忌。美国内容产业的模式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所有的参与者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这就使得既存的行业规则以及相关的制度能够正常实施并努力纠正那些偏离轨道的行为。归根结底，这个模式是由成千上万个自治的个体组成，它们追逐着“私人的”目标并追逐着自己的竞争者，尽管有着极大的不可预测性，但最终还是给整个体制带来持续的稳定。实际上，在20世纪20～40年代，美国的制片体制是一个权力集中而又上传下达的整体。从剧本的撰写到影片的放映，电影制片公司全程操控电影制作的全过程。制片人既是电影编剧，又是技术人员和导演，大多数演员与制片公司签署了长期合同。1948年，美国最高法院明令禁止产业过度集中，电影公司全程操控制片体系随之土崩瓦解，失去了原有的垄断地位和电影院线，只能从事电影制作。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创意产业集中化的体系逐渐消失，朝着家庭化、区域化的模式发展，“去中心化”的模式演变。每一分支出版机构享有充分的自治权，每一位雇员都富有责任感，得益于领导与下属之间合作伙伴式的企业文化。

从区域之间看，包容心将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根本价值之一。强调包容心是一项共同基本价值，对国际关系而言极为重要，有利于促进和平与发展，有利于营造和谐与宽容的气氛。在内容产业发展新时代，如今好莱坞的一部由电影制片公司投资的电影，其电影制作会由专门的人才机构具体制作管理，并进一步将制作流程分包给众多独立的制片公司、新技术公司以及那些负责选派角色、后期制作、特效或宣传片打造等方面的更专业的中小型企业。所有的公司都独立运行，同时又受合同的约束，各公司之间的关系由相互依赖变得特立独行。而电影制片公司就像一家版权产品的银行，除了提供资金，也要管理所投资电影的版权，还要管理国际销售、电视改编等各种衍生版权。在这一发展进程中，资本或跨国公司的国籍对创意产业的影响是有限的。相反，通过注资的方式，并没有削弱美国文化的分量，反而更加强化其所并购公司的美国文化的特征。除了所有权和国籍归属其总部之外，这些大型企业与电影制片公司在本质上都是非常美国化的。总的来说，一个品牌公司，首先应该与母公司具有身份上的统一性，但是，这种统一性的特征在大型企业里有些淡化。大型公司的目的，是体现所有范围和所有阶层的大众品味；而品牌公司只负责提出其中代表着某一种品味的产品。所以大型企业会拥有众多不同种类和风格的子公司，根据各自的个性专长进行管理。由此可见，宽容心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地区及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成为相互连通着的世界的基石。

三、公信力：内容产业软实力所养

公信力是内容产业软实力的一种无形资产，是内容产业在长期发展中通过日积月累才能形成的，体现了内容产业存在的权威性、在公众中的信誉度、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公信力的核心是信任、信赖，而信任、信赖的主体是社会公众，内容产业公信力建立在社会公众对内容产业的信用体验和认定的基础之上。由此可见，获得更多社会公众的信任与信赖是内容产业的基本问题之一，内容产业没有社会公众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尤其在当今的公众选择时代，内容产业的竞争就是争夺社会公众的战争。内容产业公信力即是社会公众信任信赖的力量。在打造内容产业公信力方面，需要恪守几个重要原则。

首先，批判精神，表现为对事件进行报告、解释和维护的责任。美国传播媒介的批评精神起始于建国之初，出于党派偏见，对政府包括总统们的批评是缺乏理性的；成型于“黑幕揭发运动”，主要是针对整个国家“工业文明综合症”出现的批判现实主义。自此，传播媒介改变了之前留给人们的党派之争的工具、花边新闻的制造者的印象，得到了来自社会和政府真正的敬意，公众对传播媒介的信度也在增强。

