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抗战时期第三种力量的特点
时间：2021-01-25 08:03:1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国共两党的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最为复杂，以中间党派为其中坚的第三种力量在这种复杂的关系演变中处于重要地位，是两党政治斗争的焦点。第三种力量是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而开始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的，其内部不同党派、集团和个人的路径选择千差万别，但民主与自由是他们最基本的政治追求，为此他们在抗战时期曾两次倡导和推动民主宪政运动，致力调停国共两党争端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团结统一，表现出比较稳定的独立。第三种力量的存在及其政治活动有效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
关键词：第三种力量；抗日战争；国民党；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210-03
第三种力量即史学界所说的中间势力，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处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能够反映这一力量见解并且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集团、群体和代表性人物，包括在抗日高潮中逐渐形成的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性团体和组织，如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宋庆龄、邓演达为首的国民党左派；试图运用改良手段进行社会改造的团体和个人，如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还有从事职业或半职业性政治活动的资产阶级政党，如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等。这些党派、团体在抗战时期逐步联合起来，相继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代表人物基本都是中国近代高级知识分子，人数虽有限，但在特定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且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智慧阶层的特有思维及其对国家民族未来的独特设计与构想。但无论从组织形式还是政治主张来看，都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因此，对第三种力量的研究首先从其特点分析开始很必要。
一、从其发展背景看，严重的民族危机是促其活跃于政治舞台并发挥作用的重要动因
史学界一般认为第三种力量产生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共激烈斗争时期，兴起于“九·一八”事变后，但其真正活跃于政治舞台、充分发挥作用是在全面抗战开始后，所以，国共两党在政治主张、路径选择等方面的区分与对抗是第三种力量产生的基本条件，但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却为其生存与发展开辟了更广大的空间。在抗战期间，第三种力量第一次有了合法的活动形式——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1937年8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置全国国防军事最高决定机构——“国防最高会议”，负责国防方针、国防费用、国家总动员事项及其他与国防有关的重要事项之决定，其下设立“国防参议会”。国防参议会的作用在于“把各党派的有力分子，集中于此会议中，共策国事。”①在抗日的旗帜下，国防参议会基本容纳了在野各党派的主要领导人，从军事、外交、政府机构调整及战时经济力量的加强等方面对抗战建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围绕加强抗战力量这一中心问题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建议。国防参议会为增进不同党派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与了解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场所，促进了第三种力量的成长。
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国防参议会已不能满足全国各界表达抗日救国意志以及在野势力参政议政的要求，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组织国民参政会，以“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意见，以利国策之推行。”②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包括了除中国共产党之外的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中国第三种力量的代表，其规模、组织形式、职权等都是国防参议会所无法比拟的，在野党派很受鼓舞，晏阳初认为这不仅“是表示全国各党各派各种社会学术团体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决心，而且“对敌人是打碎挑拨离间的阴谋，对国际是表示中国国家的统一、抗战的决心、建国工程的迈进”。③国民参政会成为整个抗战时期中国第三种力量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舞台。
无论是国防参议会还是国民参政会都是在日本对华侵略不断升级、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大背景之下产生的，而它们则为中国第三种力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因此，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严重的民族危机是中国第三种力量快速成长的重要动因。抗战后期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大整合，促使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完全形成，也是由于豫湘桂大溃败及其后的社会动荡的刺激。
二、从其政治主张看，民主与自由是其一贯的追求
民主与自由是第三种力量一贯的政治追求，体现在国家制度层面上就是对宪政的主张。抗日战争时期，第三种力量曾积极参与和推动了两次宪政运动，一次是在1939年至1940年，另一次是在1943年至1944年。第一次宪政运动发生于1939年9月的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在这次会议上，在野党派围绕宪政问题提出了6个提案，其主旨都在于促进民主政治，最终会议通过了《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并在会后不久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这标志着抗战以来第一次“晴天霹雳的宪政运动”（邹韬奋语）的开始，第三种力量在运动中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致力宪政的舆论宣传和宪法草案的讨论，尤其是后者，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提出并通过了一个《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之修正草案》（即“期成宪草”），以帮助政府制定一部成型的宪法，进而促进法制制度的建立。虽然期成宪草最终夭折，但在宪政的制度设计方面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次宪政运动虽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和中国战区的建立为背景，但内部的推动力量主要还是来自于第三种力量的努力。1943年9月16日，张君励和左舜生向国民政府郑重提议：由国民政府与参政会出面，共同组织一个宪政实施筹备机关，此机关应吸收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参加，共商如何推进言论结社自由，以及改进民选机关诸问题。他们同时采取攻守策略向国民政府施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也写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小册子，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实行宪政。