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为始 美为归宿
时间：2021-02-06 07:54: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注:作者简介：吴玉萍（1977- ），女，汉，山东莒县人，日照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助教。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艺术学。)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系，山东 日照 276826）
摘 要： 隶书，在书体发展史上是一大关捩。通过隶书的发生、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起源于实用，它在实用中提升，而又有赖于艺术而长存。
关键词: 隶书；发生；发展；实用；美
中图分类号：J292.32文献标识码：A
Utility to Beauty
-On Chinese Calligraphy Art from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shu
WU Yu-ping
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说：“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书到现在的楷书，和形象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不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说的多么明智透彻！隶书的萌生与成熟，使中国的书法艺术也走上了一条新路——基本不在受客观事物的外在形象的束缚，而运用特有的线条结构来对客观事物之美和作者的主观情趣作出一种特有的艺术概括。可见，隶书在中国书法艺术和汉字中的重要地位。
隶书是继小篆后通行于两汉的书体。从文字学的观点看，它已属于今文字的范畴了。在五大书体的结字规律方面，隶书与楷书最为相近，因此，自从唐代立楷为正书以来，千年时间，隶书一直是既有审美价值又有实用价值的书体。
一、实用为始
（一）隶书起源说
隶书的出现与成熟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在秦前已出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秦始皇时“初有隶书”，起因是当时“官狱职务繁”，小篆书写繁难，写隶书是为了简易。许慎没有说隶书是谁“作”的。后来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有了御吏程邈。因犯罪被关在云阳监狱里，花十年时间改大篆，“少有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再后来南朝梁时庾肩吾在所著《书品》中，唐代张怀瑾在所作《书断》中，都坐实了创造隶书的人是程邈。不过，也有人提出怀疑。北魏时郦道元在《水经注•毂水》中说：“临淄人发古冢，得桐棺，前和外引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外孙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文。证之秦自古出，非始于秦”(注:余秋雨《毛锥艺痕——中国传统书法管窥》，国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4页。)。但郦道元自己并未见此桐棺，得诸传闻，所以说不清楚。
我们知道，一个人是创造不了新书体的，程邈其实是做了许多归纳整理工作。的确，在当时那样纷乱的环境中，想以“婉而通”的篆书来处理公务，效率是不高的，从实用要求出发，简易是必然趋势。秦人写简笔字也并不是秦始皇统一天下才开始的。秦国严格执行“物勒工名”的制度，历年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国的兵器、漆器、陶器上的出自工匠之手的字，笔画省减，直多弯少，已经是隶书的初形了。程邈本是小吏，在牢狱中对照着大篆而整理他所熟悉的简笔字，那是可能的，说他创造隶书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了。
（二）隶书萌生史实