其次，自律精神，即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并接受质询。美国对新闻自由的珍视和长期形成的媒体价值观使得媒体十分重视“声誉”和公众信任，非常重视培养与强化自律精神，这通过几个方面得以表现。一是防止商业污染。为了避免广告所带来的商业化气息麻醉媒介的神经、污染新闻自由的空气，美国媒体不仅严禁记者涉足广告事物，而且刻意在新闻与经营部门之间筑起内墙。例如广告部和编辑部不在同层办公，这是媒体进入广告时代后，所采取的一种“防火墙”设置。二是防止政治污染。为了避免在收集信息过程中受到“政治污染”，将新闻编辑室与社论部门隔开，这也是现代美国新闻业的一个重要观念。三是缜密的编辑流程，这是媒体自律的重要保障。除了选题、编辑、校对等常规编辑流程外，根据自律的需要，美国媒体还增加了一些特别的编辑环节，如事实核对、节目监控和法律顾问等。

最后，强调共同体责任（community responsibility），即整个“共同体”在文化方面的责任，强调的是每个人都对艺术的现状负有责任。这种责任的履行依托于慈善机构、私有企业和政府的混合自主系统，通过“资助的多样性”，让资金来源多元化得到保障，让创作者的自由得以保留。这必须使艺术能够得到六种不同的资金来源：一是观众门票的方式，这是资金支持的主要来源和母体；二是慈善机构在美国起着关键作用，因为艺术往往超前公众品味或者与之相反，所以艺术在尚未被民众喜爱的时候需要支持；三是商业企业应当对这一产业多加投资；四是工会应当更强大、更负责；五是各州和各城市应当发展自身的文化政策；六是联邦政府首次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出现，建立一个联邦艺术问题咨询委员会来引导政府和资助文化行业。这样建立起来的是美国艺术资助的多元体系。

“配合公共捐款按比例认捐”模式的规则是这种全新方式的文化建构的新构想，它效仿的是慈善业模式，而不是国家干预模式。它规定授予公共补贴给某个文化机构的同时必须要求该机构通过其他资金来源找到同等数目的资金。这个概念根植于美国模式，意味着要确保文化的存活和自由，文化必须不由单一的来源资助，而是依靠多样的和交叉的资金来源资助，这些来源相互补足，相互结合，相互平衡（即配比，to match）。通过这一模式，首先是激活慈善业，因为国家补贴只充当其他资金的引子。其次，是让国家避免持久卷入而变得要为文化机构的存亡负责。最后，这种方式受人青睐，因为从美国人的观点看，这似乎是唯一能够确保艺术家和机构自由的方法。这种资金多样化能够确保文化的活力、多元性和正能量，确保内容产业时间差序及利益交换中的公平、正义和效率。

四、认同感：内容产业软实力所长

认同感指的是人对自我及周围情境价值的判断和评估。它的实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公众认同，即来自周围环境对自我的承认与肯定；另一种是自我认同，即自己对自己的承认和肯定。从国家层面讲，认同感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国家的认知以及对所归属国家的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情感和评价。国家认同的主要内容包括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对内容产业而言，所谓认同感，既与公众认同有关，也与国家认同相联系。

一方面，从公众认同方面看，内容产业与受众息息相关，而美国高校在培养公众认同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学者迈克尔·戈德海伯在1997年发表的《注意力购买者》一文中最早正式提出“注意力经济”这一概念。他指出，在互联网时代、在信息社会里，信息不是稀缺资源，相反是过剩的，只有一种资源是稀缺的，那就是人们的注意力。注意力是一种财富，新奇和被广泛谈及是畅销的重要因素——谁吸引的眼球越多，谁就越有价值。 因此，在培养艺术家之前，首先要培养受众。美国大学并不处于美国文化体系的边缘，而是在其中心。就学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他们构成美国艺术潜在受众的主体。对文化实践的研究显示教育水平仍然是预测艺术参与度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标准，优先于报酬水平、父母职业或种族。此外，如果学生在大学时期接受过艺术培训，那么他成年之后开展多种频繁的文化活动的概率就会显著提高。美国的大学并没有满足于通过让学生了解文化和培养文化趣味来培养受众。它们逐渐发展了一些真正的艺术课程，因此，大学可以被看作美国文化体系的核心。鉴于大学在地理上分布于所有州和许多县，美国领土上的文化网是由大学来保障的。大学传播文化的作用，超过了其他高水平文化机构在大城市里传播文化的作用，大学的演艺中心就是整个地区的文化核心。与校园的业余活动相反，大学的文化传播首先侧重卓越，文化传播主要通过博物馆和演艺中心。校园内文化传播场所数量众多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一方面，文化和运动是学生及其家人在择校时对大学进行比较的标准；另一种解释与周边的社区有关，大学在它所在的城市里必须被人接受，通过文化方面的服务使命，它能为当地民众提供一些活动。