由此，国民党被迫重提宪政，从而使第二次宪政运动被合法地提上了日程，并于1943年11月12日成立了宪政实施协进会，蒋介石在成立大会上致辞，提出该会的任务是“宣扬宪政草案的精义与征集关于宪政问题的意见”，要“考察各级尤其是县级民意机关设置情形”，要“研究如何增进法治与自由的精神，以期发扬民意，奠定民治的基础，早作由战时而进于战后的准备”。①第二次宪政运动致力于争取人民的自由权利，经过一番激烈论争和努力争取，在关于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和身体自由权利方面取得了切实的成果，使国民政府通过了“放宽新闻之检查”的宣传方针，颁布了《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办法》和《特种案件诉讼条例》。在扩大参政会职权方面，也争取到了预算初审权。无论是宪法的制定还是人民基本权利的争取，两次宪政运动都能本着民主自由的基本精神对中国的宪政从制度、政策和法律层面进行探索，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最大限度地推动中国的宪政建设，不管结果如何，都会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三、从其历史地位与作用看，为维护团结抗战局面不遗余力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中国反抗外来侵略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其意义自然非常重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系是抗战取得胜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于协调国共矛盾，这也是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生活中最突出的矛盾。以中间党派为主的第三种力量将调解国共矛盾、维系国共合作局面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积极策划，不遗余力。1939年，第三种力量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梁漱溟在谈到其成立动机时指出：“鉴于国共不协，隐忧实大成”，故“结合国共以外之各党派暨在野人物，进以求全国之团结抗敌，退亦将抑止内战”。②成立于1941年春、包括了三党三派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以调解国共矛盾为己任，罗隆基在其回忆中说，他们“认为在抗战时期两大党的武力冲突是国家极大不幸的事情”，且必“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于是“商议联合起来组织一个中间派集团，以调解国共两党的冲突，结果就组成了民主政团同盟”。罗隆基在文中特别强调，成立民主政团同盟的“目的是要求两党团结抗战”。③
第三种力量首次调解国共争端，是统一建国同志会出面的。在其第一次参加国民参政会所提交的多个提案就以解决党派团结问题为中心，其中以梁漱溟的《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最典型，反映了他一贯主张的厘定党派关系以求党派综合为一的见解，明确指出了党派问题与维护国本的关系。梁漱溟在提案中提出了三种具体办法来解决党派关系，包括在参政会内组织特种委员会，公开讨论和评判国共间的分歧，这一主张其实也是统一建国同志会同人的共同意见。这一提案在本次参政会获得通过，从而使解决国共关系问题正式进入参政会议程。
1941年皖南事变的爆发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第三种力量出于避免国共关系破裂、维护抗战大局的考虑，积极居间斡旋，于事变的善后阶段进行了一系列调停。首先是争取中共参政员按时出席将于1941年3月1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以使双方的分歧能够在合法的渠道内获得解决，为此，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左舜生、张君励等第三者力量的代表人物在国共两党之间奔走调停一月有余，但由于中共方面坚持其严正立场和斗争策略最终没能成功。3月10日上午国民参政会闭幕后，他们开始致力第二项努力，即组织各党派委员会，从政治上讨论国共关系问题，以图使党派问题获得体制层面的彻底解决，但由于在关于与该组织的具体设计方面（如职权、组织隶属等）未达成一致而徒劳无获。虽然这次调停国共矛盾的努力没有成功，但第三种力量为此所付出的努力与真诚令人动容。黄炎培是其中奔走最为积极者，他是带着丧妻之痛和高烧不退参与调解的；梁漱溟在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后仍不甘心，又分别拜访了张群和周恩来，相谈甚久，欲极力促成谅解，但终不可得。对于第三种力量的中间党派而言，这次斡旋虽然没能使双方达成谅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紧张的形势，同时国共两党都开始重视这支力量，中共方面甚至在党内正式文件中对中间党派进行专门评价，并且着手将统战工作的重点向中间势力倾斜，表明第三种力量的地位开始提升，而这种提升无疑会加大国共斗争的制衡力量，有利于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
四、从其人员构成看，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信仰
抗战时期第三种力量依据时局的变化逐步走向联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其中包括三党三派及一些无党派人士，这些党派都是由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组成。号称中国青年党三巨头的曾琦、左舜生、李璜都是知识界人士。曾琦在辛亥革命前后执笔于成都《商会公报》、《四川公报》，担任过重庆《民国新报》和《群报》的主笔，后留学日本学习宪法与行政法，回国后担任上海大夏大学、法政大学教授。左舜生早年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语，后入中华书局任编译所新书部主任，青年党刊物《醒狮周报》创刊后任总经理，30年代初任教于复旦大学、大夏大学。李璜1916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1918年底赴法国留学，1933年任教于重庆大学。此外，青年党重要成员陈天启、余家菊、黄欣周、谢任平、左干臣等也都是知识界人士。中国国家社会党领导人之一张君励早年留学日本，参与创办《宪政新志》，出任研究系机关报《时事新报》总编辑，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上海自治学院院长，大革命时期和青年党的李璜合办《新路》杂志。另外，国社党的罗隆基、梁实秋、胡石青等也都是当时著名的知识界人士。中华职业教育社领袖黄炎培，清末举人，1901年考入南洋公学特班，追随文总教习蔡元培，开始接受民众革命学说启迪，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赴德国留学，“中华民国”成立后出任第一任江苏都督府教育司长，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本为实现其教育救国理想，但时事变化使其不得不参与政治。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是一位饱学之士，曾在广州开办“乡治讲习所”，在河南创办村治学院，1930年在山东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使其成为了乡村建设派的根据地。救国会主要代表人物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李公朴、张申府等也都是当时著名的知识界人士。还有一些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如胡适、傅斯年、张澜等。综观以上各党派领袖和代表人物的基本情况，其主体是一批具备现代知识和理想追求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政治主张及一切活动都体现出中国近代智慧阶层的独立精神与独特信仰，尽管他们对近代中国的国家出路在具体方案上差别较大，但其对独立、自由、民主的国家的向往和努力是真诚的。
综上所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空前的民族危机促使处于国共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迅速成长，逐渐引起国共两党的共同重视，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支独特力量。他们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为抗战和建国鞠躬尽瘁，为推动近代中国的宪政进程不遗余力，其努力的方向符合当时中国发展的进步方向，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