关于隶书起源的推断，据可靠历史史实，隶书萌生是在战国文字大分化时期，它的内在动力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对文字应用的要求。在文字的使用中，求易、求速、求简是文字发展的大趋势。新孕育出的字体追求草率随意，惟便是从，势必要冲破旧体繁复难成的束缚，解散原有字体的字形结构和书写方式。在文字大分化过程中各国文字在形体结构上产生了很大的差异。造成了文字使用的混乱状况。新字体的大量涌现暂时满足了简约流便的需要，也为各地区的信息交流设置了障碍，“文字异形”(注:张同印《说“隶变”》，《书法研究》，2001年第5期，上海书画出版社，第62页。)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是汉字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文字的使用总不能长期各行其是，纷乱不堪，统一文字成为必然趋势，但大国中仅仅秦国具备统一文字的条件：首先，秦系文字完成了商周文字的传统，成为文字发展的主脉。秦系文字既有简约流便的特点，在字形结构上又与古籀保持密切的联系。秦系新字体不仅利于应用，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也利于文字的统一规范。其次，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是，秦国为七国首强，最终统一中国，这是其它六国无法具备的政治条件。以上这两点，使秦国完成了文字统一，隶书进行了初步的规定小篆为官方的规范字体，即“书同文”，另外统一了隶书，即秦隶，这时隶书仅在民间普遍流行。
早期的隶书具有不成熟性和过渡性。在其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顺应文字的发展潮流，组织人力对民间流行的隶书进行整理推广，使隶书不断地整饬。秦代对民间流行的整理推广工作。文献记载“秦有八体”，其中就有隶书，表明隶书已得到官方的认可。而被允许使用。虽然在统治者心目中，隶书的地位远逊于小篆，由于隶书简便快捷，为应付日益繁多的政府事务不得不用。既然允许使用且使用范围又广泛，就有必要对隶书进行整理。前面已提到这项工作由秦始皇下令，程邈进行主持的。秦代处于隶书发展的初期，对隶书的整理只是初步的，可它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其一，隶书的地位虽不如篆书，得到官方的认可则是首次，对隶书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隶书得以在秦汉广泛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二，尽管对隶书的整理还很不彻底。却为以后隶书的进一步规范奠定了基础。西汉初期的简帛文字隶化程度高于秦简牍便是明证。
可见，秦隶的产生是以实用为动力的。它上承大篆，下启汉隶，有些简牍上写的草率的字迹，已是草书的萌芽，在汉字史和书法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书写者大多是当时地方政府的下层人员，他们因工作需要而抄写大量文书，并未意识到在创作书法作品，然而他们留下的墨迹，或流畅飘逸，或圆劲古朴，实际上是一批古代书法艺术的珍品。
二、实用和美的统一
（一）西汉时期
到西汉前期，隶书趋于定型和成熟。我们今天有幸看到的竹简和帛书上汉隶墨迹。有代表性的实物是：
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大批帛书。帛书中两本《老子》，甲本的书法是篆书向隶书过渡的写法，估计是西汉初年抄写的，可能是汉惠帝和吕后时代的。乙本《老子》两篇，卷前还有古佚书四篇，六篇写在整幅帛书上，用隶书书写。书写的时间显然在甲本之后，应是汉文帝初年（前179至168）时所写。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上面的文字全部是隶书，用毛笔蘸墨书写。据出土的“半两钱”和“三铢钱”推断，墓葬的年代当在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至元狩六年（前117）之间。
上面举出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墓葬年代。推定出土帛书和竹简上的墨迹隶书书写于西汉前期，是为了说明：小篆和隶书都是对秦统一以前的大篆进行简化的结果，不同之处是隶书比小篆简化的比较彻底。小篆还保留了古文字象形表意的痕迹，隶书是用笔画符号破坏了象形指事、会意等字的结构。篆主于圆之笔，隶主于方之美。隶书不象篆书那样取纵势，而是横向取势，因此它或扁或方，有一种横向律动的艺术风格。从秦隶到汉隶，中国的汉字史基本结束了小篆以前的古文字阶段。
西汉隶书在艺术上的魅力，主要在于它的形象古拙厚重，构成一种气势。如果我们联想到西汉的画像石、泥佣、铜马、壁画等艺术形象，我们看到的是高度夸张的形体姿态，手舞足蹈的大动作，是异常单纯简洁的整体形象。就在这不是细节修饰的，飞扬流动的形体形态中，表现出力量、运动、速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种古拙的气势美。西汉前期的隶书，也是如此，似乎笔画笨拙，结构草率，一幅帛画写的满满的，铺天盖地，不留空白，但是它表现出了运动、速度的韵律，丰满、朴实的意境，雄浑厚重，这种整体性的气势，正是汉代艺术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中华本土的整体性民族精神的呈现。
隶书是实用的，但在使用过程中，书写者也有写得好写得美的要求，逐渐增强了笔画上的装饰性，形体上也随之而有变化，成为一种带有新意的隶书，也是实用和美的统一。
请再看一些出土的竹简：