另一方面，从国家认同方面看，美国主要通过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增强本国国民的国家认同乃至国际社会的国家认同等高层次认同感。社区是美国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是理解其活力的一个关键。从文化的角度看，社区的核心思想是自主和拒绝任何由外部强加的标准，形成一种“亚文化”。面对主流的、压迫和摧毁身份认同的商业文化，面对将其标准强加于所有人的权力集中的精英主义的文化，亚文化提供了一种由自己特有规则和语言构成的特殊文化。这种亚文化不是凭空出现的，也不是来源于孤立的个人，它通常诞生于一些或松散或有组织的小团体内部，人们称此为“街道文化”。这与文化大机构“推出”和“计划”的文化正好相反，更倾向一种“进行中的”和“即时的”文化。这代表着“第四产业”，它是自主的，没有公共补贴也没有正规董事会，也不可能因捐赠而获得免税。他们的社会和文化活动常常是在一个“社区发展团体”（CDC）带领下进行组织的，形成的是一种“自基层而上的文化”，或者说文化“自下而上”。此外，通过“扩展计划”“妇女计划”“青年计划”“监狱计划”“残疾人计划”“少数民族报告”计划，建立乡村与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由于民族国家的民族是一种建构出来的文化想象，因此文化认同成为民族国家确立其国家正当性的重要凭借。美国正是通过文化认同实现国家认同的升华。

美国的文化政策是在政府不起直接作用的情形下的文化运行机制，各自独立的私人企业、公共机构、非营利机构、富有的慈善家、大学和社群所构成的庞大的同盟体最终形成“政策”。因此，想要增进创新的资助，应该找到一些新的资助和新的受众，或者想象出一些手段来抗拒“娱乐”的千篇一律。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能够获得群体或国家内部成员的认同，而且还能够增强国际社会及其成员的认同感，从而提升国家软实力。

五、沟通力：内容产业软实力所强

“沟”即构筑管道，“通”即顺畅，“沟通”即让对方理解你所传达的信息并达成行动。提高沟通力的重要途径是认同、赞美、询问需求等方式，以对方感兴趣的方式表达，并在适当的机会和场合，依据需求而适时变化。毋庸置疑，危机沟通力是一个重要方面。内容产业的发展面临一系列危机：首先是盗版的出现成为内容产业的梦魇；其次是网络让形势变得更加令人头痛；最后，内容产业制作成本逐步攀升。其中，最可怕的敌人就是互联网。激进派认为互联网带来了根本的变化，比如参与、文化混合、谷歌语境、社交网络、创意汇集、去中介化、点对点数据传输和共享文化、Web20以及文化流动力。单一的大众传播方式将会被取代，我们将看到有线（和小范围播送）传播模式战胜主流的地面电视（和广播）传播模式。内容产品将根据受众的不同类别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传播，如果这种碎片化趋势的假设成为现实的话，我们将会看到主流文化的衰落。但是，其矛盾之处在于，数字化和互联网其实是强化了主流文化而不是将之削弱。“同步联播”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不断蔓延，有时甚至超越国界，今后将出现更多的主流文化。