1973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的竹简（部分），是西汉宣帝时期（前73—前50）的简书。
1974年甘肃额济纳旗破城出土的西汉元帝（前73）和成帝（前20）时的木牍。
这些西汉后期的简牍墨迹，让我们看到了东汉后期高度成熟而规范的隶书基本上相同的书法：笔法上藏锋起笔，逆入平出，丰实而富有内劲；已经有波磔，而且符合“燕不双飞”的原则；结构上字形扁方，均衡对称，态势宽博；从布局上看，定县竹简上直行内字距较宽，倘把各简并在一起看，行距较窄，成横势的字就象一行行连翩飞翔的大雁。
这就表明，隶书在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发展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艺术性也达到完美和谐的境界了。
（二）东汉碑刻
东汉的碑刻最代表隶书的成熟。
东汉盛行立石刻碑的风气。当时庙宇的碑刻，多数是长篇文章，加之官场习俗，门生故吏，要为“府主”长官歌功颂德，就得集资立碑。大立碑版，这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有关，它是以实用为目的的。但碑石本身就是一种石刻艺术品，碑文也必须与碑构成完美的艺术形式，因而特别重视书法。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东汉隶书碑拓，还有100多种。这些隶书，面貌众多，风格不一。东汉早期的，高古浑朴，还带有篆意；中晚期，趋于方整，追求装饰性，说的上是书家蔚起，仪态万方。
陆维钊先生认为八类是这样分的：
峻结一派，以《礼器碑》为代表，认为“习之无流弊”、《韩仁铭》、《扬叔公残碑》等都属此派。
雍容一派，以《西岳华山庙碑》为代表，他评其“平正和适，实际兼有各种面目，凡汉碑中之正宗一路，皆其流也”。此风格中，还有《乙瑛碑》、《史晨前后碑》、《孔彪碑》等。
劲直一派，以《开通褒斜道碑》为代表，笔法质直，结体放纵。
遒纵一派，以《石门颂》为代表，他说“书体劲挺有姿致，与《开通褒斜道》摩崖之疏密不齐者，各具深趣，为东汉人杰作”。
间畅一派，以《孔庙碑》为代表，比较疏朗宽博。
丰媚一派，以《夏承碑》为代表，清程瑶田评此碑：“中郎（蔡邑）有几势八字块。为此碑无诀不具，无势不备，不得以奇怪鄙视之，而隶法之中实尚存有篆意者也”。
韵秀一派，以《曹全碑》为代表，他评到：“书法之秀而挺拔，又汉碑中所少见”。
凝重一派，以《张迁碑》为代表，同属此派的还有《武荣碑》、《衡方碑》、《李孟初碑》、《张寿碑》等，均具沉雄朴茂之致。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东汉中后期的石刻文字标志着隶书由民间步入殿堂，最终完成了定型化、法度化的过程，彻底取得了篆书的地位，成为社会通行的官方正体，隶书书法也达到了高峰。
三、美为归宿
隶书是一种古老的书体，但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清代的书法艺术，有人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中兴”时期：篆书、隶书又重整旗鼓，碑学兴起等等。自楷书出现以后，历经南北朝、隋、唐、宋、元、明这几个时期，篆、隶一直处在被遗忘的角落。这种现状，使书法发展到明清之际出现了“台阁体”、“馆阁体”。它们的出现，用进化论的观点去衡量，是书法的倒退，也是帖学的末路。一方面，“馆阁体”的产生是时代的需要，它更强调书法的实用性，它是全民学书的结果，也是历代工楷的大清理。但另一方面，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馆阁体”，他体现了一个甚至几个时代人的风格特征，太范式化，没有艺术性，即从根本上扼杀了书法艺术作为个人创造自由的可能性。而艺术的本质，必然要求冲破这种“体制”。
明清时代，中国的书法史出现了一个浪漫主义阶段，即在明末初年的书坛上，出现了一批要求书法革新的书法家，他们强调精神解放，鼓吹个性自由，主张以书入画。以书入画，使中国的书法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时的书法已不是一种怀旧情感萦回的象征，而是一种现代情感的释放，正是由于感性的解放，才引起了书法历史的一种根本性的变化，从此，引发了清朝的“碑学运动”(注:胡传海《笔墨氤氲——书法的文化视野》，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碑学运动”的本质在于向原先设定的审美标准发起挑战，对几千年来被排斥在书法艺术殿堂之外的作品重新予以认识和分析。邓石如和伊秉绶，以书法的实际成就使碑学逐渐占据书坛地位。沉寂了几千年的隶书，又一次显示了它强大不朽的艺术生命力。
在当代，书法艺术的探求和欣赏已成为热门话题。对于书法艺术的学习，有些学者认为，初学书法未必一定从楷书入门，隶书即近楷书，而点画结体比楷书简单，更便于初学掌握，有了相当根底后，下可追大、小篆，是“近水楼台”，下可求楷、行、草，易得古雅之趣。隶书，充分显示了它在古今文字交叉点上的优势。
隶书，在书体发展史上是一大关捩。通过隶书的发生、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起源于实用，它在实用中提升，而又有赖于艺术而长存。