这一方面涉及到协同增效战略，即视听领域内硬件和软件之间（设备和文化产业内容之间）的“协同战略”。真正的掌权者既要拥有传播文化产品的工具，还要能够生产出影像和梦想，硬实力和软实力必须两者兼备，形成“巧实力”。漫画“媒体组合”（“全版本”“全媒体”）标志着纸质漫画向其他类型漫画的转变，通过数码产品、手机和电视剧，这种转变得以成倍增长。在漫画一例中，文化产品和科技被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是日本取得成功的关键。通过动画片、动画电影、电子游戏、漫画、笑话书以及电视剧，日本已经建立起一个非常特殊的新系统，那就是将所有这些不同的部门、领域结合在一起，即“重新赋予本土化”的策略。“协同增效作用”即以各种形式、载体表现文化内容。具体策略是所有的文化内容都由持有版权的旗下集团公司制作，然后再将这些内容产品转换成无数的节目形式和故事片系列用于集团旗下的各个媒体，这些媒体包括电视台、有线电视网及海外电视频道。这些内容产品也被同步转换成其他各种形式以用于家用录像、数码影碟、图书、在商场销售的各种衍生产品。此外，还可能转化成用于互联网和所谓的“全媒体”的各种衍生产品。而实行规模经济和联合市场营销策略能够加强协同增效作用。

另一方面，需要提及的是迪斯尼主要侧重的混合文化战略。首先，在迪斯尼的创意娱乐部，大众艺术总是和大众文化相影相随。这里，诞生了许多“超越生活”的事物，超越背景、年龄、国度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很快会在全球流行起来，并引领时尚潮流。其次，要因地制宜。电影的每个场景可能会发生在不同国家，日本、中国或法国，所以，也要考虑到各种不同的文化氛围。再次，由创作者和制作人员组成的团队，齐心协力，共同促进团队的整体运作。有新计划出台时，招募几百名合同工进行布景，上千位艺术家紧锣密鼓地开工。最后，“创作”的重要性，迪斯尼制作的是“创意娱乐”。“创意”在内容产业中是最为至关重要的。美国的大学不仅是各类文化交替出现的地方，还是内容产业研究与开发的组成部分。从大学向产业的过渡不是突然的，而是循序渐进的。例如南加州大学有一个学生产业关系办公室，组织学校与电影、电视产业的连接互动。在美国的电影学院里，也有数字化创作的研究。学校附近还有“艺术孵化器”，包括非营利性质的艺术组织举办的“创作”研讨会。在这种文化里，人们很难区分专业与业余、当局者与旁观者、同一性与多样性、艺术与商业。

六、结论

美国内容产品的制造体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模式。这一模式是这个国家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植根于这个国家辽阔疆域的产物，也是那些来自世界各地、拥有各种语言和文化的移民所创造的产物。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在《主流》一书中从八个方面分析了美国文化占据世界统治地位的原因：一是在高校中推广原创性研究；二是将公共资金权力下放；三是对传统文化价值提出挑战；四是充分发挥流动人才的能量；五是秉持发展驱动理念；六是对艺术家的高度信任；七是对少数民族独特文化的包容；八是对多元文化的捍卫。 [法]弗雷德里克·马特尔：《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刘成富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69页。

美国没有文化部，但却存在着一种文化体制。这一体制是独特而复杂的，是去中心化的和不平衡的，是多元主义和分散的，拥有巨大的优势活力和众多不良的后果。一是文化商业化和公民社会的侵蚀。商业领域与非商业领域的划分是美国文化体制中的核心划分，这种划分如今受到市场对非营利领域的影响以及公民社会被削弱的威胁。二是文化多元主义的局限。文化多元主义让每个人能够拥有一种认同，减少孤立感和劣势感，造就个体稳定的社会归属感。但文化多元主义还可能有一些相反的后果，它可能鼓励单一文化主义、分离主义，导致文化的支离破碎。这样的文化多元主义将同一社群的个人汇集起来，却会导致整个国家的分化和分散。

中国拥有丰富和多样的文化遗产，但是中国的内容产业还缺乏整体的策划。如果想要为当代世界文化贡献自己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就需要构建一种前所未有的中国特色内容产业发展模式，既注重产业实力，同时也兼顾“梯级”概念，即从不同层面上发挥软实力作用，形成高效而多元的复杂体制，克服当前内容产业的脆弱性和局限性，最终参与到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当中去。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